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重大的教育论争和政策调整

2005年从年初开始，教育界的论争不断，关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讨论、关于教育产业化、关于素质教育和义务教育均衡化的讨论，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新的发展观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讨论促进了教育的价值和教育政策的调整、转变，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一）素质教育大讨论

近年来，基础教育阶段气氛日益恶化，择校热愈演愈烈，择校费越来越高，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沉重。课外补习成风，奥数热、考证热严重影响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学校对升学率的追求有增无减，一些地方政府也介入这一过程。许多地方把高考升学率视为教育成效的惟一评价标准，提出排名目标，对未达标者进行调离、下岗的惩处，从而加剧了已经十分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弊端。2005年7月，山西省榆社县高考排名滑坡，县委常委会通过电视台向全县人民道歉，对榆社中学领导班子实行全员停职待岗，以10万年薪在全省范围内公开招聘校长，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实行封闭管理、进行严格应试训练的“县中模式”也成为讨论的话题。

学生营养情况越来越好，体质状况却整体下滑。据教育部公布的2004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检测结果，与2002年相比，学生的身高、体重、胸围等继续呈现增长趋势，但女学生成为营养不良检出率较高的群体。令人担忧的是，与2002年相比，学生的爆发力、力量、肺活量等体能素质继续呈下降趋势，除16~22岁男生的肺活量略有增加，其余各年龄组学生的肺活量都在下降。初中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为59.4%，高中生为77.3%，大学生为80.0%。

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中小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学习压力呈现上升趋势。有57.6%的中小学生因“学习压力大”而苦恼，中小学生在写作业时间上的超标比例均超过一半。其中，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平时作业时间超标比例为69.2%；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超标比例为63.0%；初中生超标比例为55.0%。父母的高期望、高要求是学生压力的重要原因，91.7%的父母希望孩子获得大专以上学历，其中54.9%的父母希望孩子拿到博士学位。91.3%的中小学生希望获得大专以上学历，其中57.4%的学生希望拿到博士学位。而据山东省政协的一份调查，高中生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3%的达到8小时，77.5%的学生为6~7小时，高达19.5%的学生每天睡眠仅4~5小时。

导致中央开始重视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是，2005年6月原教育部部长何东昌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当前基础教育的严重问题。何在信中认为，基础教育普遍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或者应试教育的倾向，使我们的基础教育偏离了党的教育方针，重智而轻德、体、美，不重视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应试教育导致师生的精力集中在频繁的作业和考试上，使学生负担奇重，以致不能乐于学习甚至厌学。他认为，在农村，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干扰，教育结构和内容既不能满足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学习需求。一些地方初中学生辍学率很高，有的超过30%。这是对教育方针的偏离，对民族未来的影响很大，将会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党的教育方针在中小学大多受到扭曲甚至是严重的扭曲。这引起了教育界内外的忧虑，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对这个问题迄今尚未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和思路。解决这一涉及面很大的问题，只靠教育部门的努力很难奏效，建议中央加以关注。要使各级党政领导都能对问题的严重性有充分的比较统一的认识，并采取一致的措施，这是对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围绕何东昌信中提出的问题，教育部与中宣部、国家人事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共青团中央等部门一起，围绕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高考招生制度、新课程实验、义务教育均衡化、基础教育改革的国际比较、用人制度、学校制度、舆论环境等诸多问题进行调研，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体，都对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问题开展大讨论。

具有共性的认识是：造成严重应试教育弊端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它是社会转型、体制转型、社会竞争和社会分化加剧在教育的表现，升学竞争是社会竞争的集中反映。社会贫富差距、体脑差距、官本位价值、独生子女政策、劳动就业状况等都影响了基础教育的气氛。同时，由于在教育发展中比较忽视教育公平，导致教育的城乡差距、学校差距过大，造成激烈的择校竞争。社会价值观念的偏差，党政机关、家长对升学率的片面追求，也加剧了学校教育中的应试压力。此外，有关部门认为，新闻和舆论传播热衷于宣传科学家、企业家，而很少宣传普通劳动者，热衷于宣传高考状元，也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倾斜。

