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是第二闪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的机关报。创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一九三二年一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遵义会议以前，由邓小平同志负责编辑，遵义会议以后，由陆定一同志负责编辑。《红星》报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八月，共出版长征专号二十八期，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部署与战斗指令，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传播了红军与各地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胜利消息，是我们研究红军长征的重要史料。

一、《红星》报关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报道

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落脚点选择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些党论著中没有明确地论述，或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因而给人们一种印象，仿佛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其实，所造成的这种印象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的实践中经过逐步摸索、认识，逐步放弃原有打算，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对此，《红星》报有着较为完整的报道。

（一）到湘西会台红二、六军团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突围转移，开始长征。十月二十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一期在，《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的社论中，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指出：红军一年多的反五次“围剿”战斗，虽然取得了屡次的部分胜利，但这些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向着基本苏区进攻。为此，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这就是说，红军突围的“枪炮和刺刀的瞄准点首先是向着南部的敌人，首先是消灭南面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 攻敌人的初步胜利”。十一月二十五日，《红星》报在《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的社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英勇红军实行反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创造新苏区”。同时“推动了赣西湘南千里地区中广大群众的斗争，调动与打击了蒋介石及湘粤桂之敌，保卫了中央苏区，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反攻中的伟大胜利”。

（二）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

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红军于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至此，部队人员已折损过半，这时，敌人已经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并在红军前进的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严重关头，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原定的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数领导人的赞成，十二月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中央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一月十五日，《红星》报在《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的社论中，传播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的决定。社论指出：“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我们不仅胜利的突破了敌人四道主要封锁线和黔军的四道防线，沿途攻占了不少的县城，影响了湘粤桂黔几省广大地区的工农劳苦群众，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开始，又克服一敌人的天险，渡过了乌江河，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了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广大地区。”“开始了最后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的新阶段”因此，“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新苏区根据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

（三）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

红军占领遵义不久，蒋介石纠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中央军”一百五 十多个团，几十万重兵合围红军。面对敌情的急剧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得不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计乘敌人合围以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渡过长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并与红二、六军团造成三路红军的协同作战，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一渡赤水河后，遭到四川军阀刘湘沿长江的全力阻挡，使红军无法按原定计划渡长江。若强光洁度 不成，势必造成大军云集江边腹北受敌的危险。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摆脱敌人，调动敌人，待机破敌，二月十日，《红星》报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社论首先阐述了红军战略方针的改变是为了“使自己处处站在主动的地位，寻求广大的机动去消灭敌人，达到我们创造新苏区的目的”接着又阐述了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的方针，指出：”在我们未到达遵义以前，我们提出了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任务。在这一任务下，依据当时的情况，具体确定我们发展的方向道德是向着川南，但是四川敌人却又动员了较大的兵力来对付我们，使得我们暂时不能顺利的向川南前进。为了不致受川敌的牵制而限制了自己的机动，我们转到了云南边，最后才确定了我们赤化的目标是在云贵川边首先是在云贵边来创造我们新的苏区根据地。”为此，“必须了解我们脱离川南敌人，首先是消灭云南军阀来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离开川南并不是离弃赤化川黔边的方针，而是扩大我们的赤化地区为云贵川三省边，取得更广大的机动地区大量的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新苏区的目的。”社论同时指出：“我们将不仅能赤化云贵边的广大地区，而且能依靠这一新的根据地胜利的前进，将引导我们配合红四方面军与 二、六军团赤化整个的西南数省”二月十九日，《红星》报第十期又发表了二月十六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遒义为中心的川默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的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最后号召全体红色指战员“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四）创造黔北新苏区，赤化贵州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川黔滇边实行机功作战的决定，红军主力调头东进，二渡赤水河，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进攻，并于二月下旬在遵义战役中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三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三月四日，《红星》报在《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不仅向全军并战员传达了建立黔北新苏区的决定，而且论述了桐梓、遵义胜利对于建立默北新苏区的意义。社沦指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的的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这个胜利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追剿，初步的奠定了我们创造黔北新苏区的基础。”并号召全体红军继续打胜仗，以“巩固遵义桐榨完全奠定黔北新苏区的基础”，为“赤化贵州而战”。

