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

1979年5月1日

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就印度支那局势交换意见。会见结束后,邀请瓦尔德海姆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联欢晚会。

1979年5月2日—6日

接待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奥恩并举行会谈。二日下午,前往机场迎接侯赛因。三日上午,在会谈中指出:我们把印支问题看成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能看清楚印支问题的实质。三日晚,举行欢迎宴会。在讲话中希望东盟各国加强团结和协调,捍卫亚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四日上午,在会谈中指出: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现在中国的贸易额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分量太小,不到百分之一,我们的进口总额并不比你们多多少。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不发达、技术落后。中国对外贸易不发展,也还有政治因素。政治上的因素又分为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我们是长期被封锁的国家,实际上从一九七二年才开始打破国际上的封锁,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日建交才开始打破封锁状态。这以前,我们只同苏联搞贸易,跟东欧国家的贸易也很小。中苏关系一变,贸易额也就下降了。另一个阻碍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今后,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出口的不断增长,进口也相应地会有很大增长。现代化设备,还有原料等等都会进口。穷的中国不可能有很大的贸易额。五日晚,出席侯赛因举行的答谢宴会。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东南亚局势表示深切的关注,愿意为维护和平、稳定的东南亚进行不懈的努力。六日上午,前往机场为侯赛因赴上海参观访问送行。

1979年5月3日

下午,和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接见全国青联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和全国学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1979年5月5日

上午,会见安德烈·马尔蒂①中将率领的法国国防高等研究院代表团。指出:我们对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满意的。在国际局势动荡状态中,需要我们两国共同探讨、商量和合作的事情很多,需要加强和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在军事方面,两国进行人员交往是非常好的事情。你们在国防现代化方面是比较先进的,取得的成就比较大,我们比较落后,需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不少。我们赞成法国拥有自己的核力量,拥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包括常规力量。我们中国也要拥有这方面的力量,但我们不同美国和苏联竞赛,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花不起那么多钱。我们的战略是防御性的。三十年来,我们在加强军事力量上从未放松过。一方面,我们相信用劣势装备也能够同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对抗;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军事装备现代化。又指出:中国人民吃够了落后的苦头、混乱的苦头,所以我们提出要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谁不这样做,谁就要被人民打倒。我们的政策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还指出:搞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还有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可以从发达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引进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也可以取得相当多的国际资金。这个国际条件是我们建国以来前二十年所不具备的。在这方面,我们要采取开放政策。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管是同外国公司搞补偿贸易也好,外国厂商在中国设厂也好,中国增加的收入都归全民所有,所以不会发生改变政治制度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有好的东西,如一些管理方法,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有些青年受资本主义一些腐朽的东西的影响是难免的,我们要进行教育。什么都怕,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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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德烈·马尔蒂,当时任法国国防高等研究院院长。

1979年5月8日

就《情况汇编》反映的北京市东城区反修路中学①一教师要求归还其外籍亲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房屋一事,作出批示:“请林乎加同志过问一下这件事。落实政策,困难重重,此一事例。”

△ 下午,和华国锋、李先念等听取全国边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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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反修路中学,今北京市东直门中学。

1979年5月10日

上午,会见美国商务部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指出:我们经济调整本身,是为了使经济发展得更快,更好地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还有一个要利用好的,就是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这也是我们的缺口。这些都属于调整范围,否则搞引进没有用。经济调整,并不影响我们大量而不是少量地吸收国际资金和引进先进技术及设备。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就是各行各业都伸手,这就要权衡一下,分轻重缓急,看哪些先、哪些后。每个具体引进项目都要考虑支付能力。

1979年5月上旬

同意对外贸易部、交通部、外交部《关于我准备参加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①的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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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轮公会,是由在同一航线上经营班轮运输的轮船公司,为维护共同利益、避免相互间恶性竞争、建立统一运价和统一制度而组成的国际航运组织。1974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全权代表大会通过《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这个公约1983年10月生效。1980年9月中国提交了加入这个公约的文件。

