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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内克,一个典型的“68型”作家
中国网 | 时间: 2004-10-14  | 文章来源: 外滩画报

耶利内克是个非常叛逆的人,对奥地利社会批判特别多,所以官方基本上将她定位为“给奥地利政府抹黑之人”。

 

展现在公众面前的“200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是如此与众不同并受人非议。显然,这位以性、暴力、政治为题材的女性作家,以先锋、狂暴的姿态令很多人不悦、不安,甚至反感。奥地利一个评论网站,赫然以“淫秽、亵渎神灵、粗俗”为题表达其厌恶之情。

《外滩画报》(下文简称“外滩”)就此采访了正在德国海德堡的访问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教授卫茂平,以及耶利内克代表作之一《钢琴教师》的中文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宁瑛。

“给奥地利政府抹黑之人”

——获奖后的死寂

《外滩》:请问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获奖后在德语世界的反响如何?

卫茂平: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德国主要两个电视台电视一台和二台并没有大幅报道,但是对和平奖得主马塔伊却大幅报道。

耶利内克获奖后,德国“文学教皇” 赖希·拉尼茨基说了几句话,一句是:“又一个德语女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6年诗人萨克丝[Nelly Sachs]是第一位);另外一句是,“她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非常激进、非常极端的女作家”。他的评价非常中肯。

奥地利的总统、总理等也出来讲了一些赞扬的话。但我印象深刻的是文化部长说的话,他称诺贝尔文学奖是耶利内克个人的荣誉,而不是国家的荣誉。因为耶利内克是个非常叛逆的人,对奥地利社会批判特别多,所以官方基本上将她定位为“给奥地利政府抹黑之人”。

更激进的是奥地利一个评论网站,直接就以“淫秽、亵渎神灵、粗俗”为题批判耶利内克。

我本人也非常不喜欢这位女性作家。

宁瑛:我也听很多在国外的朋友告诉我,耶利内克获奖后在欧洲的反应并不强烈。比较而言,这几天中国媒体对她的大肆报道似乎有些过火了。西方人并不热衷这样的奖励,并非只是冷遇耶利内克,其实以前每次诺贝尔文学奖也大致如此。

《外滩》:耶利内克获奖是不是让很多人意外?

卫茂平:其实,也不太意外。据说她去年已经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了。不过外界一直并不看好她,都看好阿尔及利亚女作家杰巴尔。正在德国举办的2004法兰克福书市上,特别以中东文化为主题,重点推介杰巴尔的作品,而且作家本人还亲自来到书市。

有趣的是,法兰克福书市上却几乎没有耶利内克的任何一本书,包括她本人的德国出版商罗沃尔特出版社(Rohwohlt)的展台。得知她获奖后,这家出版社才赶紧把她的书运送到书市。

《外滩》:她在获奖后表示因病将不参加颁奖典礼,称自己的失望大于平静。这是否和她本人的个性有关系?

卫茂平:她自己辩解说,以前曾获得的几个奖项她都是让别人替她代领,这次诺奖颁奖典礼她也会让罗沃尔特出版社的负责人去替她拿。她不去领奖,自己说不是身体原因,而是由于心理因素,不太想成为公众的焦点。但外界也有传言,说今年因为是想颁奖给女性,所以才会让她有了机会。可能这点让她本人有些不舒服。

宁瑛:具体情况不了解。她以健康原因为由,不去领奖,我个人猜测可能与她有点特立独行的个性,与她一直以来与公众舆论的不十分融洽的关系也有一定牵连。

耶利内克让我想到了萨德

——性与暴力

《外滩》:耶利内克被人称作是强悍的女权主义者,性、暴力,还有奥地利社会的阴暗面经常作为她小说的主题。这与她私人经历有关系吗?

卫茂平:按照文学实证研究,这与她家庭、成长经历有关。此外,也与她的艺术风格追求有关系。

耶利内克虽然是在二战后的奥地利长大的,但还是深深地以为奥地利社会依然在法西斯阴影之下。她父亲是捷克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在德国的军工厂里面工作。由于他本人是化学家,所以免受了迫害。但是到了50年代,他父亲精神失常,60年代死在精神病院里面。她从小就是由她母亲带大,而且母亲也是比较专制的人。

她读书的环境也很有意思,在天主教幼儿园长大、后来又在教会修道院里读小学。教育环境都相对保守。可能对周围环境很难适应,她读小学的时候,就由于精神状况进过医院,大学期间也因为精神问题休学疗养过。

家庭因素和宗教上的反叛、童年的阴影对她可能影响都比较大。1974年,她与德国丈夫结婚。之前,她曾经与奥地利两个公众人物同居过,一个是诗人罗伯特·辛德尔(Robert Schindel),另外一个是作家盖尔特·罗许策(Gert Loschuetz)。

另外一点就是她自己在艺术上的追求。她追求丰富的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反叛也许是无意识的,也许是她自己刻意追求的。

