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品读《水浒传》系列讲座之十

讲 演 者: 周思源

讲演时间: 2003年10月26日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水浒传》是通过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来塑造人物和反映思想。“智取生辰纲”是情节中特别引人入胜的一段。但读者有没有产生过疑问,被以“劫富济贫”名义劫获的生辰纲,到哪儿去了?它到底是济了贫还是被几位好汉私分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请他从生辰纲的下落切入来给我们谈谈《水浒传》。

 

我们习惯上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和《西游记》称为古代文学的“四大名著”。古代文学中称得上“名著”的有不少,小说中《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等也都是名著。为什么这四部名著要加一个“大”字?“四‘大’名著”?这个大既不是强大、高大、重大、宏大,也不是巨大,而是伟大。因为这四部古代小说不是一般的名著,而是文学经典,在思想艺术上具有很高的典范性。

现在通常认为四大名著中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地位最高的是《红楼梦》,但是20世纪50年代地位最高的却是《水浒传》,被认为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最伟大的杰作”(李希凡《略谈“水浒”评价问题》,文史哲1954年第4 期)。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出版了《水浒传》,当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一篇短评,指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的事情”。梁山头领的行为被认为是“农民革命”,《水浒传》是“英雄的史诗”(路工《“水浒”——英雄的史诗》,1953年2月1日光明日报)从那时以来一直将李逵推崇为农民革命英雄的“杰出代表”,“旧时代劳动人民中具有坚定革命性和强烈反抗精神的典型形象。”“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使他坚决反对招安。”“李逵有简单鲁莽、不懂策略等弱点,但是比起它崇高的革命品质来,这些毕竟是次要的。”(《中国小说史稿》,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小说史稿》编辑委员会,151—152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2 版)。《水浒传》被称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地位在其他三部名著之上。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红楼梦》的地位渐渐超过《水浒传》。但直到80、90年代,才有一些学者对《水浒传》思想内容方面的严重缺点加以揭示,不过多数文学史和研究论著对《水浒传》思想性的评价还是过高,而对它的一些严重的落后意识缺乏必要的分析和批评。

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文化心理制约着人们的文化行为。而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积淀与传递方式就是通过文化典籍潜移默化。我们要建设先进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育健康的进步的民族文化心理,就不能不深入研究文化典籍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

由于时代的局限古典文学作品思想内容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在思想内容和观念方面《水浒传》在四大名著中是毛病最突出的一部。从人格塑造的角度来看,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而《水浒传》文字浅显,比《三国演义》好读,比《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曲折紧张,因此中国孩子大体上在小学五六年级顶多初中一二年级也就是12—15岁刚刚进入青春期时就读。而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的人格、价值观、审美观初步形成的时期。所以《水浒传》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早接触影响最大的重要文学作品之一,对中国人人格塑造的影响只有《三国演义》可比,而对青少年尤其是男孩子来说,《水浒传》的影响更大一些。民族文化心理正是通过家庭、社会和文学艺术作品的影响逐步形成与传递的。某些带有严重缺陷的民族文化心理如果不加分析,甚至以错误为正确,就好比基因排序出了混乱,染色体缺损,免疫系统就会被破坏,人就会得病,而且往往都是重症。因此简单地说,《水浒传》既有许多不朽之处,又有一些腐朽之点。我们对那些有害因素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以错为对,将封建落后的“腐朽”成分当做进步的“不朽”因素而误读、误导。今天我着重讲讲《水浒传》中的几个重要观念。

一、“劫富济贫”

“劫富济贫”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好汉行为,是劳动人民无可非议的正当要求。20世纪50年代有一位著名评论家说:“农民起义军的伟大胜利与发展壮大是由于他们符合并代表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在经济上则号召‘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陈白尘:《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及其黑旗军——“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日2日)还有一位著名评论家说:“我们从‘水浒’中可以看出:杀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正是当时人民(农民和市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要求。”(路工《水浒——英雄的史诗》,1953年2月1日光明日报)《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成书于元末明初,约在12世纪初到14世纪末这段时间。那么在当时在古代,富了是否就应该被劫呢?谁有权去劫富呢?劫富所得之财究竟归谁了,是否真的济贫了?“济贫”是否一定要“劫富”?“打劫过路客商”几乎是所有梁山好汉上山前和上山后的主要生财之道,这样做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好处?在当时是否进步行为?作为现代人应当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虽然不能苛求前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看待某些历史现象,那么历史就可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某种类似形式重演,这种新形式也许是以犯罪的方式再现,但也可能是以革命的名义出现!

凡是读过《水浒传》的人对智取生辰纲的生动故事都难以忘怀,它确实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章节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50年前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花石纲生辰纲的“纲”,都是指一大批东西。生辰纲价值十万贯。十万贯究竟是多少钱?把一千个制钱用麻绳穿起来就是一贯,也叫一吊。古人常常以“万贯家财”、“腰缠万贯”表示极其富有,意味着有一所大宅院,许多土地或者一处不小的买卖,一群奴仆,当然还有不少现钱,显然比现在的一百万多得多。所以十万贯是一笔极大的财富。中国在明末和清代才越来越多地用银子,在那以前金、银用得还比较少,主要用铜钱。即使明清一般情况下也是铜钱用得多,除非数量很大时才以银子来表示和计算。那么一两银子和一贯、一吊钱谁多呢?《红楼梦》36回写到王夫人和王熙凤的一段谈话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这个关系。袭人是宝玉的首席大丫头,因为她原来是伺候贾母的,所以月钱和金钏一样是一两银子,晴雯等七个大丫头月钱是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头每人月钱五百,递减的程度基本上是一半。由于王夫人格外喜欢袭人,决定从自己每月二十两月钱中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等于一下子给袭人增加月钱两倍半。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一两银子约相当于两贯,宋代和元代大体上也这样。但由于各地制钱的成色(主要是含铜量和重量)相差很大,所以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两贯到两贯半。《水浒传》26回武松给郓哥五两银子,郓哥心想足够他父亲用三五个月了,可见一二两银子即三五贯钱就够平民生活个把月的。15回吴用去动员阮氏三兄弟入伙时,在酒店掏出一两银子买了一瓮(坛)酒,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也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两银子的价值。北宋末年,铸钱达到高峰,每年铸铜钱600 余万贯,清代乾隆年间五六百两银子就可以买一所大宅院,可见十万贯是个惊人的数字,一笔巨大的财富。