1979年5月11日

下午,和华国锋、汪东兴接见五一国际劳动节少数民族参观团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

1979年5月12日

上午,和徐向前会见埃卢基·蒙加·昂杜①准将率领的扎伊尔军事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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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卢基·蒙加·昂杜,当时任扎伊尔国防和领土安全部国务秘书。

1979年5月13日

和华国锋、徐向前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届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并观看军事项目表演。

1979年5月14日

上午,会见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母巴赛罗那伯爵夫妇。指出:我们的海军不准备发展得太大,主要是用于防御。我们不会到国外去侵占别人的地方,也不需要在世界上建立什么基地,不搞霸权主义,只要有自己的防御力量就够了。当然,也要现代化才行,现在我们的海军太弱、太小。

1979年5月16日

上午,会见大畑忠义①为团长的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指出:国际上很关心中国提出的经济调整问题。人们提出疑问:这个调整是不是改变了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是不是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开放政策?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可以明确地说,这个调整方针是为了更加稳妥和更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好地执行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和政策。我们除了吸收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外,还要学习国际上的管理经验。中国的经济必须要照顾到农业。我们中国人口将近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不前进,一定要拖工业的后腿。工业内部有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重工业内部也要有适当的比例才能发展。比如,我们现在的电力、燃料、动力工业不发展,其他工业就遇到困难;交通不放在优先的地位,也是不行的。所谓调整,主要是调整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的关系,调整得好些,相互比例关系更恰当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比较快地前进。我们国内经济有个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哪些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的调整问题。我们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用在哪些方面,也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什么都干也不行。在回答关于中国是否打算恢复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名誉问题时指出:过去给刘少奇加的罪名不实。叛徒,现在材料证明没有这回事;工贼,没有这回事;内奸,也没有这回事。这些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在适当的时候作出正确的结论。在回答考不考虑在中国实行“自由化”问题时指出:我们从来不提“自由化”。我们从来都提民主集中制,现在这样提,以后也是这样提。过去民主缺乏,民主不够,以后要着重发扬民主,因为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很好的集中,但不能够搞无政府主义。民主集中制和发扬民主不矛盾。“四人帮”搞无政府主义,搞得一切都没有秩序,乱七八糟,那是灾难。现在有些闹事的,实际上是“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照他们的搞法,又要搞乱的。我们现在需要安定团结,把大家团结起来,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发扬民主,也要加强法制,中国吃了十年动乱的苦头。反对少数人的胡作非为,是得人心的,人民是很拥护的,人民不满意他们乱搞。世界上所谓人权问题,各有各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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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畑忠义,当时任日本时事通讯社社长。

1979年5月17日

和余秋里听取李耀文、郑天翔①、李昌②等关于国防科委、七机部、科学院接待美国宇航局代表团情况的汇报。指出:从美国购买通讯卫星,应以彩色电视广播为主,覆盖全国为准。要普及电化教育,加速培养人才。要尽可能多搞点技术,即使多花点钱也可以干。必须学会先进的技术,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做到我们自己可以搞。还说:国防科委无论如何要把亿次计算机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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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天翔,当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

② 李昌,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

1979年5月20日

上午,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顾问阿迦·夏希,就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

△ 上午,和邓颖超到机场为西哈努克亲王赴朝鲜访问送行。

1979年5月中旬

同意外交部《关于在巴西圣保罗市设立总领事馆的请示》报告和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对外贸易部、商业部《关于拟同意孟加拉国总统特使来访的请示》报告。

1979年5月中下旬

审阅彭真①关于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是否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和设常务委员会的报告,作出批示:“我赞成第三方案,相应的这次人大只修改宪法这一条,其他不动。这个问题建议在人大会前议一下。”彭真在报告中提出的第三方案是:在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并恢复人民委员会(包括省长、市长、县长等职称)。七月一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决定增加“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一款,并同意“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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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1979年5月22日

