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1日

上午，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邓颖超、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接见出席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合影留念。

1988年9月5日

上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在介绍自己经历时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一九二二年算起①，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在谈到如何总结经验教训问题时指出：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强调：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一九九七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中午，在宴请客人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分为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题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一篇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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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22年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988年9月6日

为《李伯钊①文集》、《回顾与展望》、《中国人民银行建行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题写书名；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四十周年题词：“祝贺香港文汇报创刊四十周年”；为《中国人口报》题写报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生院题写院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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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伯钊，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85年4月逝世。

1988年9月7日

上午，会见美国国防部部长弗兰克·卡卢奇。指出：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全心全意地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我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中国是一个守信用的国家，是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问题上，我们欢迎谋求缓和的趋势，我们反对谋求霸权。最近几年的历史证明，所有谋求霸权的都遭到了失败或正在失败。中美关系近几年的发展是比较平稳的，我们应该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欢迎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采取不干涉立场，促进海峡两岸接触。你的前任温伯格部长来访时，我跟他谈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有好处，这是关系到中美长期友好关系的问题。上次舒尔茨来访时，我对中美关系作了个评价，就是近几年来，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是比较平稳的。我用了“平稳”这个词。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友好关系，这是双方的共同愿望。所以，近年来尽管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纠葛，对一些问题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没有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是相互理解的。我们这样两个大国，不友好是不行的，有理解就好办了。自从我们建交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我们之间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产生爆炸性影响，那就不好了。我同温伯格部长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经常把这个问题放到脑子里，经常摆在工作日程里边，注意这个问题。我相信部长和大使都知道台湾在发展军事力量，这不是一个小问题。现在台湾的情况是这样的，谋求统一的力量在发展，谋求台湾分裂的力量也在发展，这两种力量都在发展。这是很微妙的事情。希望美国始终坚持三个公报的原则，我们共同遵循这三个公报的原则。我们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坦率地跟美国的政治家们讨论这个问题。

1988年9月12日

上午，在住地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①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薄一波。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还说：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在谈到科技问题时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科教投资的使用要改进，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这个谈话已分为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二部分，一篇题为《中央要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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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198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

1988年9月14日

上午，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先念、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薄一波等，会见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①、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徐信②、郭林祥③、尤太忠④、王诚汉⑤、张震⑥、李德生⑦、刘振华⑧、向守志⑨、万海峰⑩、李耀文⑾、王海⑿等十七位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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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基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② 徐信，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③ 郭林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纪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④ 尤太忠，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

⑤ 王诚汉，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⑥ 张震，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

⑦ 李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⑧ 刘振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⑨ 向守志，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⑩ 万海峰，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⑾ 李耀文，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

⑿ 王海，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1988年9月16日

上午，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一行。在谈到中国改革问题时指出：改革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到了应该很好总结的时候。十年来的发展是可喜的，但也带来新的问题。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也带来麻烦。通货膨胀主要是管理不严造成的，我们缺乏经验。物价改革以前就有通货膨胀问题，主要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妥善。现在需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控制总需求的增长，控制发展速度。我们的胆子够大了，现在需要稳。十亿人口的大国，应力求稳定。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这是我们遵循的原则。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迟早要实现，现在正在走向正常化。正常化的性质不是五十年代那种关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与日本的关系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自然还有一个党的关系问题。党的关系正常化的性质，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不是五十年代那种关系。

1988年9月17日

上午，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谈到治理整顿问题时说：我们十年改革并不一帆风顺，现在面临一些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问题。我们需要总结十年的经验，制定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对一些措施、规划，要根据现实作进一步调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以后还会有，不会风平浪静。我们做好多事还没有经验，欠缺的是本领，不过本领是可以学会的。至于通货膨胀，我们会有办法的。很重要的一条是加强纪律，中央要有效地进行管理。这同开放并不矛盾，越开放越要善于管理。无政府主义会弄得天下大乱。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现在集团政治该结束了，这主要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①。霸权主义该结束了，不仅全球霸权主义，还有区域霸权主义。现在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趋势是明显的，至少在今后三十年五十年内这一趋势还会发展。道理就是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绝对优势也没有用，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说：蒋经国②先生在世时曾讲要对历史作出交代，但美国对这件事进行了干预。所以说，中国统一问题恐怕最大的障碍还在美国方面。美国在宣传方面公开声称不介入中国统一问题，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中美之间有不少纠葛，但核心是台湾问题。在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说：能游泳，证明我身体很好；能打桥牌，证明我记忆还可以。我健康的原因主要是心情比较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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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沙条约组织，是1955年6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在波兰首都华沙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称《华沙条约》)，而成立的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峙的政治军事集团。1991年7月解体。

② 蒋经国于1988年1月逝世。

1988年9月21日

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邻国之间的关系。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都需要这些原则。现在看来，战争打不起来，和平可以维护。发展问题是个南北关系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更多，要放到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解决。要使发展中国家发达起来，穷国、富国都有责任，但毕竟穷国有自己的责任。穷国主要靠自己，靠别人施舍，希望不大。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利用和平环境好好地发展自己。

1988年9月23日

和李鹏签署国务院、中央军委令，发布施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 　

1988年9月24日

上午，会见河合良一①为团长和冈崎嘉平太②、斋藤英四郎③为最高顾问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满意的。希望日本方面加快在中国投资的步伐，特别是在技术转让方面，希望日方能够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帮助中国提高创汇能力，这比单纯地向中国提供贷款更为重要。同时，表示赞同斋藤英四郎提出的要发展经济，首先要解决钢铁问题的意见，指出：要搞好经济建设，就要解决好供和求的矛盾，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速度就不能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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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河合良一，当时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

② 冈崎嘉平太，当时任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

③ 斋藤英四郎，当时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

1988年9月30日

同彭真谈话，重点就加强农业问题交换意见。

中国网 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