这十万贯金珠宝贝是贪官污吏掠夺的民脂民膏,是不义之财,小说写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过程充满了机智,非常精彩。那么他们“劫富”之后有没有“济贫”呢?没有。他们自己瓜分了。证据之一,官府在白日鼠白胜家地下挖出了一包金银,破了案,晁盖等人被迫上了梁山。林冲火并王伦后晁盖当了寨主,“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罗。”(20回)看来似乎是拿出了“劫富”所得“济贫”了,但是并没有交代究竟赏赐了多少,占十万贯的多大比例。不过证据之二,我们可以从20回写到不久后他们的一次抢劫过路客商财宝的分配上发现一些规律。这次共抢得二十多车金银财物。为了便于说明,假设他们这次抢劫所得相当于 10000贯。小说写道,晁盖等“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样取一半(50% 即相当于5000贯)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作两分(即每份占总数的25% ,为 2500贯), 十一位头领得一分(即每人各得约2.25 %,225贯), 山上山下众人(小头目和小喽罗七八百人)均分一分(25% ,2500贯,每人平均得3.3贯)。 ”即每位头领所得是他们的70倍!而智取生辰纲不仅原梁山泊的头领与小喽罗没有参加,连晁盖自己庄子上的庄丁也不知道,所以晁盖等的赏赐肯定不会高于大家都参加抢劫所分的比例,更不可能从中拿出一些入库。所以从这次分配来看智取生辰纲所得十万贯财物,至少有八万贯被他们八个人分了,他们八个一夜暴富,顿时人人“腰缠万贯”,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不义之财生辰纲被劫后依然不义。那么晁盖等人打家劫舍“劫富”而不“济贫”是个别现象还是带有普遍性呢?我们来看看别的例子,有些其他山头头领对于打劫来的财物攫取的比例比晁盖他们更高。第5 回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下山抢劫,杀死七八个客商,抢了两辆车子的财物,不仅谋财,而且害命。按照周通的建议将劫掠所得分成三份,周通和李忠各一份,即各得33.3% ,五七百个喽罗共分一份即33.3% 。他俩每人所得是每个小喽罗的500—700倍!所以总的说来晁盖这个人还比较好,至少他不让小喽罗杀害客商,只抢财物,而且不象周通、李忠那么黑。打家劫舍,一夜暴富,还成为“农民革命的好汉”,可谓名利双收,岂非咄咄怪事!须要指出的是,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宋、元、明代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小说多次写到抢劫、杀害过路客商,这种行为很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进步,是一种落后行为,犯罪行为。但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并不认为是犯罪和错误,甚至还被认为是革命行为,也许有人对这种行为不以为然,但是出于顾虑,回避评论。

我们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肯定,《水浒传》中所有山头的“打家劫舍”、“打劫过路客商”都是这种情况:劫富并未济贫,极少数头领劫富占有的财富超过小喽罗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14回刘唐说:“不义之财,取而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15回吴用对三阮说:“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所谓“劫富济贫”是一种财产再分配行为,然而“劫富”的结果并没有“济贫”,而是被极少数人侵吞了,因此实际上这种财产再分配并没有实现财产性质的改变,不义之财并没有改变为正义之财,只是这些民脂民膏从一些掠夺者转移到另外一些掠夺者手中而已。这对于生活在11—12世纪的刘唐、吴用等人,对生活在宋、元、明代的古人来说,我们对他们不能要求太高。但是现代人如果还这样认为,那么小偷偷贪官的钱财岂不是就不仅无罪,而且成为梁山好汉式的壮举了?劫富而没有济贫,极少数头领将不义之财据为己有,腐败变质,是许多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所向披靡,一年多就从广西攻下南京,后来就一直走下坡路。为什么?因为头领们忙于享“富”了。洪秀全的天王府是将原两江总督府扩建而成,动用民工上万,“半载方成,穷极壮丽”。后来失火烧毁重建,“方圆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穷极工巧”,宏大无比。浙江省金华市保存着侍王李世贤的王府,比清朝的王府一点也不小。清朝10帝 268年总共只有几十个王,因为不是皇帝所有的兄弟或儿子都封王,比如康熙在世时24个儿子除了太子只有老三允祉和老四允贞(雍正)封王。其余顶多是贝勒或贝子。而且清代除了个别“世袭网替”的所谓“铁帽子王”外,其余的即使封了王的都要一代一代由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地往下降,甚至一代降几级;同时期的王只有几个,而太平天国短短十几年封王两千七百多!有一人替他堂兄管家务钱粮并不带兵,也封王,甚至捐钱粮的也封王。太平天国后来苛捐杂税比清朝还重,结果自然就失去了农民的支持。曾国藩的湘军最多时只有13万多人,李鸿章仿湘军建立的淮军仅六千多人,帝国主义的洋枪队只有五千人,而太平军有好几十万。同治元年(1862)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率军20余万,并且装备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洋炮,在南京附近和长江以北与曾国荃率领的三万湘军激战数月,损兵10余万。所以太平天国主要是被自己打败的,清兵、洋枪队之类不过是外因罢了。而我们的某些史书和评论往往过于强调外因的作用而忽略变化的根本是内因。

