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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自兴委员:理性看待少年班 探索教育新模式
中国网 | 时间: 2006-03-08  | 文章来源: 中国网

1999年全国“两会”上,我提出“废止大学少年班”的提案,引起一场社会大讨论。从那以后,我对少年班“基本上坚持原来的观点”,一直比较温和地保留原有意见,关注该问题的发展,并不时加以研究。去年,中国科大少年班学生马丽丽(化名)盗用同学的留学录取通知书一事,再次引发社会上对“少年班”的议论与关注。 5月16日晚10时,中央电视台还在新闻频道“社会现象”栏目中,以“天生我才”为题报道了由马同学事件引发的对少年班的争论,简介中国某大学少年班的历史和各方面对少年班的不同看法。我有幸接受了CCTV记者的采访,在该节目中谈了自已的观点。自提出提案以来,7年过去了,我国社会和少年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上对少年班问题仍然十分关心,时有争论。如何用科学发展观,公正地看待少年班,理性地讨论少年班问题,探究创新教育模式,是很有必要和有意义的。

社会上对少年班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只是在兴办少年班初期,在国家领导人、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金得主等要人名人一片支持声中,不赞同的声音尚不敢公开发表而已。

赞成少年班者,特别是主办者,认为少年班能够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对自已的“政绩”感觉良好。他们说,少年班学生成才率高,85%以上考取国内外研究生,1/3以上获博士学位,而且大部分在国外工作。他们觉得少年班的成才率是国内最高的,无可匹敌。

少年班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期望孩子出国深造,认为孩子进少年班是最佳选择,好像没有更好的成才途径。

少年班大学生对少年班的看法不尽相同,在肯定收获的同时,也感到若有所失。

批评者认为少年班是揠苗助长、急功近利,违背了自然规律,也使少年班的大学生失去了少年时代应有的快乐。因此,他们认为办少年班是得不偿失,应该停办,至少不宜多办。

有没有神童?有多少神童?早慧儿童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智力超群者被誉为天才儿童或“神童”。有份调查报告认为,“大约有3%的儿童是天才儿童;我国天才儿童约有3000万到9000万”。我认为,有神童,但没有这么多,只是极少数;千万不要人造成大批“神童”。如果有那么多神童,那么每所大学办个少年班,甚至把所有大学的所有班级都改编为少年班也容不下这么多“天才儿童”!

世界最知名的神童也许要算美国的维纳(NorbertWiener,1894—1964)。他在1948年发表著名的《控制论——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与通讯》论文,开辟了现代控制论新学科,成为现代控制论的奠基者。他智力早熟,3岁就大量读写,6岁入小学,9岁进中学,12岁上大学,14岁大学毕业。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与另外4名11-15岁的神童结伴学习。这5名神童只有维纳最成功,因为有他父亲的保护,不让他过“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而要他继续学习与调研。其他4名神童,有1人比较成功,1人很一般,1人因精神障碍而早夭,另有1人因身体疾病早夭。

维纳到晚年深有感触地说,“神童的道路是布满陷阱和圈套的。”我们应当从神童维纳的故事和心声中吸取有益的启示。

人们把早慧儿童可叫做神童,但不能要求个个神童都按人们期望那样成才,更不能要求他们都是天才。

近年来,我认识了几位从中国科大少年班毕业的神童,他们都已是中青年了。由于我对少年班曾经提出异议,有的少年班毕业生对我心存疑虑,甚至有些害怕。但是,经过接触和交往,我们彼此理解,取得共识,并成为朋友。

少年班的出现反映了我国的一段历史。在“文革”刚刚结束时,有的大学办了少年班,招收那些高分的少年神童上大学,它与恢复高考等举措一起,对于拨乱反正,消除“白卷英雄”和读书无用论的负面影响,对于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文革”期间小学只读4年,初高中学习也是4年制,所以高中毕业生的年龄要比以往小4岁左右。这就造成了有大批少年高中毕业,期望进大学深造。这也是当时的历史形成的一个产物。

如何看待少年班的成才这是争论的问题之一。

少年班学生是否都成才了呢?不少人认为,以多少人考取了研究生,多少人出国了,多少人当了企业开发人员来能说明少年班办得好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把这些神童分散到全国知名大学,与普通班大学生一起学习,他们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北大、清华大学毕业生,全校考取研究生的比例都很高,有些班级的研究生考取率则更高。但是,这不一定就能证明办学成功了,因为这些学校入学的大学生都是全国高中毕业生中的校校者,就如同少年班学生都是天才少年一样。少年班每年从全国早慧“神童”中精选50名或20~30名年龄比一般大学生小2~4岁的少年上大学,毕业时有那么高的研究生录取比例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值得骄傲与宣扬。