（五）从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到创造川西北新苏区

遵义战役后，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打乱敌人部署，中央红军又向西三渡赤水河。敌人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纷纷向川南调动。红军于是又山东四渡赤水河，接着，向南急进。渡过乌江，逼进贵阳。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也在四川的嘉陵江战役中不断取胜。这些都为红在云贵川边创造新苏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四月十日，《红星》报在《一切为着创造新苏区》的社论中，提出红军在这一时期的任务就是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社论指出：“目前我们有着顺利的客观条件来创造云贵川新苏区。”要求全体红军指战员“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把光明灿烂的新苏区在云贵川地区创造起来”

就在《红星》报提出建立云贵川边新苏区的同时，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放弃北渡长江（或金沙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四渡赤水河之后，中央红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进军云南，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就为红军继续北进奠定了基础。五月二十二日，《红星》报发表《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及时传播了党中央关于抢渡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战略决策。社论指出：“我野战军自胜利的渡过金沙江之后，已经取阳了继续北进，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已经打下了赤化川西北，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基础。放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为迅速渡过大渡河，实现这一基本战略方针而斗争！”社论同时指出：“我们渡过大渡河，便到达了川西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更接近的配合的作战，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地方居民的条件上，都使我们更有利的去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缩短我们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为有后方的广大的运动战的时间，更有力的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渡过大渡河，有着与渡金沙江时同样的重要意义。”

同年六月十二日，中央红灾渡过大渡河后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边会合。六月十五日《红星》报在《伟大的会合》社论中指出：“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与作战其目的就是要争取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使两大主力能在统一的指挥之下集中力量，赤化全四川为赤化全中国的大事业奠定巩固的基础。会合的成功使我们获得完成这一巨大任务的先决条件。我们所已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我们面前有着更大的新的任务，这个任务——赤化全四川的任务。只有胜利的战斗才能把他完成。继续的打胜仗，打更大的胜仗，这是我们的口号！”

(六)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 总兵力达十多万人。这时，南面的“追剿军”薛岳兵团已被中央红军拖得精疲力竭，滞留于雅安地区；北面敌军胡宗南部，沿涪江北岸开向川西北，但尚未到达指定地点——松潘地区；东面的四川军阀部队，刚核红四方面军重创，其内部矛盾重重，观望不前。因此，红军在战略上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正是北上东进的有利时机。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两个方面军主力共同北上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七月十日，《红星》报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及时地向全军指战员传播了这—决定，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在数量上大大的增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而且使我们所进行的国内战争在质量上也起了新的变化”，“要求我们以新的战略方针来代替老的战略方针”。社论说：“野战军过去一时期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求得到达一定的地区创造川西北苏区，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以后的战略方针是为的求得与中央野战军的会合。今天形势不同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合的伟大胜利，我们已经造成了打大胜仗创造广大的新苏区的有利条件，大大的缩短了我们野战军从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变为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我们当前的任务就不是为着到达一定的地区而进行长途的行军了，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用进攻的战斗争取与敌人决战的胜利，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社论并论述了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三点有利条件：一是“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是我们目前的基本的战略方针，这并不是推翻我们赤化川西北的方针，而是扩大我们的地区与加紧我们的任务，同时必须了解川西北的松理樊咸一带，是人口稀少、粮食缺乏的地区，地形上也不适宜进行广大的运动战且易为敌人封锁。正因为这一地区的落后，不为敌人所重视，所以有利于两大主力约会合，有利于我们进行短期的林息与整理。可以作为我们暂时依托的后方，可以把这一带开展成为广大的游击区域并发展成为新苏区，但主力红军不能久留在这些地区，久留会失掉我们的前途。因此，不能将川西北地区作为我们的基点，不能作为我们永久的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而要依托着这一地区继续前进，在川陕甘的范围内向着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后民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前进，来实现我们赤比川陕甘的伟大任务！”二是“川陕甘地区是很广大的。人口众多，经济上虽不及长江下游，但足够解决我们红军的需要，同时这一地区离开反革命的中心较远，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内部的矛盾亦极复杂，特别是川陕甘都是现存革命斗争最紧张的地区，在陕甘有着群众的暴动与游击战争的开展，有着回民暴动，有着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的活动。在四川有着通南巴的与川西北的广大的苏区和游击区，有着红一 、四方面军的活动，有着川南游击战争的开展，这些都使我们具有很顺利的条件去创造中国革命领导的中心——川陕甘广大地区的巩固的苏区根据地。”三是“在川陕甘创造巩固的苏区根据地不仅有着充分的与胜利的条件，而且这一地区存在着千百万的少数民族，我们可以经过共产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反帝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与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最亲密的联系起来，将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提到中国革命后备军的阶段，更有力的保证中国革命的发展。同时这一地区与苏联和外蒙人民共和国接近，我们可以抓住有力的阵地担负起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估计到整个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估计到无产阶级对于少数民族的领导的意义，估计到我们国际的光荣任务，党中央关于在川陕甘成立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无疑的是我们目前唯一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尽管红军继确立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后，又最后确定向东发展，建立陕甘根据地，取得了一个十分良好的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对此，《红星》报出于停刊没再作报道。但该报的上述社论已表明红军把长征的落脚点最后放在陕北，是在长征的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摸索才确立的，这是历史的实际。