宁瑛:就我所知,《钢琴教师》这本书的内容,和她自己的家庭以及经历有点关系。至少童年学习音乐和父亲患精神病等她是有切身体会的。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批判不合理、不完美的东西,是西方很多作家的创作准则。

《外滩》:1988年纽约时报Michiko Kakutani在对《钢琴教师》做书评的时候说:“耶利内克女士表现出决不妥协的劲头。然而,她对主人公Erika的性暴力幻想似乎有蓄意夸大的意味,好像小说之所以这么做的惟一目的就是让读者吃惊。她无情地揭露、关注维也纳生活的阴暗面,有人为的、做作的因素在。最后,这本书让人感到压抑,而不是真正的纷扰。”你怎么看待她小说中的性变态心理描写?

宁瑛:我也觉得她的描写有夸大,或者故意把变态心理推到极端的程度,可能生活中并没有这种现象,或者不多见;但也许作者正想通过这样的写法达到振聋发聩的目的。

现在《钢琴教师》的中文版要在国内推出,我也很担心里面一些情色描写是否能让人接受。有记者采访问我,谁最适合看这样的书?我回答说,可能是李银河。这本书非常适合给她作女性心理研究。

卫茂平:耶利内克让我想到19世纪的法国作家萨德。两者的反叛性、对性和施虐狂的大胆描写都很相似。耶利内克本人的作品也因为露骨的性描写经常被打上“色情”的标签。对萨德而言,就是“我所写的并不都是我所经历的事”。

现代女作家与古典主义的女作家风格完全不同,她们更敢于对性进行描写,甚至比男性作家更前卫。

她是典型的“68型”作家

——文学与政治

《外滩》:今年诺奖结果出来后,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瑞典皇家委员会还是多少与政治挂了钩。耶利内克是个坚定的反对右翼极端主义者:她曾有18年的奥地利共产党“党龄”,去年她新出的戏剧《斑比乐园》(Bambiland)还强烈地讽刺过美伊战争。是否可以认为,耶利内克的文学作品是她政治参与的一个形式?

卫茂平:她是典型的“68型”的作家。她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参加过欧洲学生运动。她的文学开端就是从参与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的讨论开始的。符号学通过符号讨论社会、欲望、文本,甚至是色情的方法对她影响很大。可以说她的文学与政治是同时开始的。因此她参加共产党也是可以理解的,到1991年,由于奥地利共产党内部一些原因,她和当时党内两位有名的人物一起退党,在当时奥地利也很轰动。

诺奖委员会当然会否认评奖与政治有关。这次文学奖授奖词中,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特别称赞了耶利内克有超凡的语言风格和音乐性,但奥地利一些评论家则反讽说,耶利内克语言原本就缺乏音乐色彩,她的语言象征意味过于浓厚,充满文字游戏的色彩。

《外滩》: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耶利内克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抨击奥地利,她曾经在《死者的孩子》(Die Kinder der Toten,1975)中直斥奥地利是个死亡之地。当时具体背景是如何的?有什么样的反映?

卫茂平:她进入文坛的政治姿态很强,个性本身又很反叛,所以对官方很多方面都持否定态度。

耶利内克激烈地反对极端右翼的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也曾大肆抨击她的作品灰暗,有不健康、露骨的性爱描写。1998年,约克·海德尔(Jorg Haider)执政的自由党在海报上写着,“你想要耶利内克、特瑞尼和匹曼,还是艺术?”(彼得特瑞尼[Peter Turrini],作家,匹曼[Claus Peymann],戏剧导演,都是激进的奥地利民族主义者)。2000年,海德尔上台后,她宣布禁止自己的剧本在奥地利公演。

她的戏剧作品似乎影响力不大,据说她近4年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作品了。我理解她的行为更多时候可能是一种政治姿态。她的作品本身也不大受欢迎,即使她自己不禁止演出,也未必受欢迎。

《外滩》:她在德国获得的认可包括奖项,比在祖国奥地利要多很多,里面是否有更多故事?

卫茂平:事实上,她在奥地利不受认可或许是因为她的批判态度。她的文学主要阵地和市场都在德国。她的书大多是德国的罗沃尔特(Rohwohlt)出版社发行的,两年前转到柏林出版社。

她拿过的奖项很多,20多个,但大都是德国人给她的。德国人对她的认同,源于排除了政治因素,直接进入她的文本。

其实很多诺奖获得者都是通过德语进入人们视野的。如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作品就是翻译到德语,后来获奖的。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英国作家卡内蒂也是通过德语写作获奖的。在德国文学中,很难区分什么是哪个国家的,如尼采、卡夫卡等,大家认同他们就是德语文化而非他们的具体国籍。

“由自由女神沦落为女奴”之后

——作为女性的写作

《外滩》:作为一个女性,她的书一直以女性为题材,深刻地浸淫了悲观主义情绪,她所有要表达的观念似乎就是“女人生来就被塑造、被忽视,她们无法,也没有能力快乐、有效地在世界上栖息。”这种情绪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中形成的呢?您认为她是如何看待自己作为女性这个角色的?