当前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状况，有教育文化观念、社会价值观、劳动力市场、独生子女政策等教育外部的因素和背景，同时有教育内部的制度、政策的原因。笔者认为，直接影响基础教育品质恶化，教育内部的原因是最主要的。它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为地制造学校差距的重点学校政策造成的。大批公办的初中校变成高收费的“改制学校”，为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以奥数、证书等来评价和筛选学生，也极大地加剧了小学的升学和择校竞争。因而，只有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恢复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采取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制止、改变那些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的政策和制度，坚决禁止种种制造和扩大差距、扰乱小学教育环境的反教育行为，保障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娱乐和休息的权利。当然，只有真正贯彻教育均衡化的方针，才能从源头遏止应试教育的肆虐。

（二）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一方面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城乡教育差距巨大；另一方面有限教育经费的使用，又出现盲目攀比、铺张奢华的不良倾向，造成巨大的学校差距。近年来，几亿元建一所高中，一两亿元建一所小学，甚至一亿元建一个幼儿园的现象不断出现，令人匪夷所思。有人称为：校长向老板看齐，办公室里摆“大班台”；校舍向宾馆看齐，墙面、地面贴名贵花岗岩；操场向市民广场看齐，建起音乐喷泉……而在教学模式上、师资队伍建设上无所追求，出现所谓“漂漂亮亮的薄弱学校”。巨大的城乡差距、学校差距导致优秀教师向城市优势学校流动，使农村优秀教师流失严重，同时造成优势学校高昂的择校费、炽烈的择校热，造成严重的教育不公，凝固和扩大了阶层之间业已存在的社会差距。小学升初中的招生成为考家长的“票子”、关系和权力。

这种现象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品质和声誉，使教育在社会舆论中被称为是“腐败重地”和“暴利行业”，教育与医疗、住房被称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2005年7月10日，宁夏银川市一名13岁的女生在家服毒自尽。她留给父母的遗书令人震撼：“您养了我13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钱！我死了我可以帮您们节约10万元……对不起！我辜负了你们的心了！我是个差生！”这是因交不起择校费而自杀的个案。一些地方出现上高中借高利贷的现象。8月27日，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18岁的高中女生杨英芳，因父亲无力供养她与弟弟同时上学而跳崖自杀（后被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2000个农户的调查，受访者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5975元，占到总收入的30%，成为农村家庭最大的一笔开支。

尽管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方针已提出数年，但它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这一状况已经引致全社会的高度不满。2005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一系列具体的要求，表明教育部的态度发生转变，开始正视和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从2005年春季开始，各地教育部门相继出台措施，干预畸形的教育市场，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改革招生制度。例如，北京市教委紧急叫停了“迎春杯”小学数学竞赛。浙江省停办小学“奥数”竞赛活动，中小学签订“减负”责任书。长春市取消小学所有竞赛，宣布竞赛和评奖活动一律与升学招生脱钩。江西宣布停招高中实验班，禁止中招搞不正当的生源竞争。山西省教育厅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发出13条禁令，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选拔性考试，严禁以任何方式组织学生在节假日补课，严禁举办任何形式的快慢班、强化班和实验班。湖南省教育厅紧急叫停中小学校违规抢生源。上海禁止名校举办小学升初中的“衔接班”，对示范性高中规定了“七不许”，包括不许组织小学生参加有选拔性的竞赛和培训班，不许提前操作小学生升初中等。宁夏提出清理违规举办的各种实验班。广东省叫停实行了十多年的义务教育阶段“等级学校”评估，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的均衡化。这些措施对于遏止畸形的择校竞争能够起一些作用，但仅仅靠政府文件和禁令，只能生效一时，必须真正变革中小学教育的制度和机制，实现教育均衡化的目标，才能真正改变学校的行为。

