1977年9月

1977年9月1日

对王兴要求为父亲王若飞①恢复名誉的申诉信,作出批示:“据我所知,王若飞同志在晋绥被捕和出狱问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一九七八年初,胡耀邦②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为王若飞平反。

△ 审阅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关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意见的报告》,指示由张爱萍③处理组建学校的有关事宜。随即将《报告》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罗瑞卿、张爱萍。一九七八年六月六日,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长沙工学院改称国防科技大学,列入军队序列。

——————

① 王若飞,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4月因飞机失事遇难。

② 胡耀邦,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③ 张爱萍,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77年9月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1977年9月2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关于教育训练小组(委员会)组成的建议》,作出批示:“军委常委各同志核阅后,请华主席批准。”并在《建议》提出的教育训练小组十一名组成人员后加写“宋时轮①为组长”。十六日,又指示,教育训练小组正式名称叫教育训练委员会,宋为主任。十九日,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成立。

——————

① 宋时轮,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

1977年9月初

审阅对外经济联络部、外交部《关于同朝鲜和一些亚非拉国家科技合作往来项目的请示》报告。

1977年9月4日

审阅李昌、胡克实①关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问题致方毅并转邓小平的报告,作出批示:“对单奎章这样有严重血案和罪行的人,理应追究。”同时,建议由中央办公厅将中国科学院调查后整理的《关于光机所的情况》和李昌、胡克实的报告以及有关批示转吉林省委处理。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在杨刚毅②、王大珩③反映光机所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工作组工作不得力和单奎章的问题没有给予认真处理的信上批示:“请吉林省委对工作组和单奎章问题严肃对待。”

△ 审阅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委员会《关于保留驻厂军事代表制度的报告》,作出批示:“军代表制度应该保留。由总后商同国防工办拟一正式决议(对原规定进行审查,加以修改),提交军委扩大会议通过。”

——————

① 胡克实,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负责人。

② 杨刚毅,当时任中国科学院第三局副局长。

③ 王大珩,光学专家。当时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

1977年9月5日

同方毅等商谈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问题,并要中国科学院起草一个书面报告,提出国家科委的领导人选,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六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我同不少同志交换过意见,看来恢复国家科委势在必行。”“原拟在国务院设科教组的方案,拟取消。”“大学科研由科学院统一规划。”“国防科研由国家科委统一起来,特别是必须统一规划。”并附中国科学院《关于全国科技工作管理体制的变革情况》和中国科学院科技办公室计划组一干部《关于恢复国家科委的建议》。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

1977年9月6日

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并附刘西尧关于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汇报。

△ 阅北京大学部分教师反映北京大学党委对揭批“四人帮”运动领导不力,北京市委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来信,作出批示:“看来北京市委无力解决北大问题,我已告刘西尧同志,商同市委重新配备干部。北大这样的重点学校,以后要有教育部的双重领导才行。”建议交吴德、倪志福解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阅后表示同意。

△ 下午,会见基恩·富勒①为团长的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教育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学生学习质量降低,教材水平大大降低,使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受到相当大损失。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就有可能真正按照毛主席的道路走了。要提高教材质量,现在是认真研究的时候了。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教育路线真正实践起来,真正能够造就人才,就是不上大学的,也要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还指出:过去“四人帮”不提倡搞生产,认为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反对按劳分配原则。所谓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现在,我们要恢复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是实行低工资政策,要实行好多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才能逐步提高工资。我们采取低工资政策还因为有个城乡关系问题,如果工资过高,农村生活水平不能很快提高,会吸引许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即使我们的工业更发达,国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顾城乡关系,不能相差太多,当然差距总还是会有的。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群众反对“四人帮”,主要是反对他们不让劳动,不让提高劳动生产率,不鼓励劳动有贡献的人,不让他们多收入一点,不让那些在艰苦劳动条件下劳动的人多收入一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对外贸易是随着我们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我们历来提倡自力更生,但并不是像“四人帮”解释的那样,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搞,连世界上先进的东西都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世界上先进的东西?这是人类共同的成果。在谈到万斯访华时指出:万斯访华有一个成果,就是万斯来了,这是你们美国现政府第一次派高级官员来中国。但是他带来的中美建交的方案,是一个后退的方案,就是“倒联络处”的方案。美国政府同意我们的三个条件,“撤军、废约、断交”的前提,但还要在台湾设立相应的机构。所以,我们还是重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有立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自己解决台湾问题时会考虑到台湾的特殊条件。在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时指出:我们历来的态度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贸易还是可以发展的,但中美关系正常化不解决,总有限度。在回答被打倒后的处境时说:我比较安全。有毛主席保护,专门指定人和部队保护我。我被罢了官后,毛主席为了不让“四人帮”掌握主要的权力,把华国锋主席提到主要的领导岗位。这以后,“四人帮”搞得更厉害了,这就创造了解决问题的条件。现在人们总是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早一点解决?早一点解决不可能,因为“四人帮”的问题要有一个暴露过程,等他们暴露更充分后,才能解决。毛主席一去世,“四人帮”就跳出来,这样解决的条件就成熟了。