之所以长期以来许多人将“打家劫舍”看作是一种好汉行为,没有认识到它的错误与危害性,和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中认为“为富不仁”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有关。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论语. 季氏》)孟子引用阳虎的话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 滕文公上》)这些思想影响很大。我们理解这些话一是不能离开当时的语言环境,二是不要绝对化。孔子说那些话时,鲁国掌握大权的贵族季氏的封地就在鲁国的附庸小国颛臾(zhuan yu今山东费县西北八十里有颛臾村)不远,所以就想出兵吞并颛臾。孔子批评季氏有些贪得无厌,并不是要提倡绝对平均主义,但这个思想后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实际上无论是农民运动领袖还是别的什么人,从来没有人真正做到过,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实现绝对平均主义。孟子的话也是着眼于在位的君主不要不顾老百姓的利益,要关心“民事”。如果贪得无厌地求富,就会“不仁”;而不是认为富者就一定“不仁”。但后来这个思想被绝对化了,似乎“富”与“不仁”具有必然联系,要富就不能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生活,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果承认这种思想是正确的,那么世界上最有道德的人就只能是最穷的人,越是温饱、小康、富裕就越不仁,这显然是荒唐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一方面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非常英明的。这是承认事物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由不平衡到层次高的平衡,再由新的不平衡到更高层次的平衡。如此往复前进,人们才能越来越富裕。然而这种所谓“为富不仁”的错误观念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因而仇富心理仍然很有市场。2003年3月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的谈话。他针对近期连续出现的杀害私企老板事件说:“须改变传统‘仇富’思维。”“必须承认,民间有仇富情绪,传统民间文学描写的都是劫富济贫民心大快。”报道说,“他认为,要化解这一传统思维,必须修改教科书,均贫均富都不好,应提倡共同富裕。”这个意见有道理。

中国人“中庸”了几千年,但是二十世纪老走极端,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中庸、诡辩、辩证法,其实只有一步之差,所谓“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谬误”也。

为什么同样基本上是由农民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就能战胜敌人,夺取天下?这是因为这支军队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用先进文化加以改造过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仅是几条纪律,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虐待俘虏”这些要求中体现了一支军队的宗旨和性质。毛泽东的照片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延安窑洞外拍的一张,毛主席当时穿的裤子上有个大补钉!它使我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从最高层领导开始能够与最基层的士兵同甘共苦,因此大家都会为了一个崇高目标去奋斗,去牺牲。所以连当时驻重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参观了以后都说,将来国共斗争的胜利者一定是共产党。

二、“梁山好汉”

我们习惯上总是把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头领都说成是“梁山好汉”,或者一百零八将、一百零八条好汉。那么,这一百零八位头领是否都是“好汉”呢?梁山有没有“不好汉”呢?

有!不但有,而且还不少。

智取生辰纲的八个人当中,最起码白日鼠白胜不能算作好汉:他分到一份金银珠宝就又去赌博,结果东窗事发,被捕入狱,严刑之下,招出同伙。即使以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衡量,他也算不得好汉。1

还有前面讲到谋财害命的小霸王周通和打虎将李忠。这样的人有不少,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至少有40人。2

武松醉打蒋门神是《水浒传》中脍炙人口的篇章,蒋门神依仗官势,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确实是个十足的恶霸。但读者往往忽视了和他争夺地盘的管营之子金眼彪施恩与蒋门神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快活林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做买卖的商业发达的大镇,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银子换铜钱,大兑坊还能将银票换成银子)。施恩自己说往常他“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倚势)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按:派囚犯中的这八九十个亡命徒监督快活林的百十处大客店和二三十处赌坊、兑坊,收取保护费)。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撰钱。”(29回)所以施恩一年就有三四千两银子即七八千贯的黑钱收入,只要一年半就能“腰缠万贯”,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霸。只不过蒋门神后台是张都监和张团练,是管辖州府县军事的高中级军官,比施恩的父亲相当于监狱长的管营硬得多,结果打伤了施恩,夺走了快活林。所以施恩与蒋门神之争实际上是黑吃黑,没有任何正义与非正义可言!武松帮施恩夺回快活林后,“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即30%__50%)利息。各店家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30回)因此快活林的商贩、妓女们所受的盘剥比蒋门神时代更加厉害。小说用“重霸”而不用“重归”二字非常准确。施恩本来就以势霸占,现在不过是重新霸占罢了。 1

铁臂膊蔡福、一支花蔡庆都是押狱(看守)兼刽子手,是十足的见利忘义之徒。李固给蔡福50两金子(注意,不是银子!1 两金子合10两银子,这在《红楼梦》53回中有说明),让他当夜杀死卢俊义。蔡福嫌少,李固又加50,蔡福还嫌少,要500 两。李固给他后蔡福让他“明日早来扛尸”。后来柴进来了,给了他1000两金子,也就是10000 两银子。并威胁他不然“无贤无愚,无老无幼,打破城池,尽皆斩首”,也就是屠城。于是兄弟二人两边得了好处(62回),这是典型的吃了原告吃被告!白赚了1500两黄金,相当于15000 两银子,三、四万贯,还成了梁山“好汉”,名利双收。2

双枪将董平是给大家留下较深印象者之一。他武艺高强,但是人品极其恶劣!69回写他本来对梁山派来的使者郁保四、王定六下令斩首,可见他对梁山泊丝毫没有好感。是程太守说不斩来使,这才将他俩放了。董平多次派人去向程太守求亲,想娶其女为妻。程太守不允,董平不快。后来董平投降宋江,赚开城门,“径奔私衙,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夺了这女儿。”这和小霸王周通强抢民女完全一样,甚至比周通还恶劣,周通起码还不杀老丈人一家呢。 1

