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传奇

李静睿

1921年7月，放浪形骸的郁达夫写出了放浪形骸的《沉沦》，震惊四座的他在《沉沦》中翻译的诗“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丧苦，自然的悲楚/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就是这一个郁达夫，1945年在苏门答腊死于日本宪兵手下，留下一阕《满江红》——“会稽耻，终须雪/楚三户，教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就算是多少有些不屑与人为伍的张爱玲，也在同一时期的《自己的文章》中宣告，她从此将重视人生的“和谐与安稳”。

1937年7月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圈，仿佛只是在一夜之间，就结束了五四运动后的长达20年的混乱与争执，流派与主题的细分再也不能牵动众人的神经，“五四”所启蒙的对于“个性解放”与“社会革命”的追求暂时搁置——在民族存亡之际，一切均理所当然地让步，“救亡”成为唯一的中心。

东北人将《松花江上》唱到了流亡所至的任何地方，老舍开始写大鼓词和街头剧，以便在街头巷尾也能激发老百姓的抗日热情。唯一的异数大概是“不折不从、亦慈亦让”的沈从文，其在1939年曾撰文反对“抗战八股”，反对文学介入政治，然而在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西南联大一待就是八年的沈从文，实质上又何曾真正远离过彼时中国的主题——任何一个个体的生活都毫无疑问地将会和国家民族纠合暗契，而在抗战的八年，这样的纠合暗契被放大至顶点，无人可抽离开去，八年乱世，却是中国现代文化上辉煌的盛世八年。

1938年3月27日，在周恩来的积极策划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协会几乎囊括是时文艺界所有精英，郭沫若、茅盾、胡风、老舍、巴金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按照协会的《简章》，其宗旨在于“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的权益”，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抗战时期唯一贯穿始终的刊物——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各派作家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联合，在“中国民族自由解放”的大旗之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自由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不可思议地汇流合一。

理论界关于八年文化成就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胡风自己就曾在《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中反思战争以来，“政治任务的过于急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不但延续、而且更漫长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抗战初期文学被认为是作家“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立场”的场所，这样的指责同时被扩大了到了所有文化领域，以文笔婉转动人而闻名的戴望舒抛弃“雨巷”写出“我们的人民/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田汉则从小众的舞台话剧转为写街头剧，并在武汉组织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单一代替多元、趋同代替求异，宣传代替个性舒展，是中国文化界为时势所迫做出的最大牺牲——然而在彼时的中国，这样的牺牲丝毫不让人惊奇，微弱的反对声并不能抹杀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对“自由解放”的共同追求，萧红的《呼兰河传》、老舍的《四世同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郭沫若的《屈原》……调侃的钱钟书在《围城》中形容1937年热得有“兵戈之象”，在兵戈四起后颠簸流离的方鸿渐则是文人们战时命运的小小缩影，而在颠簸流离中涌现的这些作品，则是身处乱世而心系天下的文化界留给中国历史最厚重的礼物。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抗战时期最为重要的文艺理论文本，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对文艺的方向做出提纲挈领的要求，即文艺作品的“工农兵”方向，虽然被毛泽东认定为在文化人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但历史早已证明，他们被记在了人民的灵魂深处。梁家辉在《太行山上》过了一把抗日英雄嬴，香港岛上又在上演《倾城之恋》——到处都是传奇，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那八年的那些苍凉故事，说不完，道不尽。

让当代电影人难堪的是，类似《小兵张嘎》之类的发黄影像，

却是中国战争电影目前达到的最高水平。

中国战争电影之困

特约作者张嘉佳

美国有《雷霆救兵》，欧洲有《美丽人生》、俄罗斯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小兵张嘎》、《地道战》之后，我们的战争电影在哪里？

一有问题就把症状归咎为制度，是中国电影非常有趣的一个场景。其实就那几位爷，无论走什么题材，仗着国宝的身份，总能获得批准去做，但奇怪的是，几乎都很少涉及战争题材。剩余人等动辄主旋律，主旋律=不好看，中国战争电影的如此困境，显然也无法抛开电影人本身素养的匮乏。

战争电影是多点多线的系统结构，号称第一人的张艺谋，掌控更为简单的武侠题材，也能拍出几乎寻找不到优点的电影，这种失控，基本决定了无法出现战争杰作的后果。

综述起来，每个优秀的国际导演都有拍摄战争电影的情结。将民族、个人、历史以利益、荣誉、存毁等极具煽动性的要素连接起来，生命成为一种展示方式，这其中的思想难度和技巧要求，是身为一个导演，一生可能达到的顶点。中国的大导演，譬如吴宇森，也有类似情结，但在大家都认为可以尝试的时刻，一部《风语者》却体现了本质上的落后。

