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是从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第六届全国政协开始当选为政协委员的，连任五届，历经23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57年的政协史几乎参与了一半。能与改革开放同行，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说起张贤亮，对中国文坛有所了解的人大都不会感到陌生。20世纪80年代，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以其充满人性温暖的故事和新锐的思想，在国人的阅读中激起了巨大波澜。进入90年代后，在“文人下海”的一波热潮中，张贤亮拿自己被翻译到国外的著作版权作为抵押（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版权税较高并最早享有众多外国版权的作家之一），向银行贷款在宁夏创办了一个影视娱乐城，后以“出卖荒凉”名声大振。

在近一个小时的访谈中，他讲得最多的是中国的文化产业化之路,这对于一个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下放西部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0余年的他来说，是多么的不易。但从他的身上，你能体会出一种祥和平静，甚或体会到今天的时代生活折射在他身上的阳光……

折射着阳光的他

没有见到张贤亮委员之前，听人介绍说“他是个大高个儿，长脸形”，加之当时知道他在西部做了个影城，被媒体称为“出卖荒凉”，就以为他定是个带着大漠风尘和西部豪气的人。但是当笔者在另一个委员的引见下见到他的时候，竟一时没说出话来，那份儒雅，那份淡定，与想象相去甚远。

模糊记得他的《绿化树》，看过以他的原作改编的《牧马人》，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十几年前读到的一部叫《习惯死亡》的长篇小说，封面绘画出自大画家范曾的手笔。

仅从封面看，《习惯死亡》是一部媚俗的读物，没想到这却是为数不多的吸引笔者看了两遍的书，书中有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呼喊，当时感觉就像是在读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书中俯首皆拾的段落让人会心一笑，其中蕴涵的深邃让人无法匆匆走过。

比如在《习惯死亡》中他写道：主人公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自杀，都是因为考虑到费劲而终止，并不是出于胆怯和善良。

他形容最后一次晚餐：米汤的稀薄，在胃里咣当咣当地响着，那情景犹如毛驴在拉着水车。

他形容思想的混沌状态：坐在打麦场上思考，碌碡冰凉，整个世界只有他自己的屁股是清醒的。

他为爱情作总结：爱情从来都是呈一条直线或几条抛物线形进展的；世界上绝没有虚线式的断断续续的爱情。

他形容走出国门时的彷徨的心情：一个人离开祖国，踏入另一边国界的时候，会蓦然生出一种飘零感。这边陌生的世界是这么熟悉，而那边熟悉的世界却又变得那么陌生。在东西两半球的重叠中，他觉得被挤压了出来。

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当有人劝他歌唱新生活，歌唱阳光时，他真实地喊出：如果当你的心曾经被子弹洞穿过，那里是一个黑洞，你还能去歌唱阳光吗？

但是无论他怎样表达，都掩盖不了内心对生养他的土地的那份痛苦而矛盾的情感。他在书中写道：这里的黄土在呼唤开发那边的土地在呼吁人们不要再去蹂躏它。你看见这边年轻的土地你被一阵妒忌所煎熬；你看到那边古老的土地的裂纹仿佛看到了你年轻的心所受的伤。

这种伤痛我们很难从20世纪80年代根据他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中看到（改革开放伊始，旅居美国的老华侨回中国寻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子，并请求儿子到美国继承财产。儿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西北牧场，在那里度过了从孤独、悲伤到后来充满亲情的岁月。最终儿子还是回到他用汗水浸润过的土地，回到患难与共的亲人中间）。这个儿子的生活原形就是张贤亮自己。在小说中，我们不难体会他那份来自心底的对生活铭心刻骨的爱和对祖国对亲人的强烈的依恋。

当他坐在笔者对面时，是那么悠然地点着烟，语调平和地慢慢聊着。

他说：“过去那一段就先让它过去，我现在只想告诉大家我们改革开放中还存在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对这个社会的伤害越来越明显。有些旧有的体制和方式不仅摧毁着人们的理想，还摧毁了人们对幸福的感觉。”可能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体会，当笔者的一个画家朋友到他那里参观，谈到画家的创作之路正被市场左右的状况时，张贤亮回答说：“中国知识分子苦得太久了。”他的话饱含对中国社会深入而深刻的思考……

访谈中，感觉年有七十的他身体尚好，但烟好像吸得很多，面前的他思绪与云雾一起缭绕着。

他让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

从文学家到实业家，张贤亮文化产业经营的成功使他成了中国作家的“首富”。作为文学家，他创作了《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大量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其中九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代表作被译成27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发行。他的作品从生活的缺陷和痛苦中挖掘着富有历史意义的内容。张贤亮的著作，为他带来了财富，也为他创办影视城实现文学家到实业家的转变带来了机会。