二、《红星》报关于长征途中红军举行重大战役及各地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报道

（一）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

一九三四年底，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一月十五日，《红星》报中报道了红军进入贵州以来的胜利消息和革命活动。在《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这篇“前线通讯”中，详细地报道了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当我这黑暗至江界河（即乌江）之线，黔敌的教导师两团，占领对河的高崖，企图配合薛纵队的追击部队，阻止我们前进和消灭我们在河之南岸。”为此，红军不怕一切险阻强渡过河。“第一次强渡的领导者是参团（即第一军团第一师先遣团）三连连长毛正华同志，他率领三个筏子不顾一切牺牲，在敌火力射击底下奔杀而过。行至中渡，因敌火力的威胁，同行的两个筏子当被水冲走，惟有毛正华同志孤军奋斗，胜利的到达彼岸，被冲走的二个筏子不久亦自河的下游爬上来，此行计五人：毛正华、刘昌华、钟家通、温赞元、丁胜心。一登河的彼岸时，因众寡悬殊，不能遂行驱逐敌人的任务，困守于石崖下，忍饥挨冻，直至第二天，‘勇’团作第二次强渡尝试，二连连长杨尚坤同志带一机枪班一步枪班奔杀过河时，才发觉他们还在那里。这时，毛正华同志如虎生翼地一口气爬上山，歙起轻机枪一阵猛射，首即占领敌人主要阵地。但敌人犹不甘心，集结二营以上兵力作孤注一掷，向我们三班人实行反冲锋，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我们三班人的顽强抗战，终于稳住了敌人反冲锋，最后以五个连续炸弹，完全击溃敌人，夺取了敌人视为天险的高崖！”夺取乌江天险后，“江界河水流非常湍急，搭桥颇不容易，我们红色英雄王友才、羽辉明、唐占钦，赖采份等五同志此次为了迅速的贺桥，不顾河水的冰冷，脱衣过水往返数次”。接着，“通讯”又报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指出：“这次战斗的几个小优点：1、战斗动员充分，经过全团班以上干部会，小组会和各兵种的分别讲话，详述这一战斗的重要性，提高了全体战士的战斗情绪。2、干部以身作则，如一营营长罗有保，三连长毛正华，机连长林玉，二连长杨尚坤、政指王海云，二连青干钟锦文，强渡过江，首先驱逐彼岸的敌人。3、火力能机动配合，轻机枪炸弹能适当使用。”最后，通讯还报道了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名单：“三连长毛正华得红星奖章，蓁每人均奖军衣一套；领导此次战斗的主要干部，一营长罗有保，三连长毛正华，机连长林 玉，二连政指王海云，二连青干钟锦文，二连二班长江大标，二连长杨尚坤等八同志；涉水及撑排的，西市机连孙明，山西王家福，西城王友才、林玉，西城三连三班唐占钦，西市赖采份等五同志；英勇冲锋顽强抗战，战斗员曾传林、刘昌洪、钟家通、朱先宣，林文来（新战士）、刘福炳、罗家平、丁胜心等九同志。”