徐州市市委书记徐鸣鲜明地提出实行“无差别教育”的概念，旨在通过政府对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逐步缩小区域、城乡和校际间的教育差别，改变以往的政府对公共教育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情况。徐州市通过设立城乡学校合作交流制度，城市教师到乡村学校任教服务期制度，实行城市学校领导干部到乡村学校挂职锻炼制度等措施，加大对薄弱学校、偏远学校的帮扶力度，实现由重点扶持到均衡发展的转变，争取在学校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等四方面实现“无差别”。“无差别教育”模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尽管它的推行面临着诸多困难，但这项政策体现了义务教育政策应具备的公共性、公平性，代表了我国教育政策由扶持重点向公平发展的转变。

实行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曙光是安徽省铜陵市的实践。经过十年的努力，铜陵市成为全国可能是惟一的一所没有择校的城市。他们采取的措施：一是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先扶持和改造弱校。先后在人口密集区新建5所中小学，改造和扩建了17所学校，从而满足了每个学生都能在规定的服务半径内就近入学的需要。二是实行校长和教师轮换。校长和优秀教师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当像教育经费一样平均分配，并优先向薄弱学校倾斜。重点学校的校长更有责任、有能力去改造薄弱学校。三是改革高中招生办法，将优质高中入学指标平均分配到各个初中，这一比例目前已达60%并将继续扩大。由于每所初中都有确定比例的毕业生能够进入优质高中，因而从根本上消除了家长的择校心理。事实上，这些做法也是日本、韩国治理基础教育畸形化的共同经验。铜陵市的实践说明，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促进教育公平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铜陵市能够做到的，别的城市也应能够做到。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成都市武侯区推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也取得了成效。他们对农村小学进行“直管”，将村小与城市小学结对组成“共同体”，在资金、师资等方面向农村小学倾斜，促进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三）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讨论

农村义务教育的薄弱、经费投入缺乏保障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在“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下，财力薄弱的县级政府承担了2/3以上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教育投入不足造成的后果是：不少农村学校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有的甚至没有公用经费；一些学校存在危房和教育欠债；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学生家长经济负担过重，造成部分学生失学。据“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的调查表明，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率严重反弹，对6个省17所农村初中学校的抽样调查显示，辍学率最高的为74.37%，平均辍学率约为43%，大大超过了把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的“普九”要求。同时，农村教师流失严重，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农村代课教师队伍，全国约有55万~60万人左右，他们往往是在一般人不愿意去的最偏僻、落后的山区教学点从教，许多人是从事复式教学、在只有一位教师的“一人校”教课，而他们的工资只有几十元至一二百元，是公办教师的1/10左右，成为最弱势的教师群体。

在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上，有740名全国人大代表参与提出修改《义务教育法》的议案。朱永新委员提交的提案，要求在农村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重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与此同时，《义务教育法》修改进入倒计时。修法的焦点是汲取近二十年来的教训，建立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按照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的义务教育责任。自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逐年上升，由1993年的22%达到2004年的57.22%，省级财政也有很大增加。而目前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承担8%左右。因此，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教育经费。

目前我国主要采取转移支付的措施解决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匮乏。但由于转移支付是非制度性的一次性的投入，无法得到长期保障。尤其是转移支付的操作很不规范、不透明，通过地方财政部门时经常被挪用。因而应当通过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和义务教育经费分担制度，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正在修改的《义务教育法》草案起初的版本，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上着力较多，但在教育投入上语焉不详，离教育界的期望甚远。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社会对免费义务教育的呼吁在一些地区产生了效果。2005年1月28日，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今年省财政投入1.56亿元，在全国率先实行对全省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全部免收学杂费。”9月4日，江苏省宣布从2006年起，首先在经济薄弱的苏北地区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制度。9月7日，苏州市宣布从2006年秋季起一步到位，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免费制度。同日，北京公布在“十一五”初期推行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免费制度，并对农村地区和家庭困难学生逐步推行高中免费。次日，广东省决定，从秋季入学开始，首先在16个扶贫重点县开展试点，2006年秋季起逐步推广，2008年秋季在全省农村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免费制度。12月19日，浙江省宣布从2006年秋季新学年起，小学生和初中生不用交纳学杂费。目前浙江城镇初中和小学杂费标准分别为每学期130元和100元，农村为90元和65元。

