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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细说张中行: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和遗产
中国网 | 时间: 2006-03-10  | 文章来源: 新民周刊

除了与杨沫生育的女儿徐然,张中行有4个女儿:长女张静1954年考上河北医学院,毕业后留在了张家口;二女儿张文就读于北大化学系,毕业后留在北京;三女儿张采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疆;最小的女儿张莹从北大化学系毕业后经历“上山下乡”,后来才调回北京。在女儿们的眼中,父亲张中行平生淡泊,疏于名利,没有给她们留下任何遗言和遗产。

2006年2月24日凌晨2时,国学大师张中行因病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平静辞世。

张中行与季羡林、金克木并称为“未名湖畔三雅士”。季羡林称张中行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并用“学富五车,腹笥丰盈”来评价这位老友;另一方面,张中行生前也曾背负着“余永泽”的骂名。

如今,98岁的张中行安然走完流年碎影,任由世人评说。

2006年3月1日,张中行的长女张静和二女儿张文,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细说父亲张中行。

《顺生论》倾尽一生心血

“《顺生论》中的很多问题是父亲从大学时代就开始考虑了的,父亲也说他写得最费力的就是《顺生论》,几乎倾尽一生心血。”今年68岁的张静这样对记者说。

张中行住院的半年时间内,张静四姐妹寸步不离轮流照顾父亲。在张静看来,父亲最后一段时间生命基本靠输液维持,“他向来对生死看得很开。别人对父亲的称谓是‘文学家’、‘哲学家’,但父亲更愿意称自己为‘思想家’。”

1909年,张中行生于河北香河农家,1931年,22岁的张中行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先后在天津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北京大学任教。

上世纪40年代,张中行曾帮巨赞编过《现代佛学》杂志。1949年以后,张中行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退休后张中行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

好友启功曾评价张中行:“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醉心于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

在散文创作上,张中行直到80岁左右的晚年才“暴得大名”,人称“文坛老旋风”,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以回顾旧人旧事,研究人生哲理。张中行文风古朴,大有“五四”遗风,所撰写的杂文一度被称作“新世说新语”。

曾有人把张中行的《顺生论》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布衣学者”是学界对张中行的一个称呼,张中行和二女儿张文一起在北大居住多年,直到1994年,85岁的张中行才分到位于北京祁家豁子华严里小区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张老特为自己的简朴住所起名“都市柴门”。

居住北大期间,张中行经常漫步“朗润园”。“季羡林先生住十一公寓,张中行先生住十三公寓,两位老先生往往是散着步就碰到了,有时互相赠书,相谈甚欢。”2006年2月28日,在北京海淀区的家中,张中行的二女儿张文接受了《新民周刊》的电话采访。

启功先生生前常到祁家豁子去看望张中行先生,“往往是父亲做了一首诗,拿给启功先生看。有一次,启功先生还对我家小保姆说,读书要抓“三上”,即‘枕上、厕上、马上’”张文告诉记者,启功与张中行的君子之交已有半个多世纪,直至启功先生去世。当时,张文姐妹不敢把故人先去的噩耗告诉卧于病榻的父亲。

有人曾向张中行请教养生秘诀,张老回答:“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父亲晚年主要的生活就是写作,写作已经成为最大的兴趣,甚至不写就难受。他经常早上散步,打完太极拳就回来写作,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会,下午接着写。”长在父亲身边的张文这样描述笔耕不辍的父亲。

1989年,时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的王为松赴京,与张老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里彻夜长谈。“我挺奇怪的,张老住在北大,但是80岁高龄的他每周二会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到位于沙滩的人教社上班,晚上就住在地下室,周四再回家。张老言谈温和,从来没有金刚怒目,他总说让社里派车接送他太麻烦,还不如自己坐公交车。”这个细节让王为松至今印象深刻。

中山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黄仕忠的夫人陈定方曾在90年初期任《随笔》编辑,与张中行相交四五年。1993年隆冬,黄仕忠夫妇拜访了北京的张家,张老穿着老式的对襟棉外套、布鞋,声音低缓,言谈随和,“他家很简单、干净,他和夫人感情很好,两位老人会开玩笑说家里是‘谁管谁’。那时的张老还在坚持写文章,每天还能写1000多个字。”黄仕忠向《新民周刊》回忆。