（二）黔北群众热烈拥护红军

一月十五日的《红星》报，还在《尚稽场群众热烈拥护红军》的标题下报道了黔北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指出：“黔北群众在王家烈军阀豪绅地主残酷剥削之压迫下，生活痉已极，另一方面受着红二、六军团的影响，过去曾自动的组织抗捐军，捉拿抽收苛捐杂税及国民党人员。此次我们到尚稽场，在未过乌江以前，该地群众自动的在街上写满了‘打倒王家烈’、‘红军到了工农痛苦解除了’、‘拥护共产党’、‘红军来了苛捐杂税取消了’等标语口号，家家户户悬挂着‘欢迎红军’的小旗子。当红军来了以后，群众自动的在深夜里打锣鼓喊用红军的纸票，开群众大会只要一号召就到三四百，群众热烈起来打土豪，分土豪的东西。”

（三）遵义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情况

一月十五日，《红星》报在《遵义全县群众大会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标题下报道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经过，指出：“红军到达遵义后，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短短的几天工作中，使他们认识了红军是工农和一切革命分子自己的军队。

“红军之友协会。原来，在红军尚未到达的前几天，遵义城内即有一些革命分子自动起来组织‘红军之友协会’，这一组织在号召群众拥护红军的工作上，起了相当的积极的作用。”

“群众大会的筹备。经过了深入的政治宣传与鼓动，经过了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的努力，我们很快的掀动了全城以及近郊群众的斗争热情，群众要求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会等，并由群众中的代表者，自动起来发起召集全县群众大会。”

“大会的经过。十二日的下午约莫一点钟的光景，无数的人们，挤满了第三中学的操场，到处插着各工会各团体的旗号。钟鸣两下，会议正式开幕了，在推举主席团之后，首先由筹备处代表报告筹备之经过，接着便是朱总司令毛主席李主任的演说，他们都以最清楚而通俗的言词，阐明了苏维埃红军的主张，揭露了反革命的罪恶与欺骗。他们的第一句话都深印在大众的心坎，愉快的笑容浮在他们的脸面上，感动了他们，使他们认识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的真理。

“一个红军小同志的演说。朱毛李三同志的演说后，还有本地一个木匠工人和一个妇女同志的演说，最后的演说者是一个遵义籍的红军小同志，他过去是一个分期无靠的儿童，当红军不过两年的工夫，现在他已经能够写墙报看报纸了。特别是他在演说时，口齿的清白，语句的沉着，内容的丰富，使听众更加认识了红军，红军不但是工农利益的保卫者，而且是工农的学校。

“通过了革命委员会的名单。演说完了，继续主席团解释成立工农兵临时政府——革命委员会的意义，并提出蒙合和（织工）。邓云山（木工）、罗玉顺（铁工）、罗梓铭（工人）、李金生（学徒）、陈云洲（工人）、毛泽东（知识分子）、葛瑞先（女工）、张玲云（女工）、晏玉文（帽工）、周兴（学生）、周布之（农民）、邱本成（农民）、王淑贤（贫农，女）、赵红光（农，女）、朱开全（红军）、贺神徒（红军）、丁伯霖（红军）、任掐（学生）、李顺和（苦力）、谢浩臣（农民）、李小侠（女，学生）、周司和（学生）、周守扣（店员）、何漪波（学生）等二十五同志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当经全体到会群众举手通过，宣布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最后，在欢呼的声中结束了这个热烈的群众大会。……散会后，由红军篮球队与三中篮球队，举行友谊的比赛。这一事实，更宣布了反革命说‘红军杀知识分子’……等谣言的破产！”