有一点无法否认，正如样板戏的艺术价值也绚烂存在一样，中国抗战电影的“电影性”，至少是可以称之为作品的，也基本集中在《地道战》等一批占据历史优势的群体电影中。

从战争电影的一般规律来看，战后才往往是战争电影真正的高潮。而中国随后爆发的内战则使高潮不断迭起，出现了顺延，并在内容上出现了某种“中断”。所以中国影坛的第五代导演们的处女作《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喋血黑谷》、《南京大屠杀》、《红高粱》、《血战台儿庄》、《七七事变》等粉墨登场，应运而生，令人惊讶的是，其后几部涉及抗日战争的影片几乎都是由第五代导演拍摄的。

《桂河大桥》、柯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奥立佛·斯通的《生于七月四日》、斯皮尔伯格的《雷霆救兵》，我们可以看成最优秀的战争电影中几个特殊视角，在没有能力铺陈大绘卷的情况下，中国的战争电影也没有去借鉴这些压榨人性的手段。

今年是抗日胜利六十周年，《太行山下》正在挖空心思做宣传。正如一位影评朋友所说，梁家辉的加盟，在众人觉察怪异的前提下，也说明该题材的尺度原则性打开，虽然只是一个演员的选择问题，却让人看到些改变的些许希望。

要有杰出的战争电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杰出的电影人才，这和制度谈不上干系。恶劣环境本应该造就英雄，而实力低下就只能造就《英雄》。

抄一段台词。在《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说:“是啊，如果战斗，可能会死。如果逃跑，至少还能活。年复一年，直到寿终正寝。你们！愿不愿意用这么多苟活的日子去换一个机会，就一个机会！那就是回来，告诉敌人，他们也许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是，他们永远夺不走我们的自由！”

这无可厚非是一段具备渲染力的台词，而且主题明确，思想崇高，所以想说一句，我们电影中，也可以少交党费了，走主旋律，也是可以好看的。

四种人生

梅兰芳:如兰吐芳

1919年4月21日，梅兰芳曾率团从北京赴日本演出，据当时的报刊报道，“梅兰芳就日本之聘，言明一个月。出五万元之包银，在日本已成为破天荒之高价，而中国伶界得如此之重聘，亦未之前闻。”但在抗战八年，梅兰芳蓄须明志，未发一音。

朱自清:浊世自清

1937年上元节那天，朱自清还和杨振声、沈从文、林徽音等一起闲逛厂甸，晚上参加胡政之晚餐。醉心于国学的朱自清在彼时只是一个单纯的文人。“七七事变”之后，朱自清的一名学生投笔从戎，朱为其题写《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1948年6月，在贫病交困之中，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直到逝世，其家人没有买过一斤政府配售的美粉。

胡兰成:兰兮胡成？

因为张爱玲，胡兰成大概永远会被人记住，张爱玲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翩翩风度的胡兰成，在汪伪政府成立后，被任为“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当时汪精卫称他为“兰成先生”，经常向他“殷殷垂询”。即便如此，胡兰成的人生又是怎样？日本投降后，逃出武汉，先后隐居上海、浙江，于新中国建国前后偷渡日本，后又曾执教台北；1976年，被逐出台湾，随后客居日本，1982年病死于东京。

周作人:奈何为伥？

周作人在《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中写到，“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作为鲁迅最疼爱的弟弟，一生提倡“人的文学”的周作人始终试图把个人生活抽离于社会生活之外。1937年抗战爆发，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却以“家累”为名，不愿意南下，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这是周作人一生都丢不掉的包袱。

一首歌曲

《毕业歌》

《毕业歌》作于1934年，为电影《桃李劫》的插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曲在影片中一群青年毕业前欢聚一堂时首次出现，影片结束时又再度响起，“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样的豪言壮语，被中国青年们整整唱了70年。

两部电影

《马路天使》

1937年的《马路天使》并不是同时期的《风云儿女》一般直接激扬的抗战电影，周璇在片中饰演的小红只是一个命运坎坷的天涯歌女，悄悄地生、悄悄地死，但那时尚未大红大紫的周璇在片中唱的那一曲《四季歌》，“夏季到来柳丝长/大姑娘漂泊到长江/江南江北风光好/怎比青纱起高梁”，却显然有流亡的东北人对家乡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

《小城之春》

费穆的《小城之春》出品于1948年，年轻的周玉纹，懦弱的戴礼言，费穆镜头下的南方小城始终笼罩着战后难以言说的凄凉之气，寂寞的周玉纹常常伫立的那段城墙，含蓄地隐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战争虽已结束，却并未远去。

三本书

《四世同堂》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整整一百章。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称其“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其中的祁老人一旦抗战结束，很快忘掉了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对他的重孙小顺子说，“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这样的国民劣根性，至今仍应引人思考。

《围城》

《围城》写于沦陷中的上海，同一时期的钱钟书还曾写过一首六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杨绛称其寄托了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惘情绪”，钱钟书本人也在序言中称自己“两年里忧世伤生”。

《倾城之恋》

1941年，香港沦陷，即将要从香港大学毕业的张爱玲在战火纷飞中丢失了她一切的文件记录，回到上海后的她写下《倾城之恋》，香港沦陷时的白流苏只是惋惜着许久才能吃上一次蚝汤。张爱玲说，“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彼时的中国，除了千万个英雄，总也有千万对平凡的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