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一、珠三角和香港、澳门的经贸关系

——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构建

近二十年来，香港和澳门的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到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建立生产基地，从而形成了粤港之间“前店后厂”的跨境一体化生产贸易体系，开启了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过程。据广东省有关部门统计，从1979～2003年5月在广东投资的港资企业有74067家，合同投资总额1394.36亿美元，实际投资总额888.05亿美元，分别占广东全省外商企业和投资的75.25%、67.61%、68.34%。大量的香港企业将生产过程转移到珠三角，不仅快速的推动了该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成就了珠三角世界性制造业基地的形成；同时也保持香港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快了香港产业结构的转型，使香港成为了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从香港和内地、香港和珠三角的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内地市场开放程度和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是决定这种经贸关系的两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内地市场的局部开放和广东经济起飞与工业化初期粤港两地的比较优势的特点，产生了粤港之间在制造业领域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随着中国内地市场的全面开放和地区之间比较优势的变化，“前店后厂”制造业的分工体系将会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新的变化。内地与香港和澳门分别签署了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这标志着港澳与内地的经贸合作关系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奠定了新世纪粤港澳合作的新框架。从合作形式看，“前店后厂”将会向“统一市场”转变。CEPA包括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在于减少和消除香港与内地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的障碍。在CEPA的合作框架下，粤港澳之间经济的整合过程将会加快，推动两地商品和生产的自由流动，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效益。因此，“前店后厂”模式将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在区域内将会逐渐建立起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从合作内容看，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将会向服务业转变。港资企业在珠三角形成规模的制造业有服装、钟表、珠宝、金银首饰、电脑整机、手机、数码相机、化妆品和包装装潢印刷等行业。这些产业仍然是两地合作的重要领域。做大、做强这些产业需要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打造国际品牌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鼓励部分产业向粤北和东西两翼转移。服务业将是新一轮产业合作的重点，包括了金融业、物流业、咨询业和会展业、建筑和房地产行业、商业零售业、旅游业、法律和会计等行业。从合作机制看，“自发合作”将向“自觉合作转变”。政府在新一轮合作中将会扮演重要角色。

在粤港澳新一轮经济合作与分工过程中，广东和珠江三角洲将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香港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澳门发展成为世界具有吸引力的博彩、旅游中心和区域性商贸服务平台，努力将包括粤港澳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具经济活力的经济中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粤港澳之间还必须加强大型基础设施的对接和协调。香港与深圳的西部通道、广深港高速铁路、广州至珠海并连接澳门的城际快速轨道交通、港珠澳跨海大桥等项目，都需要积极的推进。

二、珠三角与内地的经济关系

——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上世纪中期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倒U型变化的理论，并用“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的学说加以解释。他认为某一地区的优先发展会对周边地区产生两种效应，即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这种效应是通过投资、贸易和人口等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实现的。回波效应是一种负效应，它反映了优先发展的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对周边地区资本、劳动力和商品的吸纳作用，它会抑制周边地区的发展，使区域之间的差别扩大。扩散效应是一种正效应，它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优先发展的地区将会通过投资、贸易和技术与产业转移等方式，向相对欠发达地区扩散经济发展的利益，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回波效应会大于扩散效应，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别会扩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扩散效应就会大于回波效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别就会逐渐缩小。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扩散时期。近几年来，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珠三角也内在地产生一种向周边和内地加强经济合作和扩大市场的要求。从历史、文化和自然的条件看，与长江三角洲相比，珠三角经济与内地的融合度存在差别。这是中国加入WTO后，一部分致力于中国国内市场发展的外商将投资转向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原因。因此，珠江三角洲经济腹地的拓展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9省以及香港、澳门，即所谓“9＋2”。2003年8月8日，内地九省区计委主任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探讨建立政府联席会议制度，提出在交通、能源和科技等方面开展经济合作；9月，广东科技厅提出与其他8省区共建“泛珠三角”创新体系；10月11日，9省区决定共建“泛珠三角经济圈信息产业及信息化交流网”；11月11日，9省科技厅长和港澳的科技主管官员在广州草签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协议。交通、能源、旅游、科技、信息产业与信息化等将会成为合作的重点领域。为了使泛珠江三角洲的合作能够成为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平台，需要有中央政府的积极支持，应该将其列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