1961年冬天，张贤亮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刚刚从位于宁夏贺兰县的西湖农场释放，转入现在属于银川市的南梁农场就业，曾在一个休息日去镇北堡赶集。所谓镇，只不过是没有像样建筑物的临时交易市场。但在他眼里，断壁残垣产生了视觉上的审美联想。于是，作为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就用自己外文译本的版税抵押给银行作了贷款。影视城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他亲手设计，走进镇北堡西部影视城，一面墙上的“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几个大字便是由张贤亮亲笔书写的。

笔者问：“当初‘下海’做文化产业的投资，考虑到今天会盈利吗？”

张贤亮说：“一开始我做文化产业，有逼上梁山的意味。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了一场经济革命的风暴，那时出现了‘十亿农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的局面。”

在西部影城，他说：“我的西部影城还是在1960年代，在底层生活时一次赶集中发现的，特有审美价值。很多电影都是在那里拍摄的。”

“甘肃省文联也办了第三产业，那时我就拿了我的外汇存款作贷款。贷款不久，还正在投入阶段，1994年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要求第三产业与政府工作脱钩，产权明晰了。那个时候我就面临一个选择，如果我不积极地办第三产业，就收不回投入。在那个时候我只好就做了‘下海’的选择。”

最让张委员感到幸运的是，他投资的虽然是产业，但他没有脱离作家的本行。因而可以说，在这个文化产业中他如鱼得水。仅运行一年，他就尝到了文人办文化产业的甜头。

作为实业家，1992年他创办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已成为宁夏旅游业负有盛名的品牌，无形资产5000万元，有形资产达上亿元。

谈到时下人们热评的“出卖荒凉”，但张贤亮说：“西部确实有一种浩瀚苍凉之美，但我不同意‘出卖荒凉’之说，西部那么多荒凉的地方，怎么‘卖’不出去？”

看来，张贤亮更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荒凉中的建设者，他说，人家到他这里来，不是来看一片废墟，那些电影演过以后，酒作坊啊，古堡啊，都是纸壳子搭的，风一吹就塌。剧组撤走了，他就都把它们建成了真的，比如去买一个真的古老的纺织机。他让人们走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梦。

一部部脍炙人口的影片，如《牧马人》、《红高粱》、《黄河谣》、《老人与狗》等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获得了一项项国内、国际电影大奖的。

一般来说文人“下海”让人担忧，因为他好像缺少点艄公的彪悍和强劲。但是近几年来，文人不再是文弱的代名词。张贤亮具有精明的投资眼光，他认为，一个文化景点如果没有文化设施就不会有延续下去的生命力，尤其是他捕捉到一个信息，就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之说，他认为中央的这一决策太英明了，因为在这之前，只有文化事业的建设，既然是事业，就不会有人向对待产业一样去进行市场经营。

文化产业的路应当走下去

中国是世界上罕见的历史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在本届“两会”中，不少代表委员都谈到中国文化血脉延承的问题，张贤亮更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民间文化是靠着自发的产业活动来延承的。

他举例说，过去中国大江南北有无数的说书人，四大名著中有三大名著都是靠说书人口口相传留下来的，他认为中国地方戏的数量超过国外戏种的总和，那也都是草台班子在演出时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产业化的缘故。说到这里，他不无骄傲地说：“中国外文的名称‘China’，在英文中就叫瓷器。在海外的博物馆中，中国的瓷器与丝绸是一样具有审美价值而被珍藏的。在世界上，这说明文化载体自古就是有‘出口’的。”

说到文化产业，张贤亮又从中国民俗画卷中找到了有力的依据。

他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五米长的画卷中，展示了一个个热闹街市百业兴旺的场景。在张贤亮眼里，民俗文化处处跟产业活动连在一起。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原生态的文化需要注入丰富的现代的内涵，要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于是，他的影城里就修建了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场景，并通电通水，仅电缆线就铺了8000多米。

“三农”话题，近年来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即使在张贤亮委员所在的艺术组，也普遍感到大家对“新农村”话题的高度关注。张贤亮委员表示，他特别拥护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并且也要替农民讲两句话。

他说，农民是土地的使用者，没有土地他们无法稳定下来。但他们的承包年限最高没有超过30年的，而我们土地开发商对土地的使用时间都超过了70年。在他看来，农民无土地可依，怎么可能让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呢？

