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三农”问题变化的总趋势是进展大，问题多。进展大在于政府开始用统筹的观点和措施来协调解决“三农”问题，一系列配套的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各级财政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效果明显。政府几个涉农发展的部门和研究机构在2005年设计组织调研并完成了几个专题报告，研究当前的农村发展和农民需求，有数据，有观点，社会反响大。问题多在于农村发展已经进入城乡互动新阶段，旧的问题存在，新的问题产生，社会张力显现。村落社会分化继续扩大，快速城市化对农村的影响开始显现，农村内部阶层关系也出现了新特点。

一农民收入：以统筹破解“三农”问题

农村正发生着深刻变化，重要标志就是中国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展的新阶段。2005年对农业进行反哺，以工支农、以城带乡效果明显。

（一）农民收入增加，支出增长

2005年的突出特点是以统筹破解“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统筹的特色在于，促进农民增收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相结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农民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相结合。

农民收入继续增长。2004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创1997年以来最好水平。2005年前三季度，中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450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1.5%，增速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7个百分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

中央从2004年起连续两年出台“一号文件”，运用财政、税收、价格等多种杠杆和手段，千方百计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从2004年起，国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6亿农民享受了直补政策。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进一步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27条惠农政策，农业税减免全面“提速”，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加大，全国有29个省份实施粮食直补，全年安排资金132亿元，比2004年增加16亿元。部分地区农民还得到了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在一些粮食主产区，农户投资增长迅速。据对13个粮食主产区的调查统计，2005年上半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第一产业投资额同比增长25.6%，远高于上年同期6.1%的增长速度。2005年一些地方新粮上市价格较低，国家启动了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农民税费负担大幅度减轻，全国有28个省份全部免征农业税，河北、山东、云南三省也将农业税税率降低到2%以下。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6.8万个农户的抽样调查，上半年中国农民农业税人均不足1元，同比下降87.2%。2006年中国将全部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种地不缴税，据初步测算，目前中国农民在购买生产资料等生产过程中缴纳的增值税，每年在4000亿～5000亿元之间，农民人均缴纳的税款在200元以上。

2.农民收入的结构

农业部农村司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人均1586元，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2.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特点是：①出售农产品收入大量增加。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人均707元，同比增长20.3%。②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16.6%。③第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保持平稳增长。农民家庭第二、三产业生产经营的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4.7%。④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增加。农民的人均财产性现金收入同比增长20.9%；人均转移性现金收入与上年同期持平，其中，粮食直补、购置更新大型农机具补贴和良种补贴收入8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⑤税费负担继续大幅度下降。农民的税费支出人均5.6元，同比下降51.1%。其中农业税人均不足1元，下降87.2%。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上半年农民缴纳各种收费和“一事一议”筹资费比上年同期增加。其中，各种收费人均2.6元，增加0.4元，增长17.1%；“一事一议”筹资费人均0.8元，增加0.4元，增长90.9%。各种收费占上半年税费支出的43.3%，“一事一议”筹资费占13.7%。

3.农资价格上涨使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增加

调查汇总发现，2005年碳氨、尿素、磷肥等化肥零售价比上年同期平均上涨了25.8%；农膜平均零售价上涨了42.1%；水稻种子平均零售价上涨了76.7%；玉米种子平均零售价上涨了33.3%；农药零售价平均上涨了15.86%。按四川德阳农民大田生产投入水平，农民种1亩水稻、玉米平均投入165.18元，比2004年增加37.37元/亩，增长29.2%。国家政策扶持给予农民的实惠有78.3%被农资涨价因素抵消。此外，重大动物疫病对畜牧业和家禽业的影响，对养殖大户收入的影响，不可低估。

4.上半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快速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5年上半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人均99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66元，增长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8.9个百分点。生活消费的各类支出全面增长，其中商品性支出人均674元，增加108元，增长19.2%；服务性支出人均322元，增加58元，增长21.8%。①食品支出大量增加，主要是由于购买粮食和肉类食品支出大量增加。②衣着支出持续增长19.2%。③居住支出平稳增长。④购买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支出增长27.6%，在生活消费的各类支出中增速最快。⑤交通和通讯支出持续快速增长，支出增加额仅次于食品消费。⑥文教娱乐支出增加较多。⑦医疗保健支出大幅度增长，增长27.1%。⑧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略有增加。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人均1586元，实增12.5%

（二）农业产业化、农村经纪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农民农业收入增长有两个因素：一是农业产业化对农户经营的带动，二是农村经纪人的推动。

1.农业产业化将分散的农户生产经营组织起来，适应市场需求

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历史性突破，龙头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极具成长性和生命力的市场主体。“十五”以来，逐步由初级加工为主向精深加工延伸，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劳动、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并重发展。截至2005年9月，全国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11.4万个，固定资产总额8099亿元，分别比2000年增长70.9%、91.7%。全国各类产业化组织带动农户8454万户，从业人数3333.2万人，比2000年增加2493万户，平均每户从中增收1202元。产加销、贸工农有机结合，农民组织化程度显著提高。产业化不仅使一部分农民能直接进入龙头企业务工，还有许多农民参与到运输、营销环节的经营活动中，增加了收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产业化带动农户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型；二是专业市场带动型；三是中介组织带动型。