地方的行动产生了带动效应，中央政府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越来越积极。10月，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只简单地提出国家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杂费。这相当于每年减免200亿元。11月11日，教育部发布《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中国政府承诺以更大的精力、更多的财力全面推进农村教育发展，新增教育经费将主要用于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终于提上日程，披露了义务教育免费时间表：2007年将在农村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中实现“两免一补”政策，“力争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11月28日，温家宝总理宣布“从明年起，中国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全部学杂费”，将在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时间提前了三年。12月23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问题，决定从2006年起全部免除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

此后召开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具体设想：从理顺机制入手，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计划从2006年起，用五年时间完成这一改革。

对《义务教育法》的修改也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有望于2006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四）狙击“教育产业化”

从2004年年初起，教育部领导就一再回应社会的批评，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教育事业了”。张保庆副部长甚至疾呼：高校的收费不能再提高了，大学不能办成谁有钱谁就能上的学校，这不是共产党国家的教育。

但是，社会舆论对“教育产业化”的认识，并非根据教育部门的文件和表态，而是针对教育领域高收费、乱收费的现实，以及大量违反教育规律、侵害老百姓利益的营利行为和腐败现象。造成农村和基层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基本原因，是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如2004年共审计了45个县，涉及教育乱收费4.5亿元，县均1000万元。其中相一部分即属于所谓“生存型”的“乱收费”，只能靠收费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在一些地方，教育仍是各部门争相宰割的“唐僧肉”。湖北一所农村初中，全校2000多学生的杂费收入不过20多万元，而2004年秋季开学时，劳动管理所、质量监督局、公安局、地税局、卫生部门、物价局、审计局等的罚款和收费、镇政府公路集资、防汛费等即达1.7万元。

教育的现实是一方面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国家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连年下滑；同时，2004年度中央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教科文卫支出，只完成了89%。国家审计署对教育部200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发现了有限教育经费使用的违规违纪、腐败现象，以及贷款比重过高、存在债务隐患等问题，使社会对教育的批评达到新的高潮。

审计发现教育部2004年预算中，年初未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46.51亿元；一些所属单位未经批准自行收费1.54亿元。其中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向各地主考单位归集英语四、六级考试费1.4亿元。对18所中央部属高校2003年度的审计发现，违规收费逾8.68亿元，比上年增长32%，占当年全部收费的14.5%。

比较典型的是对北京某高校的审计，发现该校2003年教育乱收费1886万元等严重违纪问题。其中向新生收取“捐款收入”1035万元，未按规定上缴，而转入自有资金账户。“捐款”的202名学生占当年新生的1/6，遍布学校本科、预科、双学士等学历层次和三十多个专业，每人“捐款”2万元至10万元不等。“捐款”数额与考试分数无关，但与考生家长与学校的背景关系密切，有关领导委托介绍的，钱额可少一些，一般关系则要出高价。有的考试成绩未达到录取分数线也因“捐款”而违规录取。这种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是最为典型、令人痛恨的招生腐败。

对杭州、南京、珠海、廊坊四市高教园区的审计，发现违规审批和占用土地问题严重，如廊坊市东方大学城非法圈用农民土地10636亩，一部分土地违规建设拥有五个标准场地的高尔夫球场。此外，贷款比重高，存在一定风险。至2003年底，四市高教园区实际筹集资金257.1亿元，其中银行贷款占59.42%，高校自有资金占23.11%，地方政府投入占12.57%，社会投入占4.90%。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高校的贷款比重过高，而偿债能力则被高估。上述18所部属高校的债务总额达72.75亿元，比2002年度增长45%，其中基建形成的债务占82%。许多高校在建新校区，仅山东省教育厅所属的22所高校就贷款70多亿。

地方教育审计中的问题也很突出。如2004年湖南省教育系统完成审计项目5108项，审计总金额达173.9亿元，审出违规资金3.45亿元；对海南208所中小学2004年度教育收费审计调查，各类违规问题金额达6668万元；海南省直属和海口市10所中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赞助费、择校费1705万元；部分学校择校生招收比例过大，突破“限人数”的规定，超过统招计划人数30%的比例；四个市县财政部门、教育部门及八个市县40所中小学校挤占、挪用、滞留各类教育资金1145万元。