——————

① 基恩·富勒,当时任美联社社长兼总经理。

1977年9月7日

审阅人民日报宣传小组送审的祝贺朝鲜国庆的社论稿《热烈祝贺朝鲜人民的光辉节日》,批示“可用”。八日,社论发表。

1977年9月8日

同意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新华通讯社《关于贯彻对印度工作方针具体建议的请示》报告,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1977年9月9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举行的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和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并献花圈。

△ 对《来信摘要》反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研究人员建议恢复和重建我国民间文学工作一事,作出批示:“照转请华主席审示。我个人意见,提得对,但目前还来不及处理,待一些时候再说。”

△ 审阅中国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六期会议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并就会议讨论的国际海底开发等问题作出批示:“这是一个长远的国际斗争问题。拟同意,请在京政治局同志批示。”

1977年9月10日

上午,会见滨野清吾①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提出的计划、设想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仅耽误了时间,而且受到相当的破坏。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破坏的东西抢回来。在谈到万斯访华及中美关系问题时,说:最近,我同美国美联社的人的谈话引起一场风波,甚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就此发表谈话。我们欢迎万斯来,谈不拢也没关系,我们都是欢迎的,都用很好的礼遇接待他。但是,他带来的所谓方案实际上比福特③、基辛格时代后退了。后来,他向你们日本政府通报,向台湾通报,回去发表声明说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表现了灵活性”,“访问很有成果”。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把真实情况说出来,要不然就让他欺骗了世界人民,也欺骗了美国人民。我对美联社的人说,确实有成果,那就是万斯来了。其他有什么成果?当然我们注意到万斯答应继续研究我们的立场,要继续会谈。我们说好。我们的立场,大家都知道,是公开的,没什么秘密。同我们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的立场一样清楚。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这是政治问题。现在美国总有那么一些人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玩,那怎么行?在谈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时,指出: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

① 滨野清吾,当时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

② 指经毛泽东审定,周恩来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并在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重申的,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构想。

③ 福特,即杰拉尔德·福特,1974年至1976年任美国总统。

1977年9月13日

会见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①。指出:对于朝鲜问题,美国总想把我们牵进去,我们表示了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坚决支持金日成主席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一贯主张朝鲜问题应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

① 吴振宇,当时还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

1977年9月14日

上午,会见河野洋平①为团长的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在谈到“四人帮”的问题时指出:“四人帮”的政治纲领是要把一批老干部打倒。他们的理由是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绝大多数是坏人、反革命,就要打倒。“四人帮”还提倡不劳动、不读书。“四人帮”说,宁要没有文化的社会主义,不要有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样蠢,好像不可理解,实际上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要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都搞乱,特别是把生产搞乱,把国家搞得不像样子,好在乱中夺权。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还说:国际间的相互交流是很自然的,是需要的。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指示被“四人帮”歪曲了,他们把引进世界上一些先进成果都谴责为“洋奴哲学”,这是最蠢的。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你们日本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阵营都瓦解了,两个阵营中间存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个新形势的发展,毛主席概括地提出了新的战略规定,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历来声明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环境,起码我们希望二十三年不打仗,二十三年就是到二十世纪末。那时,我们要达到一个先进水平,不说超过,至少赶上、接近世界当时的水平。世界在前进,特别是科学技术领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那时我们可能有个别领域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更多的可能是接近,所以我们需要和平环境。打世界大战只有两家有资格,即苏联和美国。苏联更具冒险性。但是苏联有两方面的弱点,一个是战略布局遭到挫败,一个是经济上的弱点,粮食不足,设备、技术落后。它拼命引进新技术,来弥补自己的弱点。在谈到自己被打倒的经历时说:人们都说我是“两落两起”,实际上我是“三落三起”。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担负着重要的工作,在党中央当秘书长,还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那时红军的队伍很少。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③。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就我个人来说,对个人安全是放心的。“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的职务是撤掉了,但毛主席还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