（四）红军举行遵义战役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二渡赤水河，再次攻占遵义城。三月四日，《红星》报在《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一日克服桐梓遵义战斗经过》的标题下报道了这一战役的经过，指出：“我中央红军之一部于二十四日占领桐梓击溃柏辉章之白军，二十五日我军夜袭娄山关，击溃王家烈部之三个团。二十六日王家烈以主力四个团增援，反攻娄山关，又被我军击溃，死伤狼藉。我军乘胜猛进，二十七日夜攻夺遵义新旧两城，守城之敌五个团，大部消灭，王家烈夺路逃去二十八日我军与敌增援之吴奇伟纵队之五十九、九十三两师及王家烈残部共八个团遭遇于遵义城南，又将该敌全线击溃，大部消灭。溃散残敌分向仁怀贵阳逃窜，我军猛烈追击，残敌溺死乌江中无数，其不及渡江者全被我军俘获。此役总计击溃敌二十余团，敌死伤千余，被俘二千余，我军缴获机关枪二十余挺，步枪三千余支，子弹三十万发，军用品不计其数，我军正向薛岳王家烈残部攻击前进。”《红星》报在《遵义新闻》的标题下同时报道了遵义群众庆祝红军胜利的活动，指出：“遵义城的广大劳苦群众，听到红军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的消息，全城欢腾，更加兴奋起来，为着自己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县革命委员会已定于五日下午三时在第三中学举行盛大群众大会，庆祝红军的胜利和追悼为革命而牺牲的死难烈士。现已派人四出宣传，并布置会场，想明日开时必有一番盛况。”又说：“军阀王家烈从遵义逃走时，欺骗群众并胁迫他们避开或登山，说‘这次共匪来杀得鸡犬不留’。群众走了之后，王家烈的匪军就到处大抢，抢了就逃。我红军到遵义城之后，纪律严明，完全揭破了王家烈的无耻造谣。因此我红军进城后，群众每天回家的成千成万，扶老携幼，一路走一路骂王家烈。他们都说：‘红军真正好，下次再不信王家烈的鬼话了！’”

红军在遵义作战胜利的消息，极大的鼓舞了遵义地工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红星》报在三月十日和四月五日又连续报道了遵义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情况。在《赤水工人暴动，烧毁侯之担住宅》一文中说：“赤水侯之担所建兵工厂有工人四百，一月十六日夜间，工人暴动，高呼革命口号。城内贫苦工农同时暴动，与守城之一营兵相抗战，并将侯之担住宅焚毁。”在《仁怀工农慰劳红军》一文中说：“我红军进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他们说：‘红军在遵义桐梓的一切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红军是保护乾（穷）人的军队，不拉传颂，不派捐，不杀人放火，红公买公卖，打土豪分田地，改善乾人的生活，不论王家烈周浑元怎样欺骗，我们还是全城开市，并且希望红军留在仁怀，解放仁怀的工农乾人。’总政治部派了代表答谢了他们的慰劳，并详细说明红军的主张，随即把肥猪烧酒，连同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分发给当地群众，并且抚恤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人民，欢声雷动，盛极一时。”在《狗坝抗捐会成立经过》一文中报道：红军到狗坝时，“群众部分的登山逃避，经过我们进行了宣传工作，同时群众又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和气，所以只几个钟头之后，群众都陆续的回来了。群众向我们诉议国民党和团防的罪恶和自己的痛苦，犹如见了亲人一样。我们好好的安慰他们，把红军主张及我们赤化云贵川等告诉了他们，并分头到各屋宣传，召集群众大会，组织抗捐会，经过半天工夫，各村屋选出了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统统来到狗坝附近出席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到会代表表示异常激昂，他们一致通过了下面的决定：1．不交军米军款；2．不交一切苛捐杂税；3．反对抽丁当兵；4．反对拉夫。并选举出了五人组织了狗坝抗捐委员会，产生了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到会代表一致的说我们回去更要把乾人穿拢来(即团结起来)，来实现大会决定，准备要与国民党团防开火”。

