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雪泉：各位记者朋友们，下午好！去年5月中央“9号文件”进一步强调了要充分发挥代表的作用，今天大会新闻中心非常荣幸地邀请到7位全国人大代表到这儿来与大家分享他们履行代表职责的感受和体会，他们分别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瑛代表；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余红艺代表；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彭镇秋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女律师协会会长、广东省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舒代表；黑龙江省讷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谭志娟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洪宇代表；湖南省永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永州市政协副主席戴菊芳代表。

现在请大家提问。大家提问的时候，请指明哪位代表回答，谢谢。

新京报记者：我的老家是广东的，首先问广东的人大代表，我知道你在律师行业是一个佼佼者，我看到过你的一个介绍，去年你参加代表培训的时候就有一番感慨，虽然是法律界的专业人士，但经过培训后认为还是学无止境的。我想问一下人大代表在参政议政能力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在提高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陈舒：谢谢记者提问。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学海无涯、学无止境”。我作为律师，是法律专业人士，正如刚才记者所讲的，在参政议政的道路上，我认为还需要很好的去学习。因为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想呢？到了全国人大以后，感觉到中国之大、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之多，我虽然是一名律师，而且是做了几十年法律工作者，但感觉以前的眼界是那么的窄，所碰到的问题是那么小，到了全国人大以后，才感觉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的中央领导人所要处理的问题、全国人大所要处理的问题是那么的广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参政议政、要发挥好代表的作用，必须好好地学习。

第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碰到的问题之多、之广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我认为要履行好职责，只能是很好的继续学习；另外是做我熟悉的事情。因为这么多的代表，来自于方方面面、各行各业，他们对自己的本行业或者自己所居住环境的问题比较熟悉，我就尽量做我自己熟悉的事，把我所熟悉的这种环境里面、这个行业里面所要解决的问题做深、做透，真正向人大提出一些有可操作性的、可行性的建议和议案。谢谢。

湖北团随团记者：我想问一下湖北代表周洪宇，中国的代表是兼职的，我知道代表业务工作很繁忙，代表又要履行代表职责，怎样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我知道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我看您的建议也提得很多，能否谈一下自己的感受？谢谢。

周洪宇：谢谢你的提问。我的工作有几个方面，一是学校的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界的老师、还带了博士生，每天晚上7：30上课要上到10点多钟，高等教育发展的很快，出现的问题需要及时处理。另外还有一些社会工作，比如人大的工作，同时还有政协的工作，除了全国人大代表，还有省市政协常委，以及民主党派的工作，面临着专职和兼职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仅在我的身上出现，我相信在其他代表身上也有这种现象。既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关键是我们怎样能够较好处理本职工作与兼职的关系，我想，第一，对工作性质的认识，既然是人民代表，就应该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按照法律的要求，把自己的人大代表的职责履行好；同时自己本身还有一些工作，这些工作也是要履行好。所以，一是要提高认识。第二，在时间上要做到合理的分配。所谓合理的分配，就是把存量用好，同时又扩大增量。已有的存量，每个人每天24个小时总有时间的分布和利用。但是要把已有的存量用好、用足。同时还要增量这块，无非涉及到把自己每天的时间拉长一点，经常是晚上一两点钟睡觉，甚至三点钟睡觉，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想请问宁波市余红艺代表，不少代表提的议案和建议是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您提的建议是和国家的宏观政策相关；这类建议在人大代表提的议案和建议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我想请问您，您提的这些建议具体落实情况怎么样？