△ 审改《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在《通知》中加写一句话:“小学、中学、大专学校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基础,而大专学校又是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军。”还批示:“我看可以,改了几处”。

——————

① 河野洋平,当时为日本新自由俱乐部代表。

② 王明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③ 邓毛谢古路线,参见本书第41页注〔 1 〕。

1977年9月15日

阅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理科教材会议代表的来信,作出批示:“退教育部统筹安排。”信中针对师范教育的现状极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建议:一、教育部要重视师范教育,要有专门的部门来具体抓;二、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所重点师范大学;三、当务之急是明确重点师范大学面向全国,向全国重点中学和师范院校输送合格的师资。

1977年9月16日—20日

接待顺访中国的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十六日下午,到机场欢迎吴奈温,并陪同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十七日上午,同吴奈温举行会谈,通报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中日关系和中国国内的情况。在谈到铁托访华问题时说:铁托这次访问很成功。过去我们吵过架,现在双方都说过去的事算了。我们谈得很好,双方的关系有较好的发展。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指出:在日本促进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力量发展很快,现在就剩下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问题。日本政府没有理由反对把中日联合声明中已有的条款写到中日友好条约中去。看来福田下决心也难,如果他真的下决心,我们欢迎。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们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破坏了的恢复起来,要花不少力气。晚,主持国务院欢迎宴会并致祝酒词。十九日晚,出席吴奈温举行的答谢宴会并讲话。二十日下午,到机场为吴奈温离京赴朝鲜访问送行。

1977年9月17日

在本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一次核试验的新闻公报上批示:“每次试验,照样讲一次,是否必要,值得今后研究。这次的公报,拟同意。华主席、先念同志批阅。”

1977年9月18日

晚,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明确肯定新中国成立二十八年来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在科学技术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确定科学研究机构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认为应该恢复研究人员和教师的职称评定。

1977年9月19日

上午,和方毅①同刘西尧、雍文涛②、李琦③等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指出:一九七一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工宣队问题要解决。军队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下来。教育部要把重点大学管起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个学校,搞点示范。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招生的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科学研究机构已经确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并决定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这是很大的决策,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会引起震动,会影响到教育、工业等方面。教育部门要紧紧跟上。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要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科研系统有的人可以调出来搞教育,支援教育。搞教育是很光荣的,要鼓励大家热心教育事业。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

① 方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② 雍文涛,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③ 李琦,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④ “黑线专政”,最早是林彪、江青等用来诋毁建国后17年文艺工作成绩的用语。后来,林彪、江青等又把“黑线专政”论扩展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工作和党的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其他党政群工作领域。这种颠倒是非的估计,成为“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的主要论点之一,给各条战线的工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977年9月中旬

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了解毛泽东生前同她们谈教育问题的情况。得知毛泽东说过,对十七年教育工作不能估计过低。

1977年9月22日

阅《来信摘要》,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反映该院有关负责人的问题,作出批示:“社会科学院处于无人负责领导的状况,应考虑。”并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1977年9月24日

和杨勇①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谈话,就加强卫戍区部队建设、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发表意见。

——————

① 杨勇,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列席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77年9月25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曼弗雷德·韦尔纳一行。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我们不相信有持久和平,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样就可以延缓战争。美国单靠自己对付不了苏联,要同欧洲联合起来,但这种联合要建立在真正的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我们对美国人说,不要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使用,恐怕也可以说,美国人也不要把欧洲当作一张牌来使用。中国的战略还是毛主席的战略,即人民战争。现有武器即使落后也可以打,当然还要加强军队现代化。我们不会像苏联、美国那样花那么多钱搞核武器,但我们也要有准备。在回答中国加速现代化的重点时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要使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搞现代化,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出发点。当然,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主要依靠自己积累资金,我们不愿意背很多的债。稍长的延期付款,这样的形式我们愿意采取。凡是我们需要的先进的东西,条件适合的,我们都愿意吸收,包括军事技术上某些先进的东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工业方面搞自动化、半自动化,技术革新,在农业方面搞机械化。根本上还是从教育和科学研究着手。