神行太保戴宗本领奇特,给大家印象很深刻。其实38回对此人的贪婪和凶恶有非常生动的描写。宋江没有送常例钱给他,他就大骂,宋江故意顶撞了两句,他就下令打他一百棍。他对宋江说:“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我要结果(杀)你也不难,只是打死一个苍蝇。”1

卖人肉包子是《水浒传》中的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情节,武松、宋江、鲁智深都险些惨遭毒手。杀害无辜过路客商、行人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的不仅仅是十字坡的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夫妇,催命判官李立在揭阳岭开黑店卖人肉包子,若非混江龙李俊及时赶到,宋江差一点就成了包子馅。(37回)梁山泊的情报站兼接待站由旱地忽律朱贵负责的那个酒店也是个黑店:“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巴子(干肉),肥肉煎油点灯。”(11回)阮氏三兄弟是打鱼为生的渔民,绝对是劳动人民。15回智取生辰纲前三阮对前来动员的吴用说,“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兄弟的衣饭碗,如今绝不敢去”,“不敢打鱼”。阮小二说,“这几个贼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如今泊子里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可见梁山泊在王伦时期是严重祸害老百姓的,摸着天杜迁和云里金刚宋万都不是良善之辈。问题的严重在于,作者是以欣赏的态度来写这些卖人肉包子的黑店与头领的。 6

矮脚虎王英“原是车家(搞运输的老板,如果是拉车的叫“车子”)出身,为因半路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后来就和在绿林中打劫为生的锦毛虎燕顺合伙占山为王,又吸纳了白面郎君郑天寿,“打家劫舍”。不但王英下令让小喽罗将捉到的宋江“快动手取下心肝做醒酒汤”,而且小喽罗在此前就说等大王醒了做醒酒汤,“我们大家吃块新鲜肉”(32回)。可见王英一伙吃人肉、喝心肝醒酒汤是常事。3

没遮拦穆弘、小遮拦穆春是揭阳镇二霸,外人来此卖药都要先见他俩才行,否则就要挨打,甚至被杀。船火儿张横和浪里白跳张顺专门抢劫和杀害过江客人。从李俊和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在大江上对张横说“船里货物,见者有份”并问他“有些油水么”等来看,李俊和童威、童猛、张横、张顺一样,也是在江上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37回)7

此外还有一些人也属于这种情况:

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在少华山“聚集着五七百个小喽罗....打家劫舍”。 3

35回写到小温侯吕方是贩药赔本后占山打家劫舍,赛仁贵郭盛来夺山,入了伙。石将军石勇“放赌(注意:不是自己赌博,而是放赌,坐地吃庄,带有黑社会性质)为生....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了人”,逃至柴进处。可见这三个并不是什么受官府迫害而参加起义的。3

摩云金翅欧鹏、神算子蒋敬、铁笛仙马麟和九尾龟陶宗旺4 人占据黄门山,虽然没说他们“打家劫舍”之类,但是从他们“收拾起金银财帛等项,带领了小喽罗三五百人,便烧毁了寨栅”随宋江等去来看,他们在黄门山也是靠打家劫舍为生(41回)。 4

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兄弟“两个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57回) 2

混世魔王樊瑞、八臂那叱项充、飞天大圣李衮(59回)三人在徐州沛县芒砀山聚集着三千人马,“打家劫舍。三个商量了,要来吞并”梁山泊。3

金毛犬段景柱“平生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60回)1

丧门神鲍旭“平生只好杀人”,在枯树山打家劫舍。没面目焦挺要去投奔他入伙,(67回)自然也是要打家劫舍的。2

险道神郁保四(68回)在青州聚集二百余人抢劫。(68)1

通过以上统计我们能够确定:上梁山前以“打家劫舍,抢劫过路客商”为生的就有43人!约占108 将的 40%。即使林冲这样的好汉,为了在梁山落脚,也不得不奉王伦之命按“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下山去杀一个人的规矩,下山杀人。要不是杨志武艺高强,也就成了林冲的刀下之鬼。这还不算后来“占住二龙山,打家劫舍”的鲁智深、武松和杨志,更不算李逵,也不算上了梁山就抢劫过路客商的晁盖、吴用、公孙胜、阮氏三兄弟、刘唐等头领,这几位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所以“梁山好汉”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其实说108 条“好汉”很不准确,有许多人实在算不得好汉,统统称为“梁山农民起义英雄”就更不合适了,称之为梁山 108“将”或一百零八个头领比较准确。

三、“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是《水浒传》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已经成为一个著名成语。实际上108 将被“逼上梁山”的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应当具体分析每人上梁山的具体原因,弄清究竟是谁将他们逼上梁山,用的什么手段。梁山108 将加上晁盖工109 人被逼上梁山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为黑暗的社会所逼。

如林冲、鲁智深、武松等。这种情况最容易得到广大读者的同情,也最容易揭露黑暗社会和贪官污吏的罪恶。我们所说的“逼上梁山”,实际上主要是指这一种。但是从全书来看,属于这种情况的人并不多。