公开报导的少年班优秀人才如张亚勤、卢征天等同学,他们的确称得上优秀,还有姚新教授等也是很优秀的。如果不是上了少年班而是上重点大学的普通班,那么他们也可能一样优秀。

少年班的负面事件也不算太少,如上面化名提到的马丽丽侵犯他人权利的事件等。为了尊重和保护他们,在这里还是不要点名为好。如果不是上了少年班而是上大学的普通班,那么他们可能会有较好的表现。

个案并非重要,无论是成功的、美好的或是失败的、丑恶的都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少年班如此,普通班也如此。人们感到遗憾的是,开办少年班时要把少年大学生个个都培养成优秀人才的初衷并未完全实现。

有位记者写得好,他认为少年班的作用正负面都有。正面的作用,在于它为一部分智力早慧的孩子提供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早受教育的机会。负面的作用则在于它与素质教育特别是大众教育有些背道而驰,与义务教育的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要求不相合拍。很多心理学者也承认,智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人们智商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各人智力发育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有的智力发育比较晚的人在成年之后,做出的成绩并不比早慧的孩子差,少年班的孩子是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强,不一定就是比别人聪明。

一位15岁入上海某大学少年班学自动控制专业,18岁毕业后又补学了一个MBA的同学认为:“得”是在时间方面有一个回报,能够早于别人很长时间从大学里毕业;而“失”的方面是总觉得生活经历上缺乏了某些东西,或者叫做社会化过程不充分,到社会上以后需要花比较多的精力来补课。他坦率地讲,“上少年班,我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感,除了时间上的优势,到现在为止,我也并没有觉得比其他普通大学生有其他太多优势。”

我们不能苛求少年班大学生应如何才是成功,怎样才算成才。应该说他们总体上是合格的,但优秀者不够多,有突出贡献者目前还较少。北京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赵忠心教授认为,少年班大学生很少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出大成果,很少有学科学术带头人;也就是说,少年班很少培养科学顶尖人才与学科带头人。

我们应耐心等待与观察。即使有失败者,也是正常的、自然的,应予理解与宽容!少年班学生和毕业生同其他大学生和毕业生一样,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对他们既不要捧,也不要贬;他们同样甚至更加需要社会的关爱。

残疾/弱智儿童教育,如聋哑学校等,是一种特殊教育,他们需要健全人的特别帮助。这种特殊教育一直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得到社会的关心与爱护,而并没有人去质疑或否定。

“超前班”的“超前教育”曾一度在神州大地泛滥,后来受到社会的严厉批评,并被教育主管部门禁止。各种“试验班”也打着“特殊教育”的旗号,都是值得质疑的。

有人把少年班看作是另一种“特殊教育”,人们之所以难以接受,不断质疑,就是因为这种办班进行特殊(非一般,非普通)教育不仅问题不少,而且也并非必要!如果选择普通班或弱智者办试验班,那不是更有意义和更有推广价值吗?

维纳在《昔日神童》一书中结合自已的亲身经历深有感触地说:“智力早熟的共同点和肢体残疾的共同点都不是结成伙伴的健全基础。”

有人认为,当我们以科学的方式肯定了智力超常儿童的存在之后,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特殊教育,其合理性毋庸置疑。

值得置疑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把他们集中在“少年班”里进行教育是否合适的问题。

人要适应自然,在自然(包括社会)中学习、工作、成长,学会与自然、社会及人打交道。我一直认为,神童大学生还是进大学普通班学习为好。我们不应当为少年神童构筑非自然的学习和生活“特区”,而应当让这些孩子在自然的(普通班)环境中学习。让他们插到普通班中去,与比他们大几岁的哥哥姐姐们同班学习,同窗生活,经受锻炼,互相帮助,这对他们的成长是大有益处的。连驯养的东北虎和大熊猫也要回归大自然,何况人呢?!