△ 下午,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接见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大学科研规划、教材等会议,全国测绘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等会议的代表,和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全军摄影展览和全军美术展览的文艺工作者等。

1977年9月26日

上午,会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约翰·伯特拉姆·阿达姆斯和该研究中心加速器部主任克雷·米林。指出: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目标是,在二十世纪末力求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相当的部分赶上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个别的超过。要达到以上目标,必须承认自己落后,这样才能向前迈进。我们要以现代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老老实实地、虚心地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学习中创新。

△ 阅中国人民大学部分教师和干部关于建议由郭影秋①组织筹备委员会,拟订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具体方案的来信,并批转教育部处理。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中央责成成仿吾②、郭影秋负责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的筹备工作。七月七日,国务院批准恢复在一九七一年被撤销的中国人民大学,确定该校仍为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

△ 下午,会见美籍华人数学家陈省身教授。

△ 审阅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党的领导小组关于该所业务用房紧张问题的报告,并批送李先念、纪登奎交国务院办公室了解情况,提出解决办法。

——————

① 郭影秋,曾任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② 成仿吾,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书记。

1977年9月27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在得知布什一行将去西藏时说:西藏是我在西南地区工作时派一个军的部队去后和平解放的。除了台湾以外,中国最后解放的地方就是西藏。西藏解放前是农奴制度。你们到西藏后可以了解到,现在西藏人民心情舒畅,同达赖喇嘛①统治时不同了。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总的认为,战争总要来的,没有什么持久和平,但战争可以延缓。延缓战争的办法就是不要放松警惕,不要搞绥靖主义。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从上次见面到现在相距不到两年,其中有一年我没有工作,但天天看《参考资料》。总的国际形势没有什么变化。很遗憾的是中美关系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总是说,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的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法。这不是外交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们是从战略角度来看问题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如果从长远观点、从政治角度、战略角度看问题就容易下决心。经济问题都同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关。台湾问题的重点还是政治问题。我们理所当然地希望台湾问题早一点解决。我们说过,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有别的考虑。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这也是毛主席树立的一个风气。

——————

①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1977年9月28日

上午,会见菲律宾军事代表团团长罗米欧·埃斯皮诺①上将。在谈到中苏边界问题时指出:世界上有些人说中国想把沙俄占领的土地都拿回来,没有这回事。中苏边界长达七千多公里。如果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边界问题就容易解决,但苏联说都是它的。苏联霸权主义不改变,中苏关系也不会改善。在谈到加强中国军备问题时指出:我们要发展海军,但是是为了防御,不是为了扩张。我们不仅要发展海军,还要发展空军、陆军,但都是着眼于防御,做好反侵略准备。还指出:我们认为,日本有权利加强自己的防御,但我们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一样,要防止日本搞军国主义。

△ 下午,和华国锋等到机场迎接波尔布特②率领的柬埔寨党政代表团。晚,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欢迎宴会。二十九日下午、三十日下午,出席华国锋同波尔布特的会谈。十月二日晚,出席波尔布特举行的告别宴会。四日下午,到机场为波尔布特一行送行。