二是被自己所逼:自己犯了事,无处藏身,实在不得已,只好上梁山。最典型的就是智取生辰纲的晁盖等八人。

晁盖人称“晁保正”。自王安石变法后,每十户为一保,设保长;五十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即五百户左右)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和副保正。(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264 、896 页)所以晁盖当时相当于县以下的乡长,管着好几千人,有一份不小的产业,是“本县本乡富户”。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晁盖等取了生辰纲后官府没有破案,他们还会上梁山么?肯定不会!从15回阮氏三兄弟骂王伦梁山“这几个贼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绝了我们的衣饭....”来看,他们是不会去的。当初吴用动员三阮参加时说:“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果然取了生辰纲以后三阮回石碣村“快活”去了。白胜呢也去“快活”地继续赌博了。后来白胜被捕招供,宋江舍命报信,晁盖问吴用怎么办,吴用说的话很值得注意。他说,躲到石碣村三阮那里去,因为那里靠近梁山泊。“官军捕盗....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18回)可见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上梁山的,而是每人拿着超过万贯的家财自己“快活”一生。再如杨雄和石秀。46回石秀说:“哥哥杀了人,兄弟又杀人(杀了和尚裴如海、潘巧云和丫环迎儿),不去投梁山泊入伙,却投哪里去?”

三是有相当大一部分既不是为官府所逼,也不是被己所逼,而是所谓义气相投,或者战败被俘,追随宋江上了梁山,包括不少原官军将领和江湖上的各色人等,前面我们提到的40多个不好汉也在内,这类人所占比例最大。

四是被梁山所逼,不得不上山。

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但采取的手段往往非常残忍。梁山需要谁就设计诱其上山,如若不从,就不择手段地设计使他家破人亡,迫使他不得不就范。为了让美髯公朱仝上山,吴用设计,晁盖、宋江下令,吴用、柴进、雷横、李逵进城,趁朱仝离开时“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朱仝)归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51、52回)知府之子四岁的小衙内,一个长得非常可爱的孩子,被李逵以板斧将“头劈成两半个”,多么残忍!34回为了让霹雳火秦明入伙,宋江定下计策,让燕顺、王英带领五十余人将青州城外“旧有数百(户)人家,却都被烧成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也就是说为了迫使一个秦明上梁山,杀死了数以千计的无辜百姓。而且由于燕顺、王英等是化装成秦明去的,结果秦明一家被慕容知府所杀。这种做法即使从旧道德着眼也是十分卑劣的!它反映了在不少人心目中认为,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在他们看来,目的或动机决定一切,过程并不重要。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考察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不仅要关注它的目的或动机,而且要重视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手段)以及由这个过程和手段造成的结果。而这三者并不是均等的,在目的、过程(手段)、结果三者中,最重要的是结果,是结果的正义性,进步性,对最广大人们的有益性,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所以为了让秦明上梁山,杀害这么多百姓,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这种只要动机、目的是好的,不注重过程和结果的思维方式非常有害。

四“快活”与滥杀无辜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对生命轻贱,滥杀无辜,是《水浒传》和梁山头领的一个相当严重而又很普遍的问题。这种严重性表现为几个方面:

一是不仅滥杀无辜,而且竟然吃人肉。宋江就差一点被王英做成醒酒汤吃了。卖人肉包子的菜园子张青(27回)自云原在庙里种菜园子,“为因一时间争些小事,性起把这光明寺僧行杀了(可见杀的决非一人),放把火烧做白地。”于是便做了强盗(“剪径”),以后被一个做过“剪径”的老者招赘。他与妻子在此开黑店,卖人肉包子。鲁智深也差一点死于十字坡,做成人肉包子。27回末武松在张青作坊中看到,“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所以这个黑店和梁山泊朱贵负责的情报站接待站黑店以及催命判官李立在揭阳岭开黑店,多年来不知杀害了多少无辜客人,多少人被吃。

二是梁山头领杀死敌人,历来是不仅把仇人(这里的是非另说)杀了,而且不分老幼,斩尽杀绝。

41回对黄文炳家:“晁盖、宋江等呐声喊杀将入去,众好汉亦各动手,。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不留一人”。49回对毛太公家,58回对慕容知府一家,都是“一门老小尽皆杀了,不留一个”。按说对于出身贫贱的仆人、丫环应当放过,但是梁山头领历来格杀毋论。54回“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贱三四十口,处斩于市。”66回对梁中书“老小一门良贱”亦然。攻破大名府后,幸亏蔡福建议柴进让梁山军队不要杀害百姓,经吴用同意下令“休教杀害良民时”,但为时已晚,“城中将及伤损一半。”“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中伤者不计其数。”所谓“良”就是指主人,“贱”就是指仆人、丫环这些下人。68回对曾头市曾长官一家,91回对陈将士一家莫不如此。92回“石秀、阮小七来到江边,杀了一家老小,夺得一只快船,前到焦山寺内。”可见那船主人是劳动人民,是一家老小的活命之物,不从被杀。