同余秋里、姚依林①、杨勇、黄华等谈话,商议引进国外航空工业技术等事宜。指出:军费是要控制的,但军队装备总得搞一些新东西。我们航空方面的技术力量差,主要是电子技术、软件、发动机落后。这些东西要完全靠自己解决,时间可能要很长,困难会很大,可以引进某些技术,特别要引进那些缺门技术。要买一点新的、性能较好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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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姚依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1979年5月23日

同意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关于一九七九年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请示报告》,并批送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核阅。

1979年5月24日

上午,和邓颖超会见即将离任的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赞扬他为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1979年5月26日

阅萧劲光的来信,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来信说:我这次犯病承蒙您亲自来医院看望并多次关心我的平反问题,甚是感激。现在我感到力不从心。为海军建设前途着想,还是让我离开海军领导岗位为好。一九八0年一月,萧劲光离任。

△ 同意教育部《关于华东水利学院几内亚、索马里留学生殴打中国教工事件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在报告的“学院要采取适当方式宣布对肇事者的处理,并说明已对部分中国学生的错误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希望中外师生今后团结友好,同时要求留学生好好学习、遵守校规和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一语旁,作出批示:“如经过工作还有不愿意继续学习的,可以同意退学回国。”

1979年5月27日

上午,会见阿卜杜拉·侯赛因·哈拉里①为团长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民间合作发展机构代表团。指出:中国和阿拉伯也门两国的关系历来是深厚的。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确实够得上是朋友。你们那个地区过去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国际局势动荡的中心之一。最大的原因是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各种力量都来争夺。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争夺,给阿拉伯人民带来了灾难。我们相信,你们的斗争尽管还有曲折,但最终将取得胜利。我们希望阿拉伯也门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好起来。

△ 审阅张爱萍关于中共中央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工作分工的报告,作出批示:“同意此处理,不宜再拖。”并批送华国锋、徐向前、聂荣臻、王震、余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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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卜杜拉·侯赛因·哈拉里,当时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民间合作发展机构总联合会秘书长。

1979年5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彭真作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说明。指出: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比较成熟,当然,肯定还有不完备的地方。将来发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再修改。现在可以正式公布,不再试行。

△ 同意刘澜涛①《关于召开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准备工作的报告》,并批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核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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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

1979年5月30日

上午,会见美国总统贸易谈判特别代表罗伯特·施特劳斯。指出:中美两国今后在政治、贸易和经济方面交往的事情多得很,用中国的话讲“来日方长”。现在彼此确实还不太熟悉,比如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市场情况不太熟悉,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情况、市场情况也不太熟悉。总的来说,贸易不发展对双方都不利。从中国方面说,总是要从贸易方面开辟新的途径,增加自己的偿付能力,这才能更多地引进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先进技术。你们这次来,重点是谈纺织品,但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看在其他的领域还能开辟什么途径。

1979年5月31日

上午,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一行。指出:我们现在决心搞四个现代化,但我们的知识确实不够。战后日本很快就发达起来了,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别人的经验照搬也不行,中国有中国的条件,日本有日本的条件,但恐怕有大量的东西是可以用的。现在我们要发展经济,关起门来是不行的。我们不但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充分利用各国的好经验,并且要把这种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确实希望同日本在这方面更好地合作。当然,也要同美国、欧洲合作。在回答是否有接受日本政府贷款的考虑时指出:如果建设项目需要的资金过大,采取政府形式贷款,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政府贷款的形式、条件如何,要研究。过去我们搞补偿贸易,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现在还考虑合资经营,甚至让外国厂商在中国投资设厂。我们准备搞一个投资法。这个立法本身就表明中国的政策没有变。有关的专利法、国际贸易法、国际经济关系法,以后都要逐步搞出来。没有这些法,今后如果打官司,我们总会输,而且还有一个国际信用问题。最近,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要讨论这些问题。

1979年5月下旬

同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关于哥伦比亚众议院议长伊斯特曼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

中国网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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