宁瑛:这不是她一个女作家的观点。自母系社会进入父权社会之后,男子摘掉了女性头上的光环,掌握了人类社会的权柄,女子由自由女神沦落为女奴,由主宰变到屈服地追随男性,按照男性的要求塑造自己的客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是许多女作家的观点,耶利内克的思想也是在这种土壤中形成的。

《外滩》:和她一起成长的奥地利女作家,如Marlen Haushofer、Ingeborg Bachmann、Barbara Frischmuth和 Brigitte Schwaiger,都在以文学批判奥地利社会的女性地位,这是否代表德语世界中一种新兴的女权运动趋势?

宁瑛:二次大战后,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的青年反叛传统的形势下,女性文学与社会、政治、历史问题联系紧密起来。她们强调培养女性的主体意识,用女性的视角审视事物,从各个角度揭露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性和爱情是一个重要方面。她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是反权威的大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政治态度比较激进,因此她们的作品中也就包含了更多的愤怒、呐喊、抗争。

就我个人而言,耶利内克不是我最喜欢的女作家。我喜欢更加宽容、用女性视角更开阔地看世界和历史的作家。原东德的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就是我最喜欢的女作家。

《外滩》:耶利内克特别擅长不诉诸感情地描写人类关系中野蛮与残酷。您能简单介绍下她的文风吗?

宁瑛:有评论说,她像是拿着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在解剖奥地利这个生病的躯体,对人性的扭曲、变态的描写就像是把一个病理案例研究形象化。无情的辛辣讽刺和毫无顾忌地展示丑陋,使人阅读时既受刺激又感到不舒服,十分压抑。不知这是不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审丑”。

《外滩》:结合对她授诺贝尔奖的理由,您能讲讲她的文学作品最有特色的价值在哪里吗?

宁瑛:她获奖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方面可能主要是她的语言特色。她的作品继承借鉴了维特根斯坦的奥地利语言学批评理论,在用词、甚至文字的大小写上都有独特的意义。

卫茂平:就她本人而言,的确是个语言天才,还有很好的音乐修养——这对她的文字的节奏感是有帮助的。此外,她的激进风格非常明显。而且,她生活在奥地利,这个地方的文学本身就有优良的土壤。如卡夫卡、茨威格、穆齐尔(《一个无性格的人》作者)等。 这些对她都有重要的影响。

“母爱”

耶利内克《钢琴教师》节译

宁瑛译

外边渐渐亮了,因为接近内城,那里的灯火设施大方得多,为了让游人容易找到回家的路。音乐会结束了。实际上就是说,时间已经晚得让科胡特太太在她的住房周围大发雷霆。她往常习惯于不是先去睡觉,而是要等到女儿完全安全回到家中才放心。她会喊叫,会表现出可怕的嫉妒,要好长时间才能平息下来。埃里卡为此得做出好多专门的讨好表示。自今天晚上开始,事情肯定是这样了:母亲自我牺牲,孩子却从不牺牲一秒她自己的自由时间!母亲怎么睡得着啊,因为她必定担心,只要女儿一上到床的另一边,她立即就会醒。现在母亲在时钟尖利的目光下,像一匹狼一样,快速穿过房间,在女儿的屋子停下脚步。那里既没有独立的床,也没有独立的钥匙。她打开箱子,情绪极坏,毫无目的的把买来的衣服四处乱扔,这与薄薄的软料子和保养指南完全不符合。女儿明早就必须在去音乐学院之前先把这些东西搬出去。这些衣服对母亲来说是自私自利和固执的证据。女儿的自私自利还在于,现在已经过了11点了,母亲还是单独一人。她不能忍受。电视节目结束以后,再没有能和她谈话的对象。现在还插播着一个她不想看的午夜谈话节目,因为在孩子没有被骂得狗血喷头之前,她不能在这儿睡着。她想保持清醒,母亲。母亲用牙咬一件音乐会礼服,在衣服的皱褶里还留着有朝一日跻身于钢琴演奏的欧洲顶尖明星之列的希望。衣服是当年她和埃里卡疯了的爸爸从牙缝里省下来的。现在这张嘴恶狠狠地咬着衣服。当时还不如让小捣蛋死掉,也比让她像其他人一样穿着塔夫绸裙和白上衣登台好。那时人们还把这看成一种投资,再说当时女钢琴师看起来也很可爱。现在全完了。母亲用她的便鞋踩衣服,鞋跟和地板一样干净,对衣服没有什么妨害,再说鞋跟也太软,最终衣服只是看起来有点皱。于是母亲操起一把厨房剪刀,给这位郊区半瞎的女裁缝的作品加上最后一道活。(标题为编者拟)

《外滩画报》2004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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