三是把杀人当做“快活”。

在绝大多数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中,都把黑旋风李逵评价为最富于革命斗争精神的英雄。李逵一直被认为是革命性和反抗性最坚决的典型。“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当初他打死人出逃就很可能是他的问题。他“贪酒好赌”,输钱就抢。即使不醉酒也打人(酒保、卖唱少女)、强买,强借(出场)。(38回)不过这些与他后来的表现比较都算不得什么。他一上梁山就主张:“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这句话历来被认定是李逵革命性最强的经典话语之一。但是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李逵“快活”的具体内容。只图自己以及朋友们的“快活”是梁山头领的基本目标,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结局。李逵不仅仅是滥杀无辜,而是杀人成性,将杀人作为“快活”,不杀人就会难受。三打祝家庄前他说自己已“闲了多时,不曾杀得一人”,要求自带二三百小喽罗“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扈家庄本来已经表示不与梁山为敌,并配合攻打祝家庄,宋江已经宣布他们“前来投降了”。但在扈成已经捉住祝彪欲解往宋江处的情况下,李逵不但把祝彪砍杀,而且“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只有扈成逃走。在宋江批评李逵时他还说:“谁鸟耐烦!见着活的便砍了。”“....吃(被,让)我杀得快活!”因此李逵的“快活”往往以许多无辜生命的死亡为代价。李逵斧劈公孙胜之师罗真人及道童也属于滥杀。他不仅任意杀戮,且手段极其残忍。73回李逵为狄太公家“捉鬼”,将他女儿及其情夫都砍杀,还说“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将两个尸体“乱剁了一阵”,“剁做十来段”!狄太公、太婆得知自己的独生女儿被杀害,非常伤心,李逵还迫使他们治酒食相谢。问题不在于李逵是个嗜杀成性的人,因为在李逵所处的时代,在农民运动中这样的人不但存在,而且不少。这是农民战争风起云涌而极少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问题也不完全在于作者是以一种欣赏的态度来写他,因为古代某些说书人、市民、农民的价值观、审美观就这样。问题在于我们现代人对这种行为要有正确的看法,不能把它只看作是“鲁莽、简单化”的一般“缺点”,不能把李逵看作《水浒传》的主要英雄人物。

过去由于过于看重李逵出身贫穷,一贯反对招安,而且公开反对赵家皇帝,要让他的宋江哥哥做皇帝,75回他夺诏撕诏,小说最后他还大叫“反了吧”,所以历来把他看作最革命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反不反皇帝,而是反了皇帝或自己人当皇帝以后对老百姓怎么样。由于宋江最终并没有当皇帝,我们无法得知李逵会怎么样。但我们可以从他一贯对老百姓的态度上看出他可能会怎么样。人们历来对74回“李逵寿张乔坐衙”评价极高,但是这个局部并不能根本改变李逵滥杀无辜最严重并以杀人为乐这一事实。40回在江州劫法场时他“轮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只顾砍人....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江边)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里去。”晁盖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李逵“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41回李逵说:“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快活”便是李逵的理想。他心目中的“快活”是什么呢?用43回朱贵的话说“快活”便是“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朱贵、朱富这回也杀了一些庄客和看的人。李逵“性起来,把猎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那三十来个士兵都搠死了....李逵还直顾寻人要杀”,被朱贵拦住。

滥杀无辜不是梁山个别头领的问题,而是带有普遍性,甚至连真正的好汉武松在血溅鸳鸯楼时也有这个问题。那次本来武松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三个杀了就行了,但是武松将马夫、丫环、仆人、唱曲的全杀了,甚至还专门回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Shuo)死了在房里”。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总共杀了15人,连明代万历年间的容与堂本的夹批都写道:“恶。”眉批写道:“只合(该)杀三个正身,其余都是多杀的。”连晁盖、宋江有时也这样。三打祝家庄是小说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事件是怎么引起的?47回写到,连杨雄都说“....时迁,不合偷了祝家店里报晓鸡,一时争闹起来,石秀火烧了他店屋,时迁被捉。”晁盖说“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但是也立即下令发兵“洗荡了那个村庄,不要输了锐气。”宋江也说:“即日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因此这场战争其实并无正义与不正义之争。而李逵自告奋勇,说只要让他带领一二百人,“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在他看来杀死祝家庄的几千人,只不过是“打死几个苍蝇”。三打祝家庄取胜之后宋江和吴用商议,“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不留一家”,进行大屠杀。幸亏石秀说指点盘陀路的钟离老人有功,“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因此祝家庄数千百姓才免遭杀光之祸。

100 回李逵得知自己也已饮毒酒,说:“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嘱咐从人死后要和宋江埋在一起。所以李逵的反抗性归根结柢不是建立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而是服从大哥宋江个人的愚昧“忠义”,唯大哥意志是从,是一种十分落后的意识。现代黑社会正是靠这种“唯大哥是从”的愚忠愚义来维系的。因而不能由于李逵主张反对皇帝就说李逵只是“简单鲁莽、不懂策略”的“弱点”、“缺点”。重要的不是他们反或不反皇帝,而是反了皇帝以后自己怎么样,会不会对人民好一些。李逵恐怕不会。李逵滥杀无辜和宋江纵容有关。宋江虽然批评过,甚至表示要杀他,但是别人一劝,就算了。李逵的板斧下杀害了不计其数的无辜群众,但是几十年来他几乎一直被绝大多数文学史家和评论家评价为梁山好汉中最杰出的代表,因为他反皇帝最坚决,杀死大批老百姓算什么,只不过是“鲁莽,简单化的弱点”而已。有一部20世纪80年代出版一印再印影响很大的文学史著作这样写道:“这些缺点和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相比,毕竟是很次要的,而且对于一个农民英雄来说,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中国文学史〈四〉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当然,李逵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塑造得是成功的,古代农民运动中这样的人确实很有代表性,很生动。但是从人物的道德评价上来说,李逵实在不值得大力肯定,更不应该高度评价。中国古代无数次农民战争最后几乎没有成功的,成气候的都不多,为什么?我们从李逵身上就能找到答案:这么滥杀无辜,不是在处处孤立自己么?老百姓能够支持这种军队么?老百姓不反对才怪呢!