“张老是淡然治学大半辈子,他的文章也充满了历史老人看人世的超然。相比之下,年轻一代学者希望自己有所作为,有时难免有急功近利的感觉。学问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张老的人品和学品非常难得。”学者黄仕忠这样评价张中行。

“老张,起床,烧锅炉了”

“干校的劳动并不轻松,挑水挺重的,父亲不小心把桶掉进了水井,有人就说他是故意的,想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张静告诉记者。

1969年,张中行随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去安徽凤阳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当时朱光潜的夫人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留守处工作,当时29岁的张文每个月到朱光潜的夫人那里代领张中行100多元钱的工资。

多年后看京戏时提到一个地名,张中行会突然跟张文说,自己也到这个地方拉过石头;在干校时老伙伴们早上会这样叫张中行,“老张,起床,烧锅炉了”,张中行后来给小保姆讲过这个典故,小保姆因此经常以此逗他,“老张,起床,烧锅炉了”。

1971年,62岁的张中行被命令回到香河老家,他仿佛有所准备,带上一些书和挂面,由最小的女儿张莹送自己回家乡。“他的户口回到了农村,但还是有商品粮定量。老家早就没有亲人了,也不要求父亲干活,但父亲跟老乡亲的关系还不错,他甚至自己买了一个粪筐,说也要捡点粪,我问他捡了粪给谁,他说就给队里吧。这段时间,他还写了很多诗词。”张文忍不住笑了,父亲的所作所为让她颇为吃惊。

在张文的印象中,父亲似乎很平静地度过了这段农村时光。有时,他看见乡亲院子里的西红柿熟了,会说“老哥,我摘你一个西红柿”,老乡往往很爽快,“你别摘一个啊,你多摘几个”;从来不会做饭的张中行学会了用煤油炉做饭,老乡也过来给他做炸酱面。

6年后,张中行回京。“也许是人家农村觉得,他去了反而增加负担,就让他回来了。”张静喟叹,如烟往事,历历在目。

事实上,时至今日,女儿们并不清楚父亲真正的想法。“看不出他有什么委屈,他也从来不在我们面前叫苦。”张文说,“他的很多事情我们是从他的书里了解来的。”

遗产和遗言

“父亲经常说,我把你们几个养大了,不容易。解放前,父亲的工资一发下来,母亲就马上去买粮食;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父亲还去广化寺给和尚们讲逻辑和英语。”年近古稀张静对童年生活片段印象深刻,当时张中行一人挣钱养活全家8口人;别家的小孩扎着羊角辫、缠着父亲到胡同口买糖葫芦时,9岁的张静已经开始晚上帮父亲校对文稿;平日不下厨的父亲过年时会买上半斤饺子皮,亲自拌肉馅,这都是些弥足珍贵的幸福时光。

解放前夕,物价飞涨,张中行一个朋友的太太拿着刚发的工资去买了两袋面,回家的路上三轮车把面跑丢了,这位太太怕婆婆骂,不敢回家,张中行对她说,“你告诉婆婆,你托张太太买面,是张太太把面弄丢了。”“他家的婆婆曾因此对母亲有过意见,但父亲宁可自己苦一点,也要帮助别人。”张静说。

尽管生活艰难,但张中行与妻子李芝銮仍同甘共苦半个多世纪,“他们1936年结婚,父亲一直说母亲善良、贤惠、诚恳”。张中行曾写过“添衣问老妻”的诗句,对人言:“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

母亲李芝銮去世时,女儿们没有将此事告知张中行,“父亲经常问起母亲,我们都说母亲在医院输液,启功先生曾说父亲很聪明,不可能不知道,但启功先生仍要我们不要捅破这层窗户纸。”张文至今不清楚父亲是否知道母亲去世,“或许是老人心里不愿意相信罢了。”