余红艺：这可能跟我的工作性质有关系。我现在担任着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工作，我在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履行工作职责的时候会发现法律上的缺陷，或者空缺，或者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在平时工作当中注意积累，哪方面有缺陷，我就注意这些部门，让我们的部门充分地发现缺陷是怎样造成的，近期在法律当中是否有可以改善的地方。我提的一些议案和建议和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像第一年我提得比较多是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建议，因为我是分管安全生产的。第二年、第三年涉及的范围就更广一些了。以去年来讲，我感受比较深的是2003年我们来的时候，是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时候，我们参加大组讨论，当时反映比较大的问题是“出口退税”，中央政府欠企业的税，当时国家欠了2000多亿，我们提的建议也是希望能够加快出口退税，减轻企业的负担。当时吴仪副总理参加了我们团的讨论，当时正在选举期间，她说如果自己当选的话，一定是“新帐不欠、老帐要还”。在这一年当中，中央政府就出台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在一年里，在2004年，所有的老帐99％全部还掉了，都不再欠了，出台新的制度。但是新的政策出台以后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出口退税税率对产业调整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对资源型出口税率就下降，对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出口退税也下降，但对机电行业高附加值的出口不降，应该说出台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有一个缺陷是什么呢？以后出口退税当中负担是地方政府25％，中央负担75％，这样又形成新的矛盾。因为浙江省是出口贸易大省，地方政府新增财力会用于出口退税去了，像2004年宁波当中70％都用于出口退税，作为口岸城市，不能不收购其他地方的产品，否则就影响了国家的出口退税。

2003年我提了一个建议，要求完善出口退税的机制的建议，这个建议是3月份提的，有“三个没有想到”，“第一个没有想到”就是财政部楼继伟副部长带了财政部官员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重点建议办理小组的成员到了浙江省，浙江省召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面对面的直接来听取代表对这件事情的建议，当时在建议当中我陈述了新的出口退税机制存在的5个问题和4个可以解决的方案，他也听了其他代表的建议，然后又专门派官员到宁波和浙江省其他地方的企业实地调查，在会议上当场表示回去以后尽快完善方案，给国务院提出建议，这是我第一个没有想到的地方。“第二个没有想到”，这是5月份的事情，8月1日国务院就完善了整个方案，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负担从25％和75％降到92.5％和7.5％，这样的话，大大的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压力，实际上也促进了整个外贸出口的发展，像宁波2004年是146亿出口，2005年是235亿出口，增长33％。虽然我们加了一点，我们绝对支持外贸的发展。“第三个没有想到”，在去年的10月份，财政部金人庆部长在北京召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座谈会，介绍了财政部在办理代表建议方面的情况，特别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内外资企业税资并轨办理的情况。与金人庆部长面对面的交流，作为代表，我们充分理解在办理过程当中是有一个思想统一的过程。今年我一到代表团驻地，就看到2006年8月份已经把这个列为人大立法的计划里去了。所以这“三个没有想到”背后的支撑是全国人大坚持中心、突出重点、以人为本，提高立法质量，今天委员长提出的一些坚持的原则和方针。我认为全国人大方面加强监督，他们制度跟上去了。在这5个月里头，从我的提出到完成这5个月里头，我感觉很有效率。这个建议是138位代表提出的，我们对办理的效率和结果都表示非常的满意。

另外，我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加强食品安全方面的建议，也得到了全国人大办公厅的重视，药监局的副局长领队到各地考察，也到宁波，倾听企业、行业和生产企业、贸易企业对食品安全方面的想法，我也看到今年12月份人大将要审议食品卫生法，这些建议的提出可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谢谢。

人民日报记者：我想提问彭镇秋代表，我注意到您去年提的一个建议是“关于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建议”，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到“3?15”了，你去年提的这个建议反馈怎么样？今年“3?15”马上要到了，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人民日报在3月15日也专门就“3?15”做专刊，也许会后会约您写一个稿子，谢谢。

彭镇秋：刚才你提到“3?15”的问题，去年我有一个议案，提出要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90年代制定的法规，到现在有十多年了，消费的范围不断在扩大，以前保护的小商品比较多，现在保护的既有服务也有商品。服务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教育和卫生，我从这两方面提出要加快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议案提出来以后，有关方面跟我联系了，今年还没有列项，本届可能也没有列到立法范围内。但现在在努力的做。参加会议之前，我参加了上海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成立20周年的纪念活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可能要对生产者有一些警示，对消费者有一些启示，让我们更好理性消费，同时希望生产者把生产的质量、提供的服务为老百姓多考虑一些。尽管这个议案还没有列到立法计划上来，但这项工作被大家承认和认同，我想这件工作早点晚点都会得到满意的解决。