而学费高涨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如新疆的调查显示，2000～2004年的五年间，全疆教育费支出累计上涨40.5%，远远高于居民其他消费价格的涨幅；2004年，青海师范大学6841名在校生中，贫困生4167名，占60%，其中特困生2908名，每个学生的每年支出费用最低在7000元以上，包括学费3000元，最低生活费3000元，公寓费800元，书费400元，三个壮劳力养不起一个大学生；据吉林省政府研究中心的调查，2004年吉林省高校学生人均学费6000元，住宿费1000元，伙食费4800元，则一年费用为1.18万元。而2004年吉林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000.42元，这意味着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四个农民的纯收入！

2005年8月29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新闻发布会上强烈批评海南、天津、黑龙江、内蒙古、青海、宁夏、甘肃、新疆八省区高校助学贷款不力，在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方面毫无作为，去年以来基本没有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海南一个也没贷出去，天津也是如此。同时批评部分高校变相乱收费上瘾、农村中小学被逼乱收费，坦言高校收费标准过高，1999年确定的全国高校平均收费标准为3500元。他指出目前高校贷款已达1000亿元。由于张保庆的敢于直言，对教育高收费、乱收费的强烈批评，使他成为中国政坛的新闻人物、又一位深孚民意的“个性化”官员。年底，他的如期退休也引致网民的许多惋惜和猜测。

显示“教育产业化”思路开始转向的典型事件是，2005年9月国务院学位办通知，北京大学等九所高校研究生收费试点暂停。原定将于2006年推行的研究生收费被搁置。这主要是担心在高校收费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再增加新的收费项目，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5月14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江苏省南通市多数公办初中成为公办学校的“校中校”，校园、设备、资金、师资、领导班子等所有条件依旧，却以所谓“转制”的名义公然实行高收费。这种“名校办民校”的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的。其初衷是吸引民间资金来发展教育，但却以“改制”为幌子把义务阶段的小学和初中改成了高收费学校，明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违反教育公平的原则，也是现实生活中制造和推动“择校热”的重要原因。

修改中的《义务教育法》突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并规定：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不得转为民办学校，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或者学校名称、师资力量、设备设施等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对适龄儿童、少年实行考试入学；在教育教学中不得按照学习成绩等编排设置重点班，不得因学生的个性特征予以歧视等等。这对于目前许多违反义务教育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办学行为，无疑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

上海等地已经开始实践，将规范“转制民校”提上日程。这些学校将或者转为真正的民办学校，或者重新回到归为公办学校。

（五）传统文化教育登堂入室

经社会上下多年的传播酝酿，恢复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愿逐渐形成某种共识，在教育内部得到响应。5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成立国学院，承担国学专业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并聘请81岁高龄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担任院长。这是在教育体制内恢复儒学教育的重大举措。

社会的国学热也在持续升温。6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宣告成立。８月１０日至１４日，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信孚教育集团、平和英语学校联合主办的“武夷论道”在福建武夷山举行。中国主要思想文化流派——自由派、保守派、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聚集武夷山，共同探讨当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走向。9月2日，“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纪念废除科举百年。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149人出席了会议。9月2日，“2005两岸企业家高层论坛”在山东潍坊召开，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发表“弘扬儒学，建立和谐社会的伦理思考”的演讲，提出儒教全面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应该以两岸企业家为纽带，让世界都了解儒教。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6周年纪念日，全球首次联合祭孔活动在世界各地孔庙同时展开。山东曲阜、上海、浙江衢州、甘肃武威、云南建水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央电视台与海内外多家电视台合作，联合推出大型直播特别节目“2005全球联合祭孔”，央视新闻频道作了长达约四小时的直播。

所有这些活动引起学界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关于国学在现代中国的地位、作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的评价等问题的争论。对于“要不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应当说大家具有高度共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尤其是有古老文明的民族会将诋毁自己的文化传统作为国家形象和教育文化方针。儒家文化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的道德文化资源，而且能够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兼容，是一个普遍的事实。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相应的更新和转化，或者说，我们今天怎样继承传统，如何适应现代生活，怎样培养新时代的公民。从历史上看，儒学经常被人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不是培养现代公民。这正是当前继承国学所面对的真正挑战，也许只有在允许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宽容环境中，并通过各种不同的实践探索，才能回答和解决这一问题。

