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4日
就《来信摘要》刊登的河南沈丘县回民中学一教师反映的对党风不正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等问题,作出批示:“转中央书记处参阅”。
1988年5月5日
在住地同李鹏谈话。
△ 上午,通过中央电视台,向中国、日本、尼泊尔友好登山队突击队员从南北两侧成功会师珠穆朗玛峰峰顶的壮举,表示祝贺。
1988年5月6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和嘉奖令,授予老山地区防御作战有功单位及个人荣誉称号,通令嘉奖老山地区防御作战部队指战员。
1988年5月11日
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题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冯白驹①雕像题字:“冯白驹将军”;为谢子长②烈士陵园题字:“子长陵”;为中央电视台三十周年题字;为《求是》、《党史博采》、《中华儿女》、《中国之友》、《军事工作通讯》题写刊名;为《解放军烈士传》、《国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大辞典》、《中国音乐家名录》、《中国现代名人辞典》、《绿色长城》题写书名;为《中国体育报》、《济南日报》、《黄山日报》、《海南日报》题写报名;为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题名;为中国电子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南财经大学题写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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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白驹,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海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7月逝世。
② 谢子长,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1935年2月逝世。
1988年5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美国《世界报》月刊五月号评选邓小平为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十年风云人物,认为他是“最代表时代精神的社会人士”。《世界报》在发表这一消息的文章中说,邓小平的革命“可能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变成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强大的国家”。
1988年5月15日
上午,会见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指出: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现在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的新潮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正在发展。现在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我看这个说法为时过早,最大的缺陷是十亿人口的中国还落后,这个地区还有约十五亿人口处于不发达状态。所以说,太平洋时代肯定要到来,但不是现在。真正的太平洋时代的到来至少还要五十年。那时也会同时出现一个拉美时代。我希望太平洋时代、大西洋时代和拉美时代同时出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两个,就是和平和发展。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的和平时间发展自己,看来有可能。你们和我们都要充分利用这个时期,从事建设。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问题时说:外债问题责任主要在债权国方面。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应作出更多的努力。这是需要长期商量的问题。我们也借了外债,我们会注意你们的经验教训,就是借债要适度。
△ 为山西革命博物馆题写馆名。
1988年5月18日
上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若阿金·希萨诺。在谈到中国国内问题时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在谈到物价问题时指出: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如粮食收购价格很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差价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财政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财政开支达几百亿元。所以,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前进。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每一个步骤都涉及千家万户,涉及每个人的生活问题。在客人谈到莫桑比克国内情况时说: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1988年5月19日
上午,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在谈到中国物价改革问题时说: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理顺物价,加速改革》。
1988年5月24日
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①。在谈到人道主义问题时指出: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口可能是十五亿左右,而且还一定要坚决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美国有些国会议员不懂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说什么人道不人道。什么是人道主义?如果中国到了那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至少对中国人民不人道。在谈到发展问题时指出:要从全人类的高度来研究发展问题。我们欢迎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但是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不能建立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前几天我同拉美朋友讲过,不仅希望下个世纪出现太平洋时代,而且希望出现拉美时代,出现西亚时代,出现非洲时代,这样全球就能真正稳定起来。又说:中国正在进行深入的改革和开放。今天,这么多国际知名的企业家、金融家一起来到北京,体现了你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关注。同时,希望客人:第一,推动世界各国的企业家、金融家一起来帮助中国发展,重要的方式是投资,还有技术转让;第二,帮我们出些主意,这是“软件”。“软件”这个词过去我不懂,还是向基辛格博士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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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代表团是来北京出席该银行举行的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团成员来自15个国家。
1988年5月25日
上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在谈到干部新老交替问题时说:我现在已经半退了,准备过一两年真正全退。当然,还要听党的决定。不过我的心情是全退,这对党有益处,对国家有益处。从根本上说,退的涵义是真正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退休制度,从人事制度上,使比较年轻的同志容易上来。我们这些老人总站在那里,就挡了比较年轻的人和年轻人的路。不但中央要这样做,而且地方各级都要这样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要逐步年轻化,才能体现党的活力,体现国家的活力。年轻人经验不够,但精力充沛,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的知识比较多。还说:我的真正专业是军事,打了二十二年的仗,组织了不少战斗和战役。等我军委主席不当了,就全退了。在介绍中国的改革情况时指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当然,在改革中也有不同意见,但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现在不是要收,而是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在谈到海峡两岸统一问题时说: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在谈到中捷两党关系时指出:我们两党恢复关系以来,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发展是好的。旧账都不算了,让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
中国网 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