光明日报记者：我有几个问题，一是老百姓对教育的不公、教育的乱收费的意见非常的大，另外对医疗价格高、看病贵的意见也很大，这是“两会”上代表委员反映很强烈的。我看到戴菊芳代表和周洪宇代表都对这个问题有过议案和建议，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老百姓包括代表委员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依然很大。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怎么样更好地发挥作用，发挥政府的监督作用，把老百姓最关心、最切身的利益解决好，不能老成为关注的热点，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戴菊芳：去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时候我提了一个建议，“药价高、看病贵”的建议，我在这里把我这个建议提出以及办理过程的三点最深的体会讲一讲：第一，人大对代表的建议越来越重视，而且越来越规范化制度化；第二是部门对代表的建议办理越来越认真，效果越来越明显；第三是代表的满意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代表感到自己的责任越来越重大。

我先说第一个方面，我感觉人大对代表的建议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办理过程越来越规范化制度化。去年我们还在听委员长报告的时候，我当过两届代表，我也是九届的代表、我也是一个基层法律人员，我是卫生监督的主任医师，是疾病控制的主任医师。我听委员长报告后，感觉去年和以往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把代表的建议、议案列为第一任务，我想今年的代表的建议和议案跟以往办理不同，果然不出所料，后来我们建议一上来以后就非常重视，中央还发了“9号文件”，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加强人大制度建设，非常的振奋人心。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全国人大对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视。以我这个建议为例，去年有很多主题，提出以后非常重视，列为去年的一个重点建议。一是人大非常重视。二是人大非常注意和代表衔接、沟通，在办理过程中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办理完了以后，还征求代表的意见是否满意。第二个体会，因此我们感觉代表非常的受尊敬，我们对提建议就更有信心。

第二，去年在办理提案和建议案的过程中，确实各个部门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建议一提出来以后，国务院的9个部委非常重视这个建议，因为这是群众非常关注的热点，也是一个难点问题。有关部门非常重视，认真研究，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而且各个部门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效果非常的显著。我想在这里简单举几组数据来说明，第一，效果显著就是药价下降了，我说几个数字，去年9个部委开会研究以后，国家发改委对22个品种600多种剂型的药价普遍下调，降价的幅度平均达到40％，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下调药价，老百姓减轻了负担达到了40个亿，这是第一个小调的数字。第二，卫生部专门在此基础上专门开展了医院管理年的活动，医院管理年，全体三级以上的医院，由国家有关部门来督促。一级医院分别由省级、市级和县级监督，国家有关部门专门召集了200多个专家分为16个组对全国100多所三级以上医院的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我这个建议提出来以后，省人大常委会联工委王主任专门走访，而且向省人大常委会吴主任汇报过了，吴主任专门就湖南这个问题进行了督办，效果确实非常的明显，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效果显著是措施非常得力。由于看病难、看病贵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像城里面看病贵、看病难、药价高有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拥挤到高级的医院看病，我们国家的发改委、卫生部、民政部做了大量研究，大力推广社区服务。社区服务主要的目的是优质低价为大众服务。去年国家就在95％的地级市、86％的市辖区和一部分的县里面开展了社区服务这个工作，现在全国已经建立的社区服务、卫生服务中心已经有2891个，而且这种服务站已经有12388个，已经在全国铺开。尽管这件事情还没有达到预期整个目标，但已经有好的趋势，这是在城里。在农村是大力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我举一些数字，现在国家在开展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678个县推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到全国的2.36亿人，参合的人员达到1.79亿，说明了已经推广到一定程度。推广的地方，农民看病就诊的情况有明显的改善。农民由于看病的经济负担有了很大的下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也有所改善。

第三个效果显著的地方就是粮农改造，包括药检部门的监督体系和供应体系、两网改造，还有卫生院的改造、人员培训等等都在加强这方面的作用。还有就是鉴定加强了，包括两方面，一是药品部门监督加强，二是卫生部门监督加强，去年根据有关部门的反馈，卫生部门在监督方面达到了40万户卫生监督。通过这几组数字可以说明国家对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议是认真办理的，而且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得力的。有些部门不仅办理有力，而且在办理过程中注意和代表沟通。在办理过程中，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在办理前、办理中、办理后都跟我联系过，而且都征求过我的意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邵林毅局长还专门亲自为我们介绍去年的整个过程。尽管刚才这位记者讲到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说明国家在不断改善这方面。