鲁迅对《水浒传》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其中不止一次谈到对李逵的看法。他的《流氓的变迁》一文由于指出梁山头领“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所以20世纪60、70年代经常引用。但是鲁迅紧接着说,“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他在《集外集. 序言》一文中明确表示,对“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憎恶”。“憎”是痛恨,“恶”是厌恶,很反感。鲁迅对李逵严厉批评的这些话当时几乎没人引用,因为不符合对李逵的既定结论。我们过去常常是先有结论,然后专门找那些有利于这个结论的话语、材料来证明它,总是引用那些有利于自己结论的话,而对不利的则视若无睹。据说山东省水泊梁山遗址有李逵的塑象,作为一位突出的英雄来歌颂,我认为实在不妥。前几年杭州西湖南线整治一新,非常美丽。在涌金门树立了浪里白条张顺的塑象,因为张顺是在宋江率领大军征讨方腊时在杭州西湖边涌金门死的。张顺实在不值得现代人如此怀念,他本来专门抢劫和杀害过江客人,后来又随宋江去打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鲁迅对宋江此举有过批评。套用一句名言,张顺可说是生得不伟大,死得不光荣。把他的塑象放在美丽的西湖边上,实在是大煞风景。2002年12月初我到西湖游览,特别注意了一下,游人极多,但是几乎没有人对张顺塑像感兴趣,我没有看到一个游人在那里留影。西湖边岳坟前原来有武松墓,大概是文革中弄掉了。武松塑象倒是可以塑一个。

四是杀人尤其是杀害女性的手段非常残忍,反映了“女人祸水”观。病关索杨雄是两院押狱兼行刑刽子手(四十六回)。杨雄先割了潘巧云的舌头,然后“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肢解)。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作者往往是以欣赏的态度描写,而我们的文学史和文艺批评往往视而不见。

相比而言,在滥杀无辜的问题上,晁盖是比较好的。在智取生辰纲时他就只取财物而没有杀人,不过是将他们用麻药麻翻而已。在江州劫法场李逵滥杀百姓时他急忙制止。这里我要顺便说说为什么晁盖不在108 将中。这是小说创作的需要。因为在《水浒传》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宋江被塑造成最初并不想与朝廷为敌不想上山落草这样一个艺术形象,那么梁山前期就必需有一个出色的领袖才行,于是就出现了晁盖。但是在宋江上山以后,第一把手的位置必需由宋江来坐,因为历史上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在山东河北一带如何如何活动的记载,没有晁盖。如果宋江马上就成为梁山领袖,不符合人物性格,于是晁盖就只好早早地牺牲了。

五、消除封建意识残余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

《水浒传》中的这些严重问题在宋、元、明代存在都不奇怪,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些草莽人物的实际情况,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说书人、听书人以及罗贯中、施耐庵等的审美情趣。遗憾的是我们20世纪后期21世纪初期的现代人还缺乏正确的认识。现在出版的《水浒传》的“前言”对它的上述严重缺陷缺乏必要的批评。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中存在着许多落后观念,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指出?首先是因为过去很长时期我们常常以政治思维代替艺术思维。20世纪对《水浒传》思想内容的高度评价是从三四十年代的根据地开始的。八路军、新四军采取割据的形式以农村包围城市,反对当时的“皇帝”蒋介石。由于我们的军队是以农民为主的革命队伍,所以从感情上容易在政治上需要对农民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将它说成是农民起义甚至农民革命,而对其破坏性估计不足,或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实际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古代农民运动具有本质的不同。古代农民运动往往并不代表先进文化和新的生产力,它虽然能够一时打击落后腐败的朝廷,但是不能带来新观念、新的人际(生产)关系,所以没有新的进步。古代农民运动之所以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和《水浒传》中描写的滥杀无辜、不择手段、打家劫舍、极少数头领暴富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孤立自己。即使他们掌权了,在腐败方面完全不下于原来的封建统治者。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一个典型。

实际上代表任何时代先进生产力的都是那个时代掌握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从中国文化史来看,四五千年前,在当今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无论是人口还是土地,华夏族都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夷”。由于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华夏族掌握先进文化,耕作技术、养蚕缫丝、注重礼仪、发明文字,所以不断壮大,“以夏变夷”,“夷”就慢慢都融合到“夏”中来。钱穆先生指出,夷夏的区别主要不是民族,而是文化,这是很精辟的。从商鞅到李斯到魏征到王安石到鲁迅和毛泽东、邓小平,无不例外。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干部队伍建设上除了“革命化、年轻化”以外还要“知识化”,把知识提高到革命的高度具有革命性意义!现在中央提出要建设先进文化,这是非常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正是用先进文化____马克思主义教育了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结果。所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是简单的几条纪律,而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代表的先进文化。

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期中,我们对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都怀有刻骨仇恨和高度警惕。尤其是50、60、70年代,动不动就大反特反“资本主义复辟”,大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那年月连农民多养几只鸡都成了“搞资本主义”。但是从上到下对封建主义却没有这种强烈的所谓无产阶级感情,不大痛恨,因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封建主义已经铲除了。实际上上层建筑的消失和与它相应的经济基础并不同步,上层建筑的生命力要比经济基础顽强得多,在西方为消除封建意识和封建制度的斗争进行了至少三百年。封建主义的残余大量地存在于我们身边和身上。我们在长官意志、地方保护主义、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形象工程等等方面都可以发现它的影子,有些讣告都要用括号注明“享受几项厅局级待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社会发展史来看,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了一大截,是斗争了几百年才得来的。实际上封建主义远远没有铲除,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最后告诫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有的臀部就印着封建主义的徽记。马克思说过,专制制度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恩全集》第1卷411 页) 因此我们在建设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封建意识、封建制度残余的警惕和清除,要充分看到它的危害性和这种斗争的长期性。

世界各国的竞争,归根结柢是人的竞争,是人的素质高低的竞争。而人的素质高低的形成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民族文化心理是否健康,是否高尚,构成这种文化心理的思维方式是否正确和先进。中国曾经落后于世界几百年。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从孙中山、鲁迅、毛泽东到邓小平,一直到咱们今天在座的诸位,都在追赶世界。可是别人也在前进,那么我们只有比别人跑得更快才行,才能赶上,否则永远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毛泽东)。咱们要想跑得更快,就要大大提高咱们人的素质,培育健康的、先进的民族文化心理,掌握最先进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别人跑三步,咱们跑五步,再过几十年赶上它,从而彻底摆脱受欺侮的命运,使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永远成为历史。