(五)红军抢渡大渡问的情况

—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红星》报在《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绩》的大标题下分别报道了红一团、红三团、红四团、红五团抢渡大渡河的经过。在“十七个抢渡的英雄”报道中指出：红一团是“此次担任经冕宁到大渡河的先遣团，他们自接到任务后。不顾任何疲劳与困难，每天总以最强的速度赶路；临到河边的前一晚，更以一百二十里的急行军，进行夜袭敌人，占领了渡口。守获了船只，取得了渡河的重要条件。

“天险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江还更厉害，同时对岸又有敌人一营兵力以上扼守，‘牲’部二连十七个同志争先恐后的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二连连长及支书领导之上，坚决首先强渡，他们一致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至高的表现了他们阶级战士可敬可爱的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很沉着的逐着雪花一般的险恶狂涛，在敌人不断射击之下，强渡过河，则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七个英雄把敌人一营完全打坍，占领了重要阵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伟大胜利。”

在“空前纪录的急行军”中报道：红五团“这次也是先头团之一，担任越则（今越西）的一条路，他们坚决英勇的前进，很迅速的将越嵩守兵一营大部消灭，胜利的占领了越嵩，并且能以打破纪录空前未有的强行军，一天走一百六址是城追击敌人，活捉越嵩县长一句及反动分子多人，很迅速的向大渡河前进，牵制了很多敌人，使我们能胜利的渡河，模范的‘冲’部永远是模范。”

在《一个意志只要泸定桥》的报道中说：在红一团强渡胜利之后，“由于船只太少，我们又有占领泸定桥的任务，于是又派出了两个先头团沿大渡河的两岸向泸定桥前进”。还报道说：红四团“是西岸的先头团，他们用了坚决迅速的行动，打垮了途中的阻敌一营，并曾以最优秀的射击技能援助东岸的‘胜’团与敌人作战，打死了敌人三百多，同时他们更用了急行军首先赶到了桥边。当他们到达桥边时，敌人数百扼守于桥东端，并已将桥板毁去一半，该团某连不顾一切攀着桥上的铁索，猛冲过去，把敌人吓得胆战心惊，连呼‘缴枪!’‘缴枪!’此时在我们英勇无畏的红色战士的口中所呼出的口号是：‘不要你的枪，只要你的桥!’他们是为执行强占泸定桥的任务而来的，他们只有个意志、就是无论如何要占领沪定桥，他们终于战胜了一切，他们是光荣的胜利了！”

在《一路打到沪定桥》的报道中：红三团“是东岸的先头团，他们一路都遇着敌人的顽强抗战，他们的意志也只有一个，就是要占领泸定桥，他们对着敌人就猛打猛冲，不怕敌人占据着如何的险要的高山与隘口，终敌不过红色战士的坚强意志，他们仍然能够很快的冲破敌人重重的阻碍，达到了泸定桥。特别是他们牵制了许多敌人，给了‘勇’闭(红四团)以很大的配合与帮助，他们的胜利与‘勇’团是同样的伟大！”