第三，我对有关部门和全国人大的做法非常满意了，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下了很大的力气。同时，我作为代表来讲，感到肩上的责任担子越来越重了，我们代表，代表了13亿人口，我们每提一个议案，像我提的这个议案，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和人力办理这个事情，就要求我们代表提出的每一个议案和建议都要非常成熟了，如果不成熟的话，给国家将带来什么呢？因此我觉得压力更大了。不管每一个议案还是建议也好，要调查很清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思路。在去年经过全国人大对我们的培训，以及省人大的培训，在去年工作当中，受到人大培养以后，感觉压力很大。在今年工作当中事先调查，今年提出了一些跟群众关系密切的议案，我也希望更好地反映老百姓的心声，谢谢。

周洪宇：教育公平是社会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代表非常关注的重要问题。教育不公平实际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二是教育过程不公平，三是教育质量不公平。教育公平既是一个理想、目标，也是一个过程和结果。教育不公平，是相对的，当然我们也会向绝对公平的目标努力。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个人围绕教育公平在写建议和议案。从2003年开始，我开始关注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免费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城乡教育均衡化的问题、协调发展的问题，从城乡角度介入教育公平的问题。我提了一个建议，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教育部还有财政部门以及不少部门对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关注。2004年、2005年，包括今年也在继续提教育公平的问题，但每年提的重点有所侧重，2004年继续提九年制义务教育免费，2005年就从高等教育角度切入，从高等教育录取制度改革来切入，其实还是围绕教育公平的问题。因为高等教育录取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也是大家关心的，今年继续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人民网和洪宇在线看一看，有9件关于教育的，有5件是关于教育公平的，包括高考制度以及录取名额如何配方。2005年我给全国人大提了一个建议，实现全国教育公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这里面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综合起来考虑，作为系统来考虑。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感觉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比如2003年提出来之后，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两免一补”政策，我这里要说明，不是因为我提，因为2003年前后，通过最近几年，我们很多代表包括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推动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起到推动的作用。通过这些努力，2003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2004年在全国开始实施两免一补的政策，2005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从592个贫困县做起，从今年开始到明年，在西部地区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学生实行除免除学费以外还逐步免杂费，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这块非常的重视，一年一年的往前推进，这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当然，我也感觉到在教育公平的实现上还存在很大的继续改进的空间，比如政府如何加大投入，因为现在教育投入应该是严重的不足，为什么说严重不足呢？我们现在的教育投入，还达不到世界平均的教育投入的程度，我们现在平均的教育投入程度。看你用哪一个指标，我们在中等收入国家里面比较偏低，大概是平均2.3。2004年的教育投入是2.79，这和我们现在教育发展的需求来看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按照国际惯例，如果是当人均达到800－1000美元的时候，教育投入最低下限不能少于4％，也就是我们还有很大投入的空间，我认为这块还应该加大投入。第二是投入之后怎么确定合理的导向，一方面是投入不足，另外就是切的时候切得不合理，也就是支出不合理，这体现在高等教育投入较多，大家看这次800亿预算审计的材料，那是做了很详细的分析，每一项在哪些投入，高等教育在2004年以前投入的是比较多的，而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小学、初中，还包括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是不够的。

所以刚才这位记者提到的问题，教育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禁而不止呢？教育投入不足是主要原因。教育问题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生存性的乱收费，因为投入不足只能乱收；第二种情况是发展型的投入，尤其是名校，由于生源好，教学质量高，都愿意送小孩去读书。在这种情况下，投入也到位了，但与发展型来看还不够，需要扩大校园和添置设备，就需要发展，但这种收入用在主要学生身上，我认为这两种基本可以理解，尽管也是不应该的；第三种情况属于牟利型的乱收费，把学校办为学店了，这完全不应该的。如果要解决的话，一是加大投入，二是调整政策。对于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要加大投入，特别是要对薄弱学校加大投入，要采取这个措施，当然还有其他的措施，包括我们要发挥人大、政协、新闻媒体各方面的作用，来加大对学校收费的监管，学校收费要举行听证制度，要收费公示。我想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教育乱收费会得到进一步的好转。

