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城市中成千上万的空缺岗位，与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出现了这种不匹配呢？这部分采用经济学分析的方法，结合各种调查报告提供的资料和作者自己进行的调查研究素材，对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现象进行剖析。

1 沿海劳动力供求的特殊性

首先，中国的确具有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的现实，但并非永远如此，而是随着时间和地点发生变化的。由于中国处在简单劳动力供给无限的阶段，与此同时，又存在着一系列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意愿大于城市所能吸纳的能力，使得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曲线在一定范围内近乎无限弹性，即接近于是水平曲线。但由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终究是有成本的，特别是当存在着制度性障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当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一定限度后，该曲线也具有上扬的趋势，供给弹性相对降低。从图3-1中看，当劳动力需求从D增加到D’时，雇主可以在工资几乎不变的条件下继续获得劳动力，而当劳动力需求提高到D’’时，则满足劳动力需求的供给条件是相应提高工资水平。一旦企业不能承受工资上涨，就会出现雇工难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持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长期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条件下，企业始终处于一个岗位有多人竞争的“买方市场”地位。因此，企业在接受新的定货单时，根本不会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可能性考虑在内。而一旦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的幅度很大，如图3-1中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动到D’’时，不提高工资就会遇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按照经济学逻辑，如果企业哪怕是暂时性地相应提高工资水平的话，劳动参与率会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会增大。但是，如果企业习惯于按照劳动力成本不变的假设扩大生产，则没有工资上升的余地。这必然会出现雇工难的问题。

劳动力成本是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很多企业依靠压低工人工资，实现生产的低成本。

其次，农村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会影响城市劳动力供给。人们看到，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工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农村劳动力不会继续流入，以填补劳动力供求缺口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在图3-1中，近乎水平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不能按水平方向继续延伸呢？可以用图3-2来解说这个道理。左右两个图示分别代表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由于制度性分割的存在，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分别决定，并且绝对水平存在差距。因此，随着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不断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根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机理，劳动力流动的结果是导致两个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供给曲线发生方向相反的移动，即工资率低的市场上劳动力供给趋于减少，工资率高的市场上劳动力供给趋于增加，这种调整的结果则是形成两个市场上趋于均等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个原理的前提是不存在阻滞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在存在诸如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就业歧视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碍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存在着巨大的迁移成本。迁移成本的存在，使得农村劳动力到城市的流动，并不能充分进行到消除城乡工资差距的程度。因此，在城市均衡工资W*u和农村均衡工资W*r之间产生一个差OW*u–OW*r。这个工资差实际上代表的就是由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迁移成本。

在迁移成本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到满足城市需求的条件下，粮价上涨、农业税取消和种粮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的实行，却使得农民收入提高具有了潜在可能性。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村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到D’，工资从原来的均衡水平W*r提高到W’r。与此同时，在GDP迅速增长的同时，农民工在城市的工资水平十几年来却基本上未变。

这意味着，在迁移成本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向城市流动的收益不再足以补偿迁移成本，从而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城市劳动力需求扩大的要求。事实也证明，企业是否存在招工难现象，与企业的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直接相关。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突出。工资待遇与缺工有直接关系，月平均工资在700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700－1000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用工基本可保证；10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没有问题。

2 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

满足一个地区某个行业或几个行业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短期内只能主要依靠本地区劳动力。一方面，较好的工资和待遇条件，可以吸引其他部门的劳动力转换到此部门；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增加，可能会使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重新就业或回到劳动力市场。从较长时期看，则必须依靠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到此地区。

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对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增加，不可能依靠本地区已有劳动力解决。这些企业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几乎都是靠低工资来赚取利润，工资已经没有上升的余地。

由此来看，满足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只能依靠外地劳动力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迁移。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的相关福利制度的存在，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迁移存在很多障碍和限制，迁移成本很高。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在地理上是隔绝的。迁移的距离越大，迁移成本越高。事实也确实证明，近距离迁移者的比例要大得多。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地理上的隔绝，使得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相联的环节上，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另外，长江三角洲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强劲竞争。而且，长江三角洲地区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提高农民工收入，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尤其是工伤保险、最低工资保障、医疗保险，上海还出台了养老保险。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这方面却没有明显的改变。这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农民工的流向越来越分散。