六、《水浒传》仍然是一部伟大的艺术巨著

《水浒传》尽管有许多落后观念和不健康的因素,但它仍然是一部伟大的古典名著。关于《水浒传》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的伟大成就,有专门的报告,我这里只简单地说一下。

1 《水浒传》非常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价值观念和审美心理。

艺术创作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魔幻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但“真实”是艺术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我们怎么知道宋、元到明朝初期人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除了读宋史、元史、明史等当时的书籍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那个时期的小说和戏曲,而《水浒传》反映得最真实、最全面、最形象!许多在史书和其他典籍中对那个时代情形的记载在小说中可以得到生动的印证。连蔡庆、蔡福这样的见利忘义之徒都成梁山“好汉”了,反映了农民运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真实面貌。一些我们现代人认为非常错误的东西,象前面讲到的打家劫舍、滥杀无辜、株连全家等等,当时许多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反映了相当一些市民和农民的价值观和审美心理。文艺作品真实地反映社会面貌,看起来它似乎很简单,真正要做到却并不容易。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20 世纪50__60年代的不少作品,尤其是农村题材的小说,为什么现在几乎没有人再读了,主要不是艺术水平低,而是因为不真实!没有反映出社会的真实面貌和人们的真实心理。70年代末我读《李自成》,李自成几乎达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水平了,他手下的一些将领出色得没有农民味了,我就担心,姚雪垠将来怎么写李自成的失败呢?

读小说不仅使我们得到审美享受,增长文学知识,而且可以了解不少古代的情况。《水浒传》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比如说:

《水浒传》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林子里:野猪林、快活林、黄泥岗等。有好几处写到老虎的活动:景阳岗武松打虎,43回李逵接母连杀四虎,49回解珍解宝兄弟打伤了虎与毛太公的矛盾等。据动物学家研究,一只老虎的活动范围至少是40(或400 )平方公里的林子。老虎是大片林子里生物链的一个环节。这些都说明当时的山东、河北一带有许多茂密的林子,说明当时的环境比现在好得多。

44、45回写杨雄、石秀和潘巧云的故事,两次提到潘巧云是寡妇再嫁。其中一次是潘巧云的父亲对石秀说的。寡妇再嫁在唐朝的皇室中都很平常,有的还不止改嫁一次。可见至少到在北宋时寡妇再嫁还比较常见,不算丢人。它反映了封建礼教在宋代远远没有达到明清那么严酷的地步。中国的儒学从孔子、孟子到明清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孔孟时期最突出的“仁”越来越向“礼”倾斜,从董仲舒、朱熹到儒清,儒学发展为理学,直到礼教,人们所受的束缚越来越严格。

2 《水浒传》在结构故事、推进情节、特别是刻划人物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上小说的最高水平。如果我们看看当时欧洲、日本的小说,一比就明白了。由于它故事性特别强,人物性格鲜明,因而受到历代人们的喜爱。尤其是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这些英雄好汉,让人们感到温暖有靠。这个大家容易明白,而且以后别的专家还会专门讲,我不多说了。

3 从内容和精神的角度来看,它提供了一些我们民族比较缺乏的东西,从而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文化心理需求。

一是《水浒》创造了一种在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特别向往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比较平等,比较自由,生活比较优裕。用好汉们的话来说就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大家以兄弟相称。这是一种农民乌托邦。如果说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乌托邦纯粹是一种幻想的话,那么《水浒传》的梁山泊就是充满理想主义,带有相当的现实可能性了。因此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激励人们反抗暴政来获得较好的生活。

二是《水浒》塑造了一批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这个梦想的英雄好汉。尽管有许多人上山之前实际上人品不佳,甚至简直就是恶霸。但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英雄人物和领导人,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宋江等都疾恶如仇,是匡扶正义的好汉,是正义的化身。这就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市民看到了希望。

三是从头至尾洋溢一种豪迈的情绪,敢做敢为,充溢着阳刚之气,这些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别缺乏的。中国传统文化最早的典籍中其实并不缺乏刚性精神,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一开始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上经. 乾一》),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 卫灵公》)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滕文公下》)。孟子把人生最容易遇见的三大考验应该如何对待,用非常精彩的话概况出来了,洋溢着一种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刚性精神。但是自从董仲舒将儒学的重心由“仁”转向“礼”之后,这种刚性精神就越来越缺乏,到了清代,奴性泛滥成灾。因此人们需要这种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力量的鼓舞。

《水浒传》流传时间比较长的故事,情节比较生动合理,人物形象也鲜明。这些故事集中在前七十回,尤其是前四十一回。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观察,人们阅读文艺作品往往先入为主,对前半部分甚至前三分之一的印象常常能决定对全书的基本评价。《水浒传》中最令人同情、喜欢和尊敬那几位好汉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杨志、晁盖的主要故事大体上都在前四十一回。《水浒传》中间的三十回就要差一些,最后三十回就更差了,甚至征方腊一战就死了59员头领。至于120 本加进去的征王庆、田虎那就简直没法看了。因此人们对《水浒传》的良好印象主要是前七十回特别是前四十一回留下的。这是《水浒传》的精华所在。

 

傅光明:周先生由生辰纲的下落,讲了《水浒传》艺术上的不朽之处和人物行为、思想上的腐朽之点,带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和思考。我想,我们今天阅读《水浒传》,还是得在现代法治观念的引导下用现代意识来艺术地欣赏和品读。(供稿: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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