余红艺：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和构成已经有比较好的制度设计，代表有广泛的代表性。政府官员也有一定的比例，不是无限扩大的。我的产生，如果大家注意搜寻的话，我是从企业界产生的，我2003年当代表时是从企业产生的，回去以后就转为政府岗位。从政府角度来讲，也有它比较有利的地方在什么呢？社会在快速发展当中，很多地方我们的法律、规章还不能完全覆盖到，甚至有时候会有冲突，就需要协调，在协调过程中就会发现问题、发现矛盾，在稍微高一点的层次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两位代表谈到的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的一些问题，也是基层政府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在国家高速发展过程当中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在不同层面上、在目前制度框架下需要不断完善它、改进它，这样我们的社会就进步了。

湖南卫视记者：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戴菊芳代表，国家正在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目前还是一个试点，在具体推进过程中，您作为基层的卫生工作者，你认为新型合作医疗还有什么完善的地方？

戴菊芳：我是一个基层的卫生局局长，实际上我原来是专门的防疫工作人员，干了20多年，经常下农村，刚才记者问到新型合作医疗，这块也是我非常关注的，因为经常下农村了解工作，特别是去年，由于看病贵的问题，我就特意了解了一下，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块，国家很慎重，开始搞试点，湖南省到2006年大概是40个，我所在的永州市到2006年只有3个，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东、中、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一样，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他们的意识等各方面也不一样，因此情况是有很大的差别。我记得在2005年曾经有报纸报道过，有些省份曾经因为宣传不够，农民没有意识到新型合作医疗的重要性，他们当地的乡政府想把这件事弄好，但很多贷款的方式都出现问题。就湖南省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过。就永州市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因为永州市是比较边远的地方，农民的经济状况，全市的情况，人平是3000多一点，有些县里面人平是2000多，去年我调查了一个区，这个区80多万人口，其中有40多万是农民，其中农民对看病难、看病贵反映非常的强烈，有一个乡下的农民跟我说，你是人大代表，希望你把老百姓的心声反映上去。他说现在看病实在太贵了，我们不能承受。我说你看一个感冒大概要多少钱？他说20多块钱。我想20多块钱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很便宜呀。回过头来说，我分析了一下，农民一年的收入是多少，除了基本生活费以外，剩下的钱确实不多，但因病该就诊的就诊率不高，我调查了一下，我们那块该就诊的不就诊的将近50％，该住院没住院的大概达到38－40％，比例相当的重。因此，很多老百姓希望国家新型合作医疗能够尽快地到中部比较边远贫困的地方，而且希望国家尽快推广开来。当然在这个中间，刚才记者问到了，我是反映老百姓的要求，确实有这个要求，今年我带着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也写了建议，希望国家尽快把新型合作医疗的试点尽快推广。

但是在这个中间，刚才提到一个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有些问题还有急功近利的现象。另外就是跟急功近利相反的态度，因为当地政府经济状况不好，因为这个钱国家出一部分以外，还有省市县配套出，有些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虽然给的每个农民的钱不多，但由于人数多，打个比方，100万人口的县，湖南省是4、3、3，省级4块，市级3块，县级3块，也就是每个人3块，但100万人，就一共300万。据我了解，在当地的一些贫困县，像江华县，我问县长，你们县经济这么困难，如果推行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你们愿意吗？他们说这是好事情，只要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哪怕我们少拿工资都没有问题，说明当地政府对这些事情很支持。另外还有一些基层反映的问题，就是合作医疗的操作机构和队伍人员不健全，当然这个新型合作医疗在这个过程中是逐步完善的，国家有关的部门正在逐步的建立规范性的制度，当然也希望国家尽快把这些规范、要求、管理办法形成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发下来，让下面尽可能有规可循、有据可操作，而且避免在操作时一系列的问题。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想问一下王瑛代表和谭志娟代表，去年出台“9号文件”以后，特别注意代表议案的办理过程，我想问一下两位对提高实效的感受是怎样的？代表的意见被采纳，尤其谭志娟的代表的意见被采纳，你有没有成就感，你作为代表感觉累不累？

王瑛：谢谢记者的提问。我是2003年4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十届云南省人大代表，当时是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女性，基层的代表，又是省人大代表，当时最初的想法就是为西部、为边疆的卫生反映一些民情民意，所以在2004年3月份我就来了，来的时候又听到西部的卫生院的建设，还有在省成立关爱艾滋病者的建议，还有在加快城镇化当中又出现了征地补偿的问题，又提了一个关于土地管理法、提高补偿机制的问题。当时我想既是基层代表，又是边疆的，提的建议认为可能实现不了，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回去了。但回去之后突然有一天，接到国土资源局的电话，说这个建议是八大重点之一，说8月份去浙江调研。