三、《红星》报关十红军长征中党中央的重要活动及政治工作的报道

（一）关于党中央召开通义会议的情况

一九三五年二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后，《红星》报在二月十日至三月四日，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并刊载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和《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这些重要文献在及时传达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的同时，及时传达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遵义会议的精神，要求全军指战员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夺取革命的战争的胜利。在二月十九日《红星》报所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中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同政治局的决议。认为在过去整个的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没有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军事指挥基本上犯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一直到整个突围的行动中，还是继续着这一错误。这一错误路线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政治形势之不了解，对敌人力量的夸大，对敌人堡垒主义的投降，以及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出发的。这一错误路线的恶果，是使中央主力红军遭到了相当的损失，中央苏区变成了游击区，使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这一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者是华夫(即李德)同志与博古同志。干部会认为反对以右倾机会主义为根据的单纯防御路线，总结反对五次‘围剿’的经验，正是为着求得军事上战略战术上的正确领导，以胜利的战斗来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家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在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任务之下，全部队的党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向全体战士进行充分的解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身作则的领导战土进行地方居民工作，发展游击战争以猛烈扩大红军来扩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同时必须反对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和任何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领导之下，一定能够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与红军战士的积极性，取得战争与创造新苏区的胜利。”遵义战役后，在三月四日《红星》报所刊《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又再次指出：“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反对了华夫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胜利，在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正确的军事领导之下，我们发扬了运动战的特长，六天之内击败了二十余团敌人。这说明了：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败任何的敌人。”

（二）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况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的精神，除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外，主要是针对张国焘反对党和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强调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

根据决议精神，《红星》报作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还在两军会师前夕，六月十一日，《红星》报就发出号召，要求方面军的“各级政治机关即行准备与会合时副联欢晚会”。同时，“征求剧本、山歌、诗歌备联欢晚会之用”六月十五日，《红星》报专门开辟了“学习红四方面军以少胜多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发扬红一方面军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持长！”的专栏，加强对一、四方面东会师的伟大意义和促进两军团结的宣传。在专栏中，《红星》报发表了《伟大的会合》的社论，兴奋地指出：两军的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希望“我们每个部队都要准备着，在与四方面军亲爱的弟兄们相见时，举行大规模的以至各连队的联欢会和交换战斗的经验，使这一会合，不仅政治上大大提高全体红色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并且达到提高作战经验与军事技术的目的”同时，刊登了总政宣传队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组织红军各部队进行认真的教唱。为了进一步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加深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红四方面军的了解，《红星》报还在这个专栏中发表了《向野战军介绍一下红四方面军》的文章、从红四方面军的产生，反“围剿”的胜利到长征以来的胜利等六个方面，向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作了详细的介绍。接着，《红星》报又在这个专栏中，全文刊登了红—、四方面军首长分别代表所属全体指战员相互慰问的致敬电《红星》报的这些宣传教育，有力地促进了两军指战员对胜利会合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和相互间助了解，为加强两军的团结打下了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红星》报还边疆报道了一、四方面军指战员加强两军团结和阶级友爱的典型。六月二十日，《红星》报在《一片阶级友爱的热忱》一文中，报道了红一方面军的“坦克”部队，“一个动员捐了八百元”、“没有一个同志不参加的”，“表现异常热烈”。“太阳”纵队，在政治处的号召下，为了慰劳百战百胜的四方面军，“也是没有一个不捐的”，“特别是三科和野战医院为最多，刘光甫同志一个人捐了二十元”。六月二十七日，《红星》报在《接二连三的晚会》一文中报道：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举行干部同乐会，红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全部参加，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在未开会前，“两方面军的干部互相谈论过去战线”，“整个的会场充满着愉快的表情”。大会开幕后，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代表博古和未总司令讲了话。接着又会餐和观看晚会。晚会上，有两个方面军的文艺演出，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跳舞，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名角表演的“十七个”的名剧，有“猛进”剧社的表演等，整个“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的第一次”。二十三日的下午，红一方面军篮球队又同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了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不很高，但活跃的精神“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红色健儿的大好身手！”八月三日，《红星》报在《兄弟的友爱，阶级的团结》一文中报道了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的“热烈的慰劳”。文章指出：仅三十一军组织的慰劳品，就有衣服四百九十五夺套又十九件下装，草鞋一千三百八十六双，毯子一百床等；九军组织的慰劳品，汗巾二百零三条，袜子三百五十七双，皮衣四十七件，得皂两块等；四军组织的慰劳品，草鞋一千二百三十六双，单衣一百九十一套，袜子六百九十双等；军需处组织的慰问品，棉大衣一百七十九件等。此外，“总政治部又先后接到四方面军慰劳品两批，分发给一方面军各部队”