12月17日，在广东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儒教研讨会”上，蒋庆提出重建儒教，使之成为一种国家的正统文化，成为“王官学”，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应和批评。正在升温的“国学热”开始露出商业化炒作和牟利的苗头。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其成员多为企业老板，年学费达24000元。即将开课的“中国国学俱乐部”，同样针对企业家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开设专门针对企业管理者的课程。它被批评为“趁国学热火而打劫”，“搞的是‘文化搭台，利润挂帅’的俗套”。

与此同时，儒家文化在东亚国家的活跃也引起国人的不安。在国内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被视为是韩国试图与中国争取儒家文化主导权的“文化宣言”。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也在我国产生不小的震动。中国政府开始主动地向海外推广汉语教学和开展文化交流，在世界各地建100所孔子学院（推广汉语文化教育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自2004年11月在韩国汉城建成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目前已有十余所孔子学院已经在美国、瑞典、法国、乌兹别克斯坦等众多国家落户。

（六）高等教育改革：学术评价和制度创新

中央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意见中提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为近年来争论不休的高等教育质量是否滑坡的讨论作了一个定论。

事实上，舆论关于高校水平和大学校长的调查，已经作出了同样的结论。关于中国的大学教育，杨振宁认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而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则强烈批评现行高等教育，包括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培养质量。《中国青年报》和新浪校园频道的联合调查（4802人投票）显示，同意杨振宁观点的占2.1%，而赞同丘成桐观点的则占92.3%。

另一个由《南方周末》与博客中国网站进行的关于对大学校长认同度的调查（有效样本3311例）显示，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

在近年来高等学校扩大规模的背景下，高校的教育经费却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增加，生均教育资源不断减少。这在地方高校格外严重，一些省的高等教育生均培养经费已经从几年前的六七千元降到三千元左右的水平。

研究生与导师比例不断增长的情况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是具有危险性的。有的学校研究生增加比例之大令人吃惊，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学院的仪器科学与技术专业，2002年仅有硕士生2人，2003年达98人，2004年为160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生招生人数2002年、2003年、2004年分别为35、132、271人。2005年7月，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杨卫称，全国现有1900多个博士点，平均每个博导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而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抽样调查，目前我国每名博士生导师指导的研究生数量平均为15.54人，最多达到70人；每名博士生导师指导的在读博士生数量平均为8.06人，最多为50人（见本书专题报告）。

研究生培养模式和培养质量成为年度的热门话题。2005年3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宣布辞职，引起强烈反响。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四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有许多学生的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不错，却因政治和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选，甚至以一分之差而与心爱的专业无缘。他以辞职对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和规则挑战。

2005年6月2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发表公开信，宣布暂停招收硕士生，再次引起巨大反响。他同样是因为对研究生考试制度的不满，认为现在以考普通知识为主的考试，难以选拔从事专业研究的人才。此外，目前的本科生保送研究生制度不合理。北京大学法学院2005年度录取情况，免试生的数额已达到47名（其中本校30名），远超过法学硕士生招生总数（110名）的1/3了。保送生多，意味着通过平等竞争进入者机会的减少。而保送生过分偏向于应试型，还有一类保送生是学生干部、特长生，这些人很少能够成为好的学者。

陈丹青、贺卫方之所以选择辞职，是他们认识到“这种把优秀学生拒之门外的制度”具有普遍性。在学术制度的建立方面，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即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奉旨行事。教师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弱势群体。