到了浙江后，虽然资源不丰富，但是资源大省，就先行了，有很多事情都是先知先觉，他们有很多机制，包括宁波的代表讲了，他们有一些新的常识，用土地换社保的机制，一个人不能只有小的观点，应该有全局的观点，才能提出好的建议。第二，到了浙江以后，有浙江的代表、云南的代表和四川的代表，同样的问题有不同样的省情，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第三，作为基层代表，也没有想到能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直属部门面对面的见面，自己觉得哪怕你是一个基层代表，只要你真真正正的为老百姓想，你的问题是一定会得到重视的，这是一个思想的转变，从小的局部到了大的全局来考虑。

到了12月份，关于西部卫生的建议，我和戴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陆局长和卫生部的许部长，在那两个地方看了13个乡镇卫生院，房屋很破旧，设备很陈旧，住宿条件很差，我们就写了一个调研报告，在今年总理报告就提到在未来的五年内要200个亿对乡镇卫生院投入、建设的建议。我自己感觉到不仅要有全局的概念，还要关注老百姓的热点问题，你提的建议才会得到重视。有了这两个转变以后，就想只要是老百姓真正关注的热点问题一定要提。

在2005年的时候，针对这几年的月饼在市场上很红火，中秋节是中国传统的佳节，另外一方面是月饼过度包装，包装豪华，从打火机、首饰，甚至别墅，让我感觉到很浪费，我认为有滋生腐败的现象，就提了一个防止月饼过度包装，遏制“天价月饼”的建议，提出意见过了二三个月以后，全国人大和发改委马上给我打了电话，大概这样的建议有41个代表，有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批示。去年中秋节的月饼市场大家已经看到了，国家发改委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一个是防止过度包装，一个是规范价格问题。从2003年、2004年、2005年，我们的建议越来越受到重视，还有就是时效性越来越得到加强，去年提出的建议去年就已经解决了。我自己从一个狭小的思路、角度慢慢转变到看到一个全局、看到热点和难点的问题，我觉得你不管是来自边疆还是内地，不管来自基层还是什么地方，只要你真真正正的关心老百姓的热点、难点问题，这样的建议就可以上到全国人大重点建议，就可以变为国家政府关心的工作重点。不仅全国人大是这样的重视，省人大每年开会的时候，常委会领导都要抽一两天的时间听取基层代表的心声，他们给我们营造这样好的平台和氛围，我们才能很好地履职，我们又是从基层来的，我们在基层群众的心中代表就应该是这样的形象，我到全国人大来了以后，就要把基层的呼声带给全国人大，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谢谢。

谭志娟：我和王瑛代表一样同样来自基层，刚才讨论的话题都比较热烈，都是围绕着国计民生和教育、医疗的问题。我发现大家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大家吃的粮食都是我们生产的。我来自于黑龙江讷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我从事的工作是和“三农”相关的，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我在这个岗位工作20多个年头，目睹了国家农业生产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及包括在农业生产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问题。

我当了代表以后，深感自己的责任很重，当地的老百姓和有关农业部门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把这些问题反映出来。我针对农业当中出现的问题，自己也是经常下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这几年来先后提了10几条建议，这些建议都是与“三农”相关的一些话题。每个建议都得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有关部门给我的答复非常的满意。

让我更高兴的就是有几条建议还被国家吸收和采纳，而且国家在这方面都专门立项了，实实在在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为农业战线的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带来很大促进的作用。我提的建议被国家采纳的有两条，一是关于耕地的质量下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黑龙江省属于世界第三大黑土地之一，我们的耕地至关重要。这几年来，长期的用养失调，导致黑土地的质量急剧下降，黑土层从80公分到100公分，现在已经减少到40公分、30公分。这些黑土层已经被破坏掉了，被水土流失了。我们知道农民赖以生存的就是土地，大家吃的粮食靠土地来生产，黑土地的下降，耕地质量的下降，也危及到农民食用粮食的安全。