《红星》报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两军广大指战员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友爱。该报评价说：“这是阶级友爱的热情，这是阶级团结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野战军和四方面军的同志将依靠着这种力量很有配合的作战，不断的取得伟大的胜利。”

（三）红星报的情况

《红星》报在及时宣传和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还根据红军战略转移中的实际情况，着重抓了三个方面的宣传工作。

一是巩固和提高红军的战斗信心。《红星》报第一期明确提出《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进行连队的政治教育与鼓动，详细与耐心解释目前紧急转变的战争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巩固与提高红色战士的战斗信心。”并要求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根据运动战中的政治工作的特点，以短促的时间与有力的鼓动，运用一切可以兴奋战斗情绪的活泼方式，如唱歌、化装演讲、五分钟军人大会等。进行宣传鼓动。报纸还对一个师的宣传队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竞赛、活跃部队情绪的做法作了专题报道，号召各部队向这个宣传队学习。

二是解决生活和作战中的交际问题。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由于路备不够，不少战士没有鞋，赤着脚行军针对这种情况，《红星》报第二期发表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评论，要求各级领导把解决部队中的草鞋提到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位置，并提出了解决草鞋的具体办法：（1）供给机关有计划地收买草鞋，尽可能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2）将没收土豪的烂衣裤分发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3）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打的同志打草鞋。《红星》报第四期还为此发表评论，要求政治机关保证落实，做到没有一个战士打赤脚。

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军取得四渡赤水胜利后，开始以主力威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不断派飞机到红军活动地区实行轰炸和侦察。四月五日，《红星》报针对部队缺乏防空知道和经验的问题，在《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一文中，及时介绍了防空的办法，并号召政治工作人员立即进行防空工作的宣传教育。后来随着开气逐渐转热，《红星》报第十四期又进行了预防疾病的宣传，讲明注意卫生对巩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意义，号召指战员“不吃冷水，每人做个竹筒，装上开水在路上吃”。

一九三五年六月，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并决定北上后，《红星》报针对部队而临粮食极端缺乏的问题，连续发表《为消灭掉队落伍现象而斗争》，《红六团在草地中的艰苦奋斗》、《为筹集充足的粮食而斗争》等社论和文章，还通报了部队尤其是红六团，由于没有注意储备粮食，部队过草地处于极渡饥疲状态中与敌骑兵作战，以致未能完成任务的教训，动员部队做好筹集粮食的工作，强调只有筹集足够的粮食，才能克服可能碰到的最坏环境，完成战斗任务。

三是做好群众工作和贯彻民族政策。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星》报在第三期上就发表了《红军是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的社论，要求红军每到一地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广泛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纪律，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造成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敬爱。还在《红星》报第五期登载的《健全连队中的宣传工作》一文中，号召加强连队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开展连队写标语竞赛，“把我们的一切标语口号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斗争”。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写一至五个标语”，“标语可用毛笔、炭笔、石灰、石块书写”，“凡是宿营和大休息地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

在红军进入湖南及云贵川边后，计对这些地区比较穷苦和多民族的特点，《红星》报在及时发表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的同时，还发表了《消灭随意破坏红军纪委的行为》、《不要到处屙屎》、《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等一系列文章，要求红军各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保证不损害群众利益。此外，还针对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提出注意事项。如红军进入凉山彝民聚居区后，《红星》报即在《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和《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中，号召部队“百倍努力争取彝民的工作，采用各种方法找寻他们的线索，与他们发生紧密关系，抓住他们反军阀的热情，组织彝民游击队，团结他们在我们周围”。并要求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等。

《红星》报在长征中的这些社论、文章和报道，及时地传播了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使红军能够得到及时有力的指导，有力地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加强了党对红军的思想领导，鼓舞和保证部队完成了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研究红军长征的珍贵史料。

作者：肖裕声

来源：《长征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