2.农村经纪人将农户的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

据国家工商总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调研统计，2005年全国农村经纪人总户数达38万余户，经纪执业人员达61万余人，经纪的业务量达1707亿元。从种类看，农村经纪人主要分为农产品经纪人、农村手工业产品经纪人、农业科技经纪人、农村劳动力经纪人等。农村经纪人中从事粮食、蔬菜、水果、牲畜、水产品等经纪的经纪人占了主要部分，分别为5万户、6.3万户、4万户、2.5万户、2万户。在经营方式上主要以居间和行纪为主。农村经纪行业呈现三个特点：①农村经纪人员数量迅速扩大，经纪组织形式、经纪业务方式已呈多样化，经纪效率明显提高；②经纪业务范围开始涉及经纪生产资料、日用工业品等领域；③农村经纪行业的发展不平衡。

（三）村内贫富分化扩大

伴随着农民收入总体增长，农村收入分化明显。中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降低到2004年的2610万人。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579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5。

农村贫困人口有五个特点：①贫困人口纯收入的2/3来源于家庭经营农业。89.4%的贫困农户是农业户或农业兼业户。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为115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为19.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1个百分点。②贫困人口收入的货币化程度低。2004年贫困人口人均现金纯收入257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44.4%，比2003年下降7.6个百分点。贫困人口收入的货币化程度比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低34.5个百分点。③贫困人口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2004年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份额为2.8%，贫困人口的收入总额在农村居民收入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为0.5%。收入差距扩大。④七成以上贫困人口的收入在500元以上。⑤一半以上的贫困农户生活入不敷出，现金短缺。2004年，贫困人口人均生活消费支出602元，超过其人均纯收入23元，超出4%；现金生活消费支出322元，超过其现金纯收入水平65元，超出25.3%。分户来看，贫困农户中有54.1%的家庭人均家庭生活消费支出超过纯收入水平。

重庆市农调队对农村贫富差距的调查发现，首先，农村贫富差距的总体特征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按五等分收入分组，20%的低收入组农户和20%的高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分别是741元和4529元，高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的6.1倍。高收入组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是低收入组农户人均生活消费的3.5倍。低收入组农户多数存在入不敷出。低收入组农户的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60.0%，处于温饱线以下；高收入组农户的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37.6%，已达全面小康水平。其次，农村贫困也由原来的成建制“整体贫困”向“局部贫困”或“个体贫困”转变，原来单一的“贫困区”逐步向“贫、富区”交织化方向发展。再次，返贫现象突出。返贫分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农户素质差及缺乏自身努力而返贫；二是由于突发性事件如疾病、自然灾害、市场突变等因素导致脱贫农户返贫。最后，少数贫困农户贫困程度加深。这部分农户主要是病、残、老、弱等缺乏劳动力，或是文化素质极低，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发展生产，又无社会保障，仅靠政府微薄扶持，贫困程度越陷越深。

导致农村贫富差距的因素有以下几个：①政策因素导致城乡、农村贫富差距加大。②自然环境不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③劳动力多少导致贫富差距。④因病因残造成贫富差距。农村因病残返贫、因病残致贫现象较为严重。⑤教育负债拉大贫富差距。小学一学期学费两百多元，初中一学期学费四百多元，高中一学期学费近千元，大学一年学费近万元，高昂的教育费用让一些低收入农户处于“不送子女读书长期贫，送子女读书立即贫”的“两难”窘境。⑥耕地得失拉大了贫富差距。失地农民成了无业之民，失地失业走向贫困。农村因失地而走向贫困分两种：一种是因工程建设失地致贫的农民增多，再就是移民失地导致贫困。⑦文化素质高低也决定着贫富程度。农村中只能从事传统的种养业的农户收入远远低于拥有新型的劳动技能者。⑧不良消费导致贫富差距。人情消费、赌博消费等也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一大因素。

（四）农民工

外出务工成为除农业外农民最主要的就业形式和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5年上半年，农村常住户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8845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75万人，增长4.4%。劳动力外出的特点是：①中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快速增长；②跨省流动劳动力继续增加，上半年，跨省外出务工劳动力4626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27万人，增长5.2%，占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比重为52.3%，提高0.4个百分点；③外出劳动力仍以到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为主，其中到地级市务工的劳动力增加较多。上半年，到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劳动力6006万人，同比增加567万人，增长10.4%，占外出务工劳动力的67.9%，比重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在直辖市务工的劳动力增加19万人，增长2.3%；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劳动力增加69万人，增长4.2%；在地级市务工的劳动力增加478万人，增长16.3%；在县级以下及其他地区务工的劳动力2839万人，同比减少192万人。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家庭收入，而且提高了自身素质，但也给县以下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家庭结构、亲情关系带来强烈影响和冲击。①大量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家的大多是老弱病残之人，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因缺乏精壮劳动力进展不大。②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精英外出，致使村“两委”换届选举时选不出高水平的领导。③“留守孩子”缺少父母的关爱，大多任性冷漠，学习成绩不理想。④“留守老人”劳动繁重、赡养无着、孤苦寂寞。