有专家预测，如果以这样的下降速度的话，将来黑土层将会消失，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的土地每年都以0.5－1公分的速度在流失，如果你再想恢复1公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不能说把黑土地补过来，而且这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也是摆在我们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大家都知道黑龙江省是粮食的生产基地，根据这个问题，我提出了加强耕地质量刻不容缓的建议，2005年年末就得到了一个好的效益，农业部在全国290个县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的秋季行动，这个行动非常的迅速，每个项目单位拨款100万元，为农民提供测土配方。

测土配方是根据土壤当中的含氧量进行施肥和耕种，为什么要测土配方呢？用测土配方以后可能提高花费利用率10－15％，节省花费一亩可以节省6块钱，再一个是增产增效，就像人做菜一样，你少放了一样佐料调味可能就不好了，而土地也是一样的。我们搞了测土配方实验后，每亩地增产10－15％左右，从效益来讲每亩增加了40块钱左右的收入。我们用了测土配方技术，农民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增加了40多块钱收入，所以这个帐是非常可算的。国家投了钱做化验室，为农民免费测土，我到农民那里去，农民围得我紧紧的。所以说，农民都想要这个政策，农民对测土配方的行动非常的欢迎，受到了农民广大的欢迎。这个项目也会为农民带来很大的实惠，也会对耕地带来保护。

第三个效益就是提质增效。大家现在注意食品安全，如果这块生产是高化肥、高农药的，肯定就不要了。使用化肥少了，农产品就没有危害，所以提质增效。常年使用化肥，对土壤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可以减少污染，对生态也有效应。这么好的技术推广到农民当中去，我认为今后的效果非常好。昨天我看了一份报纸，农业部对春耕生产又有几个新的措施，又拿出5亿元做测土配方施肥的项目，我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感到非常的高兴和非常的欣慰。这么多年来，东北地区的粮食生产为国家作出了很多的贡献，我们也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今年我继续提了对黑土地的保育，国家在对有机肥的投入上，在生产有机、无机化肥的支持上，都应该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我刚才说的只是保护耕地的一条措施，还有很多的措施需要国家进一步的把它做好、做强。

在这里我也借机会说一下，我做农村技术推广工作，也提出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问题，国家这几年也给了一定支持，比如建立了减少农村农作物病虫害的建议，这个建议也得到了国家的采纳，在优质粮项目当中给我们拿出一块资金来进行。在我们这个县的周围有这么大的面积，农作物发生重大的病害和虫害、鼠害可以提前预测到，预测到后把信息发给农民，让农民进行防治，可以提高粮食的产量。

我是一个新代表，对新农村建设这块有很大的期望。新农村建设第一条就是生产发展，然后是生活宽裕。生产怎样发展？需要科技队伍做一个技术的平台，把先进的技术推到农民那里去，让农民掌握先进的技术，然后进行生产，这样生产才能发展。如果措施再有力，没有中间的桥梁和纽带去工作，这些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我在农业工作20多年，深有体会，所以借此机会向媒体呼吁一下。农业战线太苦了，农技推广工作人员也太累了，乡镇一级的农技推广体系的网络也办成了，所以如果不织好这个网，农业基础设施也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也好，农民的技术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我向国家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但得到的答复是在逐步的解决，而且在农业推广体制当中逐步的解决。

同时我提了一个议案，是关于修改农业技术推广法，我们的农业法已经颁布了，农业技术推广法还是原来的计划经济的，和农业法有很多冲突，这个议案提了几年了，这次被列为正式议案，我这次到驻地了，看到这么一个好的消息，已经列入2006年的立法计划了，我认为农业科技战线的成果终于到了，而且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作为基层代表，感到收获很大，也愿意为农民呼吁一件事情，我认为我这个代表也没有白当。我们代表的建议也好，议案也好，能够被国家采纳，这与人大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是不分开的。

2005年我参加了全国人大的培训，在深圳学习，我收获非常大，更进一步认识到我作为基层代表任务很重，需要代表广大的农民说话。我参加的视察活动也很多了，除了全国人大组织视察以外，我代表了“三级代表”，我是哈尔滨的代表，还是齐齐哈尔的代表，同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所以这样我对代表的责任的认识就更加清楚了。