另一些事态同样显示了高校学术制度的严峻性。

在2005年研究生招生中，北京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某教授涉嫌泄题和性交易，为媒体曝光而成为丑闻。另一起焦点事件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长城所著《经济社会学》一书被指剽窃。2005年11月，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在校内通报审查结果，认为只存在注释不规范的问题。学者徐友渔认为“这是一个躲躲闪闪、故意含混其词的说法”，“应该说武汉大学有关方面的处置有失当之处”，应采取更为严格的、独立的审查，即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大家信得过的人士、机构来调查和作出结论。周案的“复杂”之处在于存在着“权力之争”，有教师不满意周出任副院长和打算担任系主任而化名举报。围绕基层领导班子调整，知识分子希望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教师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和介入干部选拔过程，本来是教师正当、合法的民主权利，不存在“争权夺利”、是否道德的问题。也许，真正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考察和选拔是否遵从和体现民意，是否有相应的制度和程序选拔出得人心、有能力的干部。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几位法学权威的集体“出走”，同样有学院领导干部调整的背景。或许，可以把此类事件视为高校“参与危机”的信号。它反映的只是这一事实：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活动为中心的高等学校，广大教师、学者、知识分子对管理干部的产生基本是没有发言权的。由于缺乏基层民主、用人不当造成对人才和学术的伤害却相当普遍，已经成为影响高校学术生态、学术水平的重要原因。

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教授也被指涉嫌剽窃，他与戴激涛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已被发现大量抄袭、剽窃了数年前发表的《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两篇论文。

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学者剽窃事件不仅反映了学术道德的滑落，也是学术生态恶化的一个征兆。反映由于没有学术自治，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规范、学术评价的能力。“计划学术”强调数量而轻视质量的导向，成为学术生产质量滑坡、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对学术评价和管理制度的改革也开始进行。吉林大学45名“博导”因科研项目数量没有达到学校要求，在新一轮选聘中“下岗”，成为打破博导终身制的一个具体行动。2005年12月，北京大学对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试点改革，有九个院系将博士生导师资格扩大到副教授，有四个院已经取消了博士生导师固定制。对于研究生学术论文的数量，北大也持宽容的态度。如化学系要求博士生所写论文的影响因子之和大于四即可，鼓励学生出精品，而不是一味追求篇数。

11月15日，在“院士圆桌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教授汪品先发言称中国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利于科技创新。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支持汪品先的看法，批评当前过分炒作院士权威以及科学界严重的官本位现象。

（七）教育公平、教育满意度调查

由于医疗改革被批评为整体上是失败的，关于教育改革是否成功、如何评价中国教育，一直是舆论界关心的话题。媒体的言论对教育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教育、医疗、房地产被称为是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

12月22日，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再次表示教育部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同时，他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主要是实现了“两个跨越”：使85%以上的人接受了义务教育，使20%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虽然教育改革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显然，对教育成效、改革成效的评价，有不同的价值和指标。以发展规模和数量指标，无疑成绩巨大；但如果从教育公平、教育品质等方面衡量，结果就大不相同。

2005年11月，《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公布的研究结果，绝大多数人对社会公平状况不满意。对当前的社会公平状况，感到很不公平和不太公平的，合计占90%，认为基本公平的仅占7%。在社会不公平的五个方面（收入分配、权益保护、发展机会、政治权利、意愿表达），认为收入分配不公的比例最高，为73.91%；然后依次是权益保护（67.56%）、发展机会（65.69%）、政治权利（59.92%）和意愿表达（59.69%）。在利益受损方面，高达50.7%的人选择了教育体制改革；然后依次是医疗体制改革（44.4%）、国有企业改革（37%）、社会保障体系改革（30.1%）。对教育的负面感受竟然在医疗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之上，是出人意料的。

2005年10月，《发现》杂志与搜狐网进行的“2005中国地区教育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44个城市中，教育满意度高于50%的城市有95个，占27.6%，其中，绵阳市位居第一。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教育满意度高于50%的有四个，海南省位居第一。一些经济发达的省和直辖市排名相对落后，与其经济、文化发达程度明显不协调。

11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与搜狐网进行的“2005中国教育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77.8％的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情况很不满意或不太满意，总体满意度分值仅为35.28分（60分为合格）。

公众最不满意教育公平情况，得分为34.76分。涉及教育公平的六个问题都进入最不满意的前十位，分别是城乡教育差距（第一位）、地区差距（第二位）、教育腐败（第三位）、通过交纳赞助费或择校费进入“优质学校”（第五位）、进城务工子女的受教育条件和环境（第六位）、学校差距（第九位）。