二城乡关系：城市化要考虑农民权益

（一）城镇化要有农民的视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未来中国城镇化模式选择的原则和目标。从“城市化”到“城镇化”，一字之差意义重大，城镇化包括了农村发展。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已经由1990年的18.9%升至2004年的40%，到2020年将达到60%。在未来15年，中国将有2亿～3亿农民迁入城镇居住，城镇人口将从现在的5.24亿人增至8亿～9亿人。

中国农村劳动力2003年是4.89亿人，但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不足2亿人，其余大部分从事第二、三产业或处于剩余状态。即使推进城镇化进程，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仍会有7亿人左右，2020年农村至少还会有5亿以上的人口。这就要求，在城乡发展的同时要考虑农村发展，城市化发展要有农民的视角，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还得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动农民进城，另一方面稳定乡村经济。稳定乡村经济就要关注县域经济的发展，关注县域社会结构的调整。

（二）土地

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乱征滥用，很可能会制造新的无地、无业、无社保的“三无农民”，严重损害农民的长远生计，威胁到社会的稳定。目前在农民收入多元化的情况下，土地收入依然占60%；农村劳动力中有1亿多人的流动大军，有1.3亿人在乡镇企业，仍有1.7亿人在经营土地，还有3000万人从事畜牧业、渔业生产，也要依靠土地。

占用农田成为2005年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全国有27个省（区、市）的基本农田出现减少，16个省（区、市）的在册基本农田面积低于《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确定的指标。2001年以来，全国因城镇村非农建设用地调整基本农田面积425.4万亩，各类非农建设违法占用基本农田面积116.25万亩。现行的征地补偿仍然没有完全补偿农民所失去的财产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带有某种歧视性和非公平性。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当人均GDP小于500美元时，农民以分散的自给自足方式经营土地；当人均GDP大于1000美元时，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才开始体现出来，表现为土地拥有者转移土地的强烈意愿。

2005年因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真正原因并不是城镇化进程加快，而是土地政策和征地操作方面还存在一些重大缺陷。①农地转为非农地使用必须实行国家强制征用，征地范围过宽。②农地转为非农地过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公平，土地经营权的拥有者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以地生财”已成为地方政府增加财力、筹集城镇建设资金的重要途径，为增加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农村土地成为政府的“第二财政”，成为新时期“以乡养城”的一种新形式。农村居民除了土地之外基本没有什么保障，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失地的农民，导致了一些群体性的抗争事件。据专家测算，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有2万亿元以上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城市的建设，而这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进入城市并没有带来相应比例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稳定转移。③土地税费结构不合理，政府重费轻税。④地方政府用土地招商引资，由此导致稀缺的土地被大量占用。据国土资源部估计，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大于走私造成的损失。

（三）城乡一体化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市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大课题。一些地方的经验表明，推进城镇化建设步伐，必须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城市的承载能力相适应，不能“拔苗助长”。如果仅仅以城镇化人口这一指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而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小城镇建设只是一句空话。西部一些地区为了完成城镇化人口方面的指标，将大量农民的户口转为居民户口；但这些“新居民”既享受不了国家的惠农政策，又享受不了对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政策，他们强烈要求“非”转“农”，还他们农民身份。

三农民工：衡量城乡关系协调的指示器

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要用农民进城就业的水平和质量来测量。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应当通过加快完善市场体制来为农民提供更多、更便利、更公平的就业机会。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约4.8亿人，而农林牧渔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只有1.7亿人，多余的劳动力只能转向非农产业或走出农村寻找就业机会。在全国660多个城市中，农民工已达1.2亿人之多。据农业部分析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农民还将以每年850万人的速度向城镇转移，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3亿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已占第二产业岗位的57.6%，商业和餐饮业岗位的52.6%，加工制造业岗位的68.2%，建筑业岗位的79.8%。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8月完成的相关调研报告透露，目前中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9岁，其中16～25岁的占45%，30岁以内的占61%。农民工总体文化程度偏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高达83%，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占72%。在东部省份就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62%，在中部省份就业的农民工占20%，在西部省份就业的农民工占18%。适合需要的公益性服务和培训项目少；市场中介行为不规范，初次求职农民极易上当；培训项目与生产和服务实际脱节，不能满足就业需要，是阻碍农民工就业的三个因素。

要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使农民在城里有长期稳定生存的手段，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然而，2005年有关农民工的劳动保护、劳动安全事故频发，以及煤矿生产伤亡惨重的诸多报道显示，对农民工的收入权益保护、劳动环境和安全生产保障还很薄弱，使农民工形成就业环境不公正的感受。

1994年开始，中国开始采用现行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但无法回避的矛盾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部分失业人口并没有被“登记”在案。自2006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将暂停统计“城镇登记失业率”，将部分遵循国际惯例，用抽样调查的方法统计失业率数据，农民工等阶层将被首次纳入统计范围，这就意味着亿万农民工将得以纳入失业保险体系。这是解决城乡二元经济分割的重要一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樊平）

本文摘自《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中国网 2006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