三、珠江东岸与西岸的关系

——珠三角区内的协调发展

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它不仅具有强大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形成了扎根本土、生产的分工与协作紧密的产业集群和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产品销售网络。珠江三角洲初步形成了三大具有一定特色的产业分工体系：

第一，珠江东岸的东莞、深圳、惠州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主，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信制造业基地，被称为“广东电子信息产业走廊”。深圳市在信息产业、软件产业和电子通讯设备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科技开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第二，珠江西岸的珠海、中山、顺德、江门则形成了以家庭耐用与非耐用消费品、五金制品为主的产业带。顺德、中山、珠海和江门的一批企业形成了很强的家用电器生产能力，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业基地，并形成了一批知名品牌。

第三，中部的广州、佛山城区和南海、肇庆是电气机械、钢铁、造船、纺织、建材产业带。近几年来广州市在汽车、软件和石化产业方面发展也十分迅速。

如果以产品的市场取向来划分，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可分为两种类型：国际市场导向的产业成长模式和国内市场导向的产业成长模式，前者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东岸，后者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中部和西岸。国际市场导向的产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三来一补”的企业。这些企业利用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在一种开放的经济中，通过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参与全球产业的分工体系，建立起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基地。这一模式表明：后发性国家不需要通过贸易保护的进口替代政策，在一种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贯彻比较优势的原则，实行国内工业化。这种产业成长和工业化模式对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市场主导的产业主要是利用进口替代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开始，通过进口国外的设备和原材料发展起具有自己品牌的进口替代产品，推向国内市场。然后，逐步提高产品的国产化的比例，延伸产品在本土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并逐步的走向国际市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产业成长的角度看，政策的差异、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区位优势和规模经济大致可以解释珠江三角洲东西两岸两种不同产业成长和工业化模式形成的原因。

珠三角东岸和西岸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不平衡。珠三角东岸的惠州、东莞和深圳的GDP总量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中所占的比重由1988年的22.6%上升到36.7%，而西岸的江门、中山和珠海的GDP所占的比重则由19.7%下降到15.7%。在工业和第三产业总产值、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上也表现出上述特征。珠三角东岸一些城市例如深圳和东莞的土地已经十分稀缺，依靠土地和劳动力投入增加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因此，加快珠三角西岸的发展应该成为新一轮珠三角经济发展格局调整的重要趋势。珠三角西岸的这些城市在生态环境、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具备了较快发展的潜力，通过加快发展逐渐缩小东西两岸的差距。

四、制造业“缺钙”和产业结构“软化”

——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向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重化工业和装备工业大多布局在内地，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开始的。人们将珠三角制造业的这种轻型化状况称之为“缺钙”。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表明，当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会逐渐让位于资本密集的资本品工业发展。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通过对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提出了工业化发展三阶段的理论。根据霍夫曼的理论，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大致处于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即消费品工业虽然仍占主导地位，但资本品工业的增长超过消费品工业，并逐渐开始出现取代消费品工业主导地位的趋势。当前，珠三角制造业的升级表现出三种趋势：第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价值增值。通过创造品牌、技术创新和管理体制创新，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第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它包括石化工业、汽车工业、造船业、钢铁工业、通讯设备等。广州市在珠三角资本品工业的发展中，将会扮演重要角色。第三，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即电子信息技术、电脑软件、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行业的发展。

配第-克拉克定律揭示了随着经济的增长，第一、二、三次产业依次变动的规律和产业结构软化的趋势。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软化的表现和结果。虽然珠三角的目标是建成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但是在一些中心城市例如广州、深圳等，也需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引进香港的服务业的资本、人才和管理，促进珠三角服务业的发展。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能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陈广汉：中山大学）（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