人的成长有其自然的发展过程,过分拔苗助长或者过分的人为推动对他不一定起到好的作用。从短期来讲,少年班可使大学生考研究生、博士生的过程缩短和加快(也许这就是所谓“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吧),但这仍然仅仅是学习过程,而且仅仅是一部分学习过程。从长远看,这并不是培养人才的最终目标,最终还要看你一辈子对社会的总贡献。一个人的成长和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不在于他早几年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也不完全由是否上大学决定的。短暂的脉冲火花固然耀眼,然而持续的电流却施放出更多的能量。有份研究报告指出,一个人的成功与他智力的关系不是很大,与他早期的教育当然有关系,但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持续的努力,持续地有一种坚韧的精神,甚至要有一种非智力的品质——精神因素、自信心、与他人打交道的方方面面,这些看来并非智力因素,对一个人的成功却非常有用。

有位很有名的医学老教授告诉我,任何生物都是有生物钟与生命周期的。早熟的生物往往与其早衰紧紧相连。我们的教育主管、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应当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智力上的早熟或超群固然“可喜”,“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愿望固然“可贺”,然而,孩子和学生的身心长远健康、素质的全面塑造以及他们对社会的终身(总)贡献,才是最重要的。

在某些大学的少年班的办学过程中,的确曾经存在忽视全面素质教育的问题。在有了经验教训和受到社会批评后,教育方式有了一定改变。不过,少年娃娃在一起的特殊环境是难以改变的,尽管少年班主办者想了一些办法,但仍然未能得到根本改变。

办法之一:“安排少年班学生与正常高考入学的同学一起学习,淡化年龄造成的心理素质和生活自理能力的差别”。

办法之二:入学一两年后让少年班大学生分到普通班学习。现在中国科大少年班同学是从三年级开始分到普通班,而比前另一所大学的“少年班学生班学生是在第一学年之后就分到普通班中学习了,与其他普招的学生并没有太多的不同。”该校办过去办的“少年班是五年制,第一年上基础课,补习高中的课程,同时衔接大学的一些基础课程,这时,学校都要选拔中青年博导为每两个少年班学生配一个导师,指导他们做一些研究,以及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在第二年或第三年分到各个学院后,就没有再进行特殊超常的跟踪教育,他们与普通班学生的学习便一模一样了。”

一两年后把少年班学生分到普通班去学习生活,又何必办少年班呢?这不是画蛇添足吗?为什么不一入学就把少年大学生分到普通班学习呢?

看来,少年班与其说是在改革,还不如说是改头换面!

华中理工大学开办“少年班”也有10多年历史,曾培养了20O多名学生。该校有关人士在谈到停办原因时曾经说过:开办这一“少年班”有些拔苗助长,少年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一些学生还反映:压力太大。不少少年班学生反映,少年班有一段时间的课程比普通班级多,在学习上就感觉到压力很大。

在我开头提到的“天生我才”电视节目中,某大学主管少年班教育的副校长对少年班十分自信,并透露出把少年班大学生分到普通班学习的做法。同时,他还谈了如下看法:(少年班)“免不了有点拔苗助长现象”。“办少年班很花钱”。少年班学生与普通班学生因年龄差异而“造成心理素质和生活自理能力的差别”。“不需要把他们(早慧少年)逼到高考的独木桥上去”。“希望产生新的教育模式”。

这位副校长的讲话,承认了他们办少年班存在的某些问题,并力图建立某种他们心中尚不大明白的“新的教育模式”。

我认为,目前少年班的“小改小闹”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革高等教育。要从根本上改革大学教育,必须转变教育观念,推进教育创新;必须大刀阔斧改革大学招生制度、考试制度和奖励机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必须改进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创新能力;必须通过科研和科技创新,促进创新人才培养……。这些改革目标和任务,不是少年班所能实现的。如果这些改革进行和实现了,那么少年班也可能就不复存在了,或没有人去读了。

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能够把现有的少年班生源分散到全国各重点高校普通班,让早慧少年受到更多、水平更高的大师、名师的指导与熏陶,那么可以预期有更好的育才效果,能够更大地发挥他们的智慧。

花这么大代价去培养十年八年后才可用(甚至其中的大多数,国家永远也用不到)的一般人才,还不如延长退休年龄,让55~65岁的女科教人员和60~70岁的男科教人员暂不退休,继续工作!

主张停办少年班不等于反对少年上大学,而是出自对少年的关心与爱护。华中理工的有关人士表示,取消“少年班”并不意味着拒绝少年人才,今后虽不再单独开办“少年班”,但若有突出的少年人才,将采取特殊的方式予以录取。(蔡自兴 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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