说到这儿笔者想到了古代被放逐的重耳，在被迫流亡十年回到故国时，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匍匐下来，亲吻土地，并把热土撒在头发上。但有一个客观事实是，城市基本上都有规划局，现代城市规划的蓝图越来越具有前瞻性了，政府对农村土地规划是否还鞭长莫及？假使农民真的拥有70年的土地使用资格，一旦城镇建设需要拓展城垣了，是否要有相应的让农民基本满意的物权赔偿法？笔者正暗自思忖，张委员又说：“本届‘两会’，《物权法》草案没有通过，这多少有点遗憾。”（物权是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是一种重要财产权。根据《物权法（草案）》规定，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权等都属于物权，物权的客体主要是不动产和动产。）

他认为，《物权法》虽然还没有通过，但准备立法，就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他说：“也许现在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眼睛盯着西方的比较多，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文化革命之后把一个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国家建设成今天这样的。我们应该告诉大家，在那个十年中，人们没有大学可上，不仅农村有粮食饥荒，全国还有文字‘饥荒’。”

今天知识分子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文化作成产业了。但是他也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突出所有制和产权明晰。”

他的书被翻译成近30种外文

张贤亮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后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而被打为“右派”。今天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俄、日、德、西班牙、希伯来等27种文字，在国际上有了很大的影响，1994年11月获美国传记学院的“国际文化荣誉奖”。

当笔者问到，他的书被翻译成近30种外文走向海外，他自己认为外国读者为什么会对他的作品感兴趣时，他说：“因为我的作品真实。”

笔者追问：“真实的作品很多，为什么你反映的真实别人就要喜欢？”听这样问，张贤亮娓娓道来：“我说的真实不仅是叙述的故事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我情感的真实，我没有向读者隐瞒什么。外国人看中国的专业作家，认为中国的专业作家不写作也可拿工资。他们认为中国的专业作家是政府宣传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从我的作品中发现，我有溢出规范之外的一种真实。我写出了中国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让他们耳目一新。”

笔者又问，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多，从5000年历史中拿出任何一个石子，都可以让外国人看到这条历史长河中折射出的真实。那么他所反映的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感情与一般的“尚古”故事受欢迎程度有何不同吗？他说，外国人很喜欢能反映中国当代的故事，喜欢当代中国作家写的当代生活。他们特别渴望了解和理解今天的东方大国。“虽然我们中国地理上离他们很遥远，但距离产生美，这种阅读也会产生愉快。”笔者请他试举一两例，他想了想回答：“外国许多评论家常把我比作您刚才提到的米兰·昆德拉，其实我告诉他们这不对，米兰·昆德拉和他那一批人是从根本上和当局产生了不同意见，被驱逐后被迫流亡。而在我身上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被打成‘右派’时，恰恰是我最热爱这个党的时候。其实最让人遗憾的是，我和一些做文化产业的人有着清醒的头脑，可以说获得了一些成功，而有的知识分子到现在也没有想清楚悲剧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深深的‘左’的烙印会给我们的社会发展造成一些隐蔽的不利因素。”

人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执政党。他说：“其实我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比如说‘三个代表’的提出，这是很了不起的。第四代领导人又在第三届领导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真正的与时俱进。”

谈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本届政府，他还不无忧虑地说：“这届高层领导人从清晰的理念和善良朴素的愿望出发，做了许多事情并赢得了民心。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中下层，因为体制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利益集团，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政令不能畅通。”

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张贤亮已经做了23年的政协委员，他感到政协会议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刚开始，大家是来这儿诉苦诉冤，反映方方面面需要‘平反’的问题，到后来搞建设申请资金。到现在，大家是真的在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畅所欲言。”

说到畅所欲言，他说：“就我所知，从未听说有人因为畅所欲言而获罪被‘抓辫子’的。而且政府特别重视代表委员们的提案和建议，我在2004年曾提出《关于对拖欠民工（员工）工资的雇主和用人单位在法律上应制定相应的惩罚条款》的议案，劳动和保障部马上就给了我答复。我曾提出文化产业要以民营为主等提议，最近也开始被讨论了。我还提出要树立多种途径的成才观，尤其对贫困家庭出来的学生，要大力提倡职业教育。”

这么多年参加了这么多届全国政协大会，对张贤亮来说，不仅使他提高了参政议政的能力及水平，提高了政治洞察力，也增强了他对政治的兴趣，加深了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与忧患意识，因而他说：“我的生活和内心也更为充实及丰满。这是我一生中之大幸。”

文/申宏磊 特约记者 李蕴慧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