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对外来劳动力中的技术工人、年轻工人，尤其是女工的需求较大，以致于需求远远超过供给。而普通工人、年龄较大的工人，以及男工，则基本不存在短缺。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绝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很多企业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遇到赶定单时更是经常加班加点。工人常年在生产线上劳动，生活单调枯燥。因此，企业往往愿意招收年轻工人，尤其是年轻女工。一方面，年轻工人的体力好，劳动承受能力强；另外，女工相对男工来说，工资要求低，而且容易管理，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广东省2004年第二季度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表明，在企业发出的用工需求信息当中，有78%明确要求招收18－25岁的年轻女工。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进入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比例提高，家庭经济状况也比以前有了很大好转。这部分人不象上一代移民，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家庭对他们在经济上的依靠也较小。很多人很难承受枯燥的工厂劳动，而愿意选择到服务行业。尽管服务行业的收入不一定比工厂高，但有机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生活不象在工厂那么乏味。

3 周期现象中的长期变化端倪

通过回顾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过程、劳动条件和待遇的变化，以及劳资关系的历史，根据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的特征，找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存在的问题，探究问题的本质原因，并为解决“民工荒”问题开出良方。

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也是体现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关系的重要信号。但劳动力价格的形成过程和机制，要比其他生产要素和产品复杂得多。这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如此。在工资形成上，最基本的前提是，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决定的。在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完全由企业决定。也就是说，在企业雇用劳动力时，由企业根据同行业工资状况，决定劳动力的工资，劳动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劳动条件和给予工人的待遇也往往很差。

劳动力不可能永远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其供给弹性会逐渐下降。这时，企业如果增加劳动力需求，必须提高工资。但是，在长期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条件下，企业习惯于按照劳动力成本不变的假设扩大生产。要想让企业提高工资，提高劳动待遇，改善劳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会组织代表工人的利益，同企业进行集体谈判，在维护工人的劳动经济权利、劳动安全和职业健康权利、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权利、精神文化权利和女职工的特殊权益等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从保护工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也会制定相应的法规和制度，规范企业的行为。例如制定《最低工资法》，规定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规定企业按时支付工人工资，不许拖欠；制定企业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标准；成立劳动监察部门查处企业的违规行为等。

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已初步显露了劳动力供给弹性下降的端倪。

较高的迁移成本，大大减少了农民迁移到城市的净收益。根据托达罗的绝对收入差距假说，迁移成本的存在，会限制一部分农民的迁移。这样，对沿海发达地区来说，外来劳动力实际上并不是无限供给的。按照前面的分析，在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必须提高工资，才能满足劳动力需求。如果企业仍然假设劳动力成本不变，不提高工资，企业就会遇到雇工难的问题。一边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活可干，另一边却是沿海发达地区有活没人干的尴尬局面的出现，也就难以避免。必须全面彻底地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其背后的“含金量”，降低劳动力的迁移成本。这样，就可以使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顺利迁移到城市，满足城市的劳动力需求。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尤其是在大城市。

根据前面所述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工会组织在为工人争取利益，同企业进行集体谈判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沿海发达地区的外来劳动力来源地分散，集体行动中沟通成本很高，极容易造成免费搭车现象，因此在同企业谈判的过程中，更需要工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近些年来，中国工会的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大幅度提高。

政府在制定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保护工人利益，规范企业行为等方面，也应该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中国政府相应部门，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制度，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很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第一，政府在加强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递要发挥积极作用。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一方面要积极了解企业的用工需求，另一方面要全面了解各地劳动力的信息。

第二，加强劳动力技术技能培训。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对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

第三，政府应倡导企业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改善工人的劳动力条件，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等方面。

此外，政府要确保《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

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的经济仍将持续增长，而且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持续增长，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而农村能够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却相对稳定。若干年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就将不仅仅是相对的和结构性的，而将是绝对的，全局的。劳动力相对资本将变得更加昂贵，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整个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即从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转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从长远看，珠江三角洲地区必须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转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作者：柴海山、张时非、唐钧、莫荣、蔡昉、王美艳）

（本文摘自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的《2005年中国就业报告》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