——————

① 罗米欧·埃斯皮诺,当时任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

② 波尔布特,当时任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

1977年9月29日

上午,和邓颖超①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在谈到“四人帮”的问题时指出:“四人帮”把老干部都叫“民主派”,说“民主派”必然是“走资派”,“走资派”必然是反革命。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第一个纲领。他们还有第二个纲领,即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以上两种人加起来为数就不少了。还有别的帽子,打击面就更宽了。“四人帮”带给我们的真是一场灾难!在谈到评《水浒》的情况时指出:毛主席并不是针对任何问题讲的。那时他眼睛不好,找人读书,有一次找人读《水浒》,在读的过程中毛主席有些评论,说:《水浒》好就好在暴露了投降派。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水浒》中有革命派,宋江混进去篡夺了领导权,使农民运动走向投降的道路。《水浒》好就好在这里。金圣叹②做了一件坏事,把一百二十回改为七十一回,把暴露宋江投降的一些情节去掉了。所以,如真正了解作者的思想,暴露宋江,应该恢复一百二十回或一百回。毛主席评《水浒》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并不是针对哪个人的。后来,“四人帮”歪曲毛主席评《水浒》的意思。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以批《水浒》为名,实际上就是批“民主派”、“走资派”和“投降派”。她想借此名义转移会议方向。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说:简直放屁,文不对题,不要听她的话。我马上打电话制止了。“四人帮”就是干这种事情。他们说宋江夺权把晁盖架空,实际上他们首先是说周总理把毛主席架空,后来又说我把毛主席架空。这完全是“四人帮”自己制造的。在谈到科研问题时指出:“四人帮”的干扰,耽误了我们好多时间。六十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一九六四年我国爆炸了原子弹,这是科研水平的集中表现。世界科学技术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走得很远。一个新粒子的发现,一种新的理论的出现,会发生深远的影响。一九七五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五十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其他方面恢复起来比较容易,教育和科研方面就不是这样,这里存在一个要后继有人的问题。抓科研不抓教育不行,要从小学教育抓起。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我们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我们的设备能力不小,但生产落后,这是一个组织管理问题。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我们的潜力很大,但有个组织管理问题,归根到底是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会见后,和邓颖超设午宴招待韩素音。

△ 下午,会见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庆祝活动的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旅行团部分成员。指出:我们要把因“四人帮”破坏而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要花更大的精力。这个领域我们损失很大,这是教育一代人的事,培养一代人至少十五至二十年。现在教学质量、教师质量都下降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世界发展到了什么样子,他们不知道,也不敢知道。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搞建设,单有雄心壮志不够,没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就像氢气球一样,一吹就破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希望,但要谦虚一点,合情合理一点,合乎实际一点。世界那个时候就不是今天七十年代的样子。讲多数领域接近国际水平,相当一部分领域赶上去,个别领域超过,恐怕比较实际。把我们的目标定低一点,如果我们赶超做得很好,那不是更好嘛!总之,要比较实际一些。又指出:海外侨胞、台湾同胞的事情,过去都有机构管,后来统统没有了。不仅国内遭灾,你们也受难。现在,侨务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了,准备恢复过去的侨务机构。我们的政策还是那些,长期居住在外国的,鼓励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但也不能强迫。加入外国国籍的也可以为祖籍国服务,还有个更好的条件,可以加深两国的关系。不愿意的也不勉强,祖国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过去侨务工作的政策是毛主席、周总理定的,绝大部分要恢复起来,有些需要改正,有些不完善的要完善起来,不妥当的要改进。前不久,恢复了中央统战部。过去,“四人帮”破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都没有了。现在,把“庙”建立起来,有个“菩萨”在里面管事,要把爱国人士、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等等都更好地团结起来。

△ 晚,出席国务院办公室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庆祝活动的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举行的招待会。在致祝酒词时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还指出:广大海外侨胞长期以来同侨居国人民一道,对发展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对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我们希望他们继续同侨居国人民友好相处,遵守侨居国的法律。我国政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我们赞成华侨自愿选择居住国的国籍,已经自愿加入和取得了所在国国籍的朋友,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亲戚,我们希望他们为所在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为促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近几年来,有不少侨胞和朋友来华参观访问,对增进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欢迎更多的侨胞、朋友回来看一看,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更大的贡献。

△ 对《情况汇编》③反映的深圳口岸站对外接待工作中亟待解决的进出境人数不断增加,对外接待工作日益繁忙等问题,作出批示:“先念、登奎同志:这样事情需要国务院具体抓一下,绝非深圳一处问题,所有口岸都要管好,设置专业职工,严格规章和奖惩制度,如何?”

——————

① 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② 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

③ 《情况汇编》,由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编印。

1977年9月30日

审阅《红旗》杂志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成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

△ 阅《人民来信摘报》,就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①一干部建议恢复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一事,作出批示:“这个学院应由农林部主管起来。此件似可送交农林部党组研究处理。”并将《摘报》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又在华北农机学院五名教授请求批准华北农机学院搬回北京的《来信摘要》上批示:“由教育部商同有关单位处理。”一九七九年七月国务院决定该校迁回北京原址办学,并恢复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名称。

△ 晚,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出席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

① 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前身为1952年创办的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文化大革命”中学校迁往四川,1974年又迁到河北邢台,改名为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

中国网 2004年8月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电子邮件: webmaster @ china.org.cn 电话: 86-10-68326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