“父亲对我们没有正襟危坐的教育,我们从小的环境都是很自由,很民主,很平等。他很喜欢天文,当年常给我们讲讲星空的英文小故事,我们坐在他旁边听。”回忆童年生活,张文语意欢欣。

张中行与李芝銮有4个女儿,长女张静1954年考上河北医学院,毕业后留在了张家口;二女儿张文就读于北大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三女儿张采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疆,直至退休才回北京;最小的女儿张莹从北大化学系毕业后经历“上山下乡”,后来才调回北京。张静甚至猜想,小妹妹张莹学化学没准是受大妹妹张文的影响,“反正不是受爸爸的影响。”

“我们全都没有做跟文学相关的事情,父亲也跟我们说,你们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张采有时候开玩笑说,好多人想办法把子女调到身边,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想过这个。”这个问题,也成为日后张静被询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你爸是名人,你怎么不回北京?”

在张静的印象中,性格温和的父亲唯一一次发脾气是,她从河北医学院放假回来后翻看妹妹们的小人书,“父亲他训了我一顿,‘都是大学生了,还看小人书,多少好书你不看?!’他平常不批评我们,但不好好读书就不行。”

张静后来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来京看父亲,张中行总对她说,“你呀,说真话,说实话,给老百姓办实事,别想当官”,啼笑皆非的张静只好回答,“我们不是官,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性情中人张中行习惯每晚喝一两白酒,喜欢听京戏,最爱听老生的戏。他有一个习惯,吃饭时不会把饭粒掉在桌子上,总是吃得干干净净。这并不是张中行节省,而是在农村的生活让他深知“粒粒皆辛苦”。

但在女儿们的印象中,在待人处事方面,父亲非常慷慨。“比如有个中学生给他写信,说很喜欢他的书,但是没钱买。他就非常高兴地把书寄给他了。他总教育年轻人,希望他们生活向下看,学问向上看,多读书,读好书。”张文说。

在女儿们的眼中,父亲张中行平生淡泊,疏于名利,没有给她们留下任何遗言和遗产。

“他最喜欢的是看书、做学问,身体很不好的时候他还在看《聊斋》,他说要学文言文就要看《聊斋》,读完《聊斋》,文言文也就过关了。”张文说。

虽然重病,但张中行仍给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内三科主任陈士良赠送亲自签名的书籍。在陈士良的印象中,住院的半年间,张中行4个女儿轮流在侧陪伴,身体情况稍微好一些时,坐在轮椅上的张中行常由女儿推着在医院的走廊里小憩。2006年1月7日是张老的生日,他也是在医院度过,但那天他格外高兴。

从没在女儿面前提及杨沫

张中行的女儿们说,父亲从来不在她们面前提杨沫。“很多人劝说他去澄清,他的回答是‘那是小说,不是传记’。”张静告诉记者,父亲和杨沫有个叫徐然的女儿的事情,她们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

张中行为外界关注的还有他与杨沫的一段感情。1931年,张中行与杨沫相识,在张中行的回忆中,杨沫“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二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

年轻时的张中行曾送给杨沫诗:“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但这段恋情维系了4年多,到1936年,二人劳燕分飞。

上世纪50年代,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后,舆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即张中行,张中行的答复是“没有在意”,最多只说“杨沫糊涂”,数年间一直缄默。

“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张中行能揭露杨沫的“罪行”,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后大为诧异,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

张中行曾谈及二人分离,说“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实“道不同,不相为谋”。念及旧屋,又说“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感叹物是人非,欲语泪流。

杨沫去世后,其子女曾请张中行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今日杨沫早已不复往昔。

曾经有一次,张中行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生前,有记者采访张中行,询问他躺卧病榻思考最多的为何物,张中行回答“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记者又问“您一生中您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张中行回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记者再问张老“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张老作答“男女之情”,记者不解而问“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张老仍答“男女之情”。

“父亲年龄大了,我们的心里也隐约有了感觉。有时一想,几十年时间一晃而过,父亲竟不在了!”张静这样感叹。

是非功过,尽付流年琐事。撰稿/贺莉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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