另外我讲一下调研活动，我们黑龙江确定的题目是关于“三农”的题目，税费改革以后，特别是“两免一补”政策实施以后农村有什么新变化，农民有哪些困惑和农民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带着这些问题走了一些地市，也跑了一些县，也调查了一些农民，发现实施“两免一补”以后，农民得了很多实惠，但也相应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时间的问题，我就不说了。

这次我把这个建议提出来了，我去调研，针对性的进行调研，我提出的问题就更贴近事实了。同时全国人大办公厅，特别是研究组的工作人员和领导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我建议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还有什么要求呀，还定期和不定期征求我们的意见。我觉得代表工作比以前是内容多了，效果多了，虽然忙了，但忙得很充实，今后在代表履职这方面还会做得更好一些，这样也不辜负农民对我的期望，也不辜负人大对我的期望。

中国人大记者：在座的几位代表，中国人大都把你们的事迹介绍过了，有些还没有介绍很清楚，当时我们也很匆忙，所以在这里有一些问题请几位代表回答一下。一是去年出台“9号文件”之后，提高知情、知政能力的培训，增加了代表的经费。你们在履行代表职责当中，现在还遇到哪些困难？你们还有哪些要求？我想请彭镇秋代表回答一下。

彭镇秋：谢谢。去年“9号文件”出来以后，我作为人大代表，感到这个文件出台确实太重要了。我原来在上海市当政协委员，后来到全国人大当了代表，第一年我感到好象没事干，我在背后也说，过去这一年是开会热热闹闹的十天，这一年是冷冷清清的一年，去年文件出来以后，感觉事情多了，文件出台以后我感觉有“四个变化”。

第一，是明确了代表经常性的活动，我原来认为当代表平时没有活动，因为有些事是人大常委会和在京的代表做的，现在把全国的代表都调动起来了，主要是集体活动，调查研究，然后去视察，同时对一些问题进行专题的研讨，我认为这明确了代表经常性的活动。

第二，是扩大了知情权。现在我们信箱收到全国人大的材料挺多的，而且每次来的材料挺丰富的，除了我们介绍人大的工作以外，很多是人大的动态，以及当前形势和有关国家重大文件出台的资料，我感觉十六届五中全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给了我们一些辅导材料，也对我们审议“十一五”规划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明确了代表跟常委会经常性的联系。这个联系主要是给人大常委会机关的联系，同时我们也参加一些活动，“9号文件”出台以后，我列席了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列席了人大财经委员会，列席了联络处工作会，也参加了培训，所以现在我感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找人办事都不陌生了。第四，是提高了代表履职的积极性，所以我感觉到“9号文件”出来了以后，我们心中有底了，正由于有了“9号文件”出来了以后，我参加了那么多活动，当代表要关注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是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出台我们要关注，所以这次我到北京来参加会议，首先我很关注的、做了认真准备的就是“十一五”规划；第二，要关注的是人大常委会做了什么工作、在做什么工作。我这次提交了4份议案，6份书面建议，其中4份议案当中有3份已列入全国人大立法项目或者规定时间要完成的立法项目当中，所以人大代表的工作要紧跟人大常委会的工作。第三个关注，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热点问题，所以这也是医疗问题，大家讲得很多，还有手机，网络上的一些犯罪的问题，还有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在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问题，还有对社会如何加强诚信的问题，我想这就是9号文件我到北京以后找到了工作的方向。9号文件出来以后，发挥代表作用，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有四句话，人大在做工作当中是很明确的，人大工作的主体是代表，人大工作的开展靠代表，人大工作的水平看代表，人大工作的潜力在代表。所以，正由于代表工作做得好，我们感到有很多事做不完。刚才有记者问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有一个，如何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何紧跟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做得更好一点，我想现在方向很明确，任务很明确，关键是我们自己怎样做好。如果要做好工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想还是自身的问题。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和书面建议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于实，实实在在的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实实在在地履行我们的职务。

第二，我感觉我们的议案是一般不提、提不一般。也就是说要善于人民群众当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但是我们要从全国的层面来考虑写出好的议案和好的建议；

第三，从议事提高到议政。有些议案的发现不能光从社会层面考虑，也要从立法层面看，刚才大家提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我这次交了一个议案是要制定医疗救助法的问题，有些病没法看，我们要从政府的层面、卫生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做这个工作感到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提高自己的水平，能够跟上人大的角度。

钟雪泉：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