公众认为基础教育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忽视德育和体育，然后依次是教育腐败、学业负担重、择校热、高收费。高等教育领域里最突出的问题是质量滑坡，然后依次为毕业生就业难、学术腐败、高收费、学习食宿条件差。公众选择“当前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比例最高的两个问题是，农村义务教育和教育腐败。

四  讨论和建议

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教育政策、教育价值的调整已经开始。显然，要使这种转变真正成为普遍的教育现实，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不容乐观的过程，需要教育界内外、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转变片面追求“教育GDP”，树立新的教育理想

正如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改变“缺位”和“越位”的失误，政府应当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为追求社会的和谐发展，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转移到主要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在教育领域也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转变，从片面追求“教育GDP”——数量、规模、速度、升学率——转为追求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的、真正能够兴国的教育。

当前的教育现实，教育硬件在不断改善，各种标新立异的教育口号漫天飞，但应试教育和择校热愈演愈烈，离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却越来越远。老教育家吕型伟称之为“浮夸、浮躁、浮华”。目前正在出现的教育公共政策的转向，主要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克服问题最突出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择校热、高收费等问题。要真正造就“人民满意的教育”，还需要在教育思想、教育价值的源头上归真返朴、拨乱反正，需要改善和提升教育品质，关注青少年成长的各种实际需求，使教育与生活融为一体。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需要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

（二）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2005年有两个重要的教育纪念：一是废除科举百年，一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20周年。这两个重大教育事件的共同之处，都是以体制改革为特征的。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和突出教育制度改革，需要重温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精神，坚持邓小平同志所开辟的方向，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如何建立政府与学校的正确关系；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如何建立、平衡中央与地方管理教育的权限和关系；改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促进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以保障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和创造性；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等等。在制度改革上包括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考试、评价和用人制度改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社会参与制度的建立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教育行政制度的改革。

在教育体制改革中，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分散和下放管理权力，促进办学体制的灵活性和多样化，使教育重新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机盎然的事业；在教育多元化、社会化、地方化的格局中，重建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需要通过政事分离，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建立学校的自主性，破除官本位、行政化和“计划学术”的弊端；需要推动政府依法管理教育，推动教育政策尤其是重大教育政策的决策科学性，建立科学的教育决策程序，避免决策的盲目性、随意性和片面性等等。

（三）规范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的教育行为

教育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重新界定、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功能、责任，奠定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从事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职能原本是明确而清晰的，与市场有着完全不同的分工。就教育而言，政府的教育职能主要是承担作为国民素质教育的义务教育的义务；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举办的公立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保障公平，尤其是对处于不利地位阶层和人群的应受教育者的教育机会，不具有竞争、淘汰和制造尖子这样的功能。教育的竞争性、选择性、多样化的服务等等，主要通过民办教育和教育市场体现。

世界范围内风行的新公共管理，与我国“宏观垄断，微观搞活”的“教育产业化”模式完全不同，其基本特点是打破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垄断，引入市场机制改善公共资源的配置、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和方式，通过培育和发展市场，扩大教育供给，增加教育的丰富性、选择性和竞争性，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的行政改革既不意味着转嫁和下放政府责任，更不意味着寻求、扩大政府部门的特殊利益。因而，不能认为当前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走过了头，需要强化传统的集中权力和行政控制，而是需要摈弃“伪市场化”改革，革除教育部门、重点学校等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矫正被权力扭曲的市场。

（四）探索启动教育制度改革的路径和方法

现实地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不仅要提出理想和目标，而且要提出具有操作性的设计，找到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应当是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导向与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

自上而下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需要特别重视如何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需求真正能够影响教育变革，即所谓公共政策、公共议程的启动机制。公众参与就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启动机制。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使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形成一种“对话”环境，形成恰当的动力组合，才有可能实际地推动教育改革。此外，这种启动来自基层的教育改革实践。从地方和基层的现实中生长出的教育改革实践，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最具说服力和可推广性。总结、提升和推广这些经验，不仅是对公共政策、制度改革的推动，本身就是一个教育民主化的生长过程。

本文摘自《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