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历来被中外媒体当作是捕捉中国未来政策走向的信息富矿。2006年3月3日至3月14日的“两会”，更是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的记者来报道，其中有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新闻机构的400多名境外媒体记者，创下了“两会”报道史上记者人数最多的记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今年“两会”的重要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专门的一个章节阐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温总理提到要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并加重语气表示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时，几秒钟内会场连续响起两次热烈的掌声。

外国媒体热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引人注意的是，在“两会”开幕前直至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都是境外媒体关注的重点和报道密集点，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英国《金融时报》、日本《产经新闻》、德国之声、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都及时推出了相关报道或评论文章。其中日本惟一的全国性农业日报《日本农业新闻》还向中国学者约稿，刊登他们的文章，详细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内容。

在“人大”会议现场和几次新闻发布会上，本刊记者总能看到很多外国记者和中国记者一起“围堵”、追访代表和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部门的官员，执著地挖掘“新农村”题材的新闻。会上会下，记者之间互相“采访”是常有之事。本刊记者与外国记者交谈时，自然就把主题引向了他们为何关注“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上。

美国彭博新闻社以提供财经新闻著称，其驻京分社社长戴本德(Robert Delaney)先生透露，彭博对此次“人大”最为关注的话题是“新农村”。记者不禁问他：“为何这样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大事儿会引起外国媒体的普遍关注？”

他想了想说：“我认为原因也许是很多外国公司和投资者由于看到中国的传统工业，如钢铁行业，近几年发展得非常迅猛，有些担心这会挤压其他国家工业的发展空间。而现在，‘新农村’政策一出台，国家开始对农业倾斜，传统工业发展的高速度可能会减缓。这对世界的影响就很大。”当记者由戴社长所说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心，联想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并请他谈看法时，他说：“中国发展并不一定对其他国家是威胁。人们的看法有两方面，有人认为是威胁，也有人认为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日本共同社记者詹宁思是个美国人，今年已经是他第三次采访“两会”了。谈起这次采访的感受，他说，由于在固定场所采访代表委员的机会不多，他还是主要在通往人民大会堂会议室的楼梯上，在会议间隙代表委员们休息的时候，利用零星的时间进行采访。他感觉采访对象比以前更愿意对外国记者开口了。比如他采访的一位山东代表是兽医，“他很了解‘新农村建设’，也愿意回答我的一些问题”。詹宁思最关注的话题也是“新农村”，这是因为“中国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60％－70％，涉及农村、农民的问题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他说，对于他而言，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2006年对农村增加多少财政投入等具体数据，是他最想了解的。

《比利时时报》北京分社主任栾明杰已在中国生活了18年之久，这是他第八次参加中国的“两会”报道。由于他所效力的是一家财经报纸，所以他对中国经济方面的信息很感兴趣。他说：“西方报纸上登载的关于中国的消息很多都并非重要内容，而且给人乱七八糟的印象。而我们致力于选择真正重要的事去报道，因此非常关注中国‘两会’，尤其是农村的话题。”

建设新农村，东部地区“一步之遥”，而西部还有“千山万水”

每年“人大”会议上，各国驻华使节都受邀旁听大会，他们的感受也备受人们关注。今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5日开幕的当天，古巴驻华大使阿尔韦托·罗德里格斯·阿鲁菲也在人民大会堂旁听了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两会”期间，这位出使中国六年多、参加过七次“两会”的大使先生，接受了本刊专访。

他说：“关于农村问题，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已经废止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也很赞赏2006年政府要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在国家财政上对农村义务教育加以保障。”当被问及这次人大带来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时，阿鲁菲大使谈到了两次“感动”——

“首先让我感动的是温总理报告中涉及农村教育方面的规划。还有中国政府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也让我感动。因为我曾有机会去过中国的很多西部地区，也了解当地的情况。关注它们的发展的确是很有必要的。”

外国大使最关切的问题其实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同样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西部农村则站在一个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起点上开始。那么，西部地区建设“新农村”在难度、方法上和东部究竟有何不同呢？为此，记者走访了贵州人大代表——铜仁地委书记杨玉学。

铜仁位于贵州的东部，以农业经济为主。这里天蓝、山青、水碧、地绿，到过的人都会为这里漫山遍野的绿意而感叹，但这里农民的贫困景象也令人心痛。有的农民一年到头睡不上安稳觉，因为睡觉时总要把牛缰绳系在手腕上，生怕家里惟一的牛被人偷走。杨书记刚到任时去有些农户家里，发现铁锅里有厚厚的铁锈，因为这家吃饭从没有油放。农民一年四季就一套衣服，裤脚都磨到膝盖处了，一到冬天，裸露的腿部都被冻红冻伤了。因为没有取暖设施，一位老太太的床褥摸上去又冷又硬又潮，屋顶不全，睡觉时就能看到屋外的日月星辰，一年四季的风霜雨雪也都能飘进屋里。

杨玉学几年前从中央机关下到铜仁当地委书记，带领农民走上了脱贫之路。他对记者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重要的是扶贫攻坚。前景是美好的，但不能着急，贵州全省还有266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仅铜仁就有40多万人没有解决。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绕不过去的必经阶段。只有从头做起，从基础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和前进。”

杨书记用几句话就道出了东西部农村的悬殊差距：“东部发达地区的年人均收入已达到七八千元，西部贫困地区还不到2000元，我刚到铜仁时这里的年人均收入只有1200元；东部很多农民已经不耕作了，他们到城里居住，把土地租给打工者，自己收取租金，而西部的农民要守着耕地，还要进城打工；西部还在努力实现‘普九’，还有很多文盲，而东部已经普及到了高中，有的还普及了大专。

东部农村已经开发了，道路四通八达，还有高架桥和高速路，而西部农民很多还生活在不通路的大山中，有的县里通路了，也只是三级以下的道路。总之，新农村建设的起点不同。东部缺什么补什么就行了，如改善生态，西部得从头做起，任务更艰巨一些。可见西部地区要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何等不易啊！”

那么应该如何加快西部农村的发展呢？杨书记说：“西部省份财政收入低，建设新农村，需要中央政策和财政的扶持，来首先发展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贵州省没有平原，要想让农民从大山里走出去，让山外的人走进来，就得在崇山峻岭之间架桥修路，造价很高。铜仁地区十年九旱，倒不是降雨量不够，因为山高坡陡，降雨全都流走了，渗漏到地下。再加上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不需要的时候天天下雨，而到了七八月份水稻拔节开花吐穗时，却旱得很严重。因此需要兴修工程来存水。经过水利部门专家设计，修建乌中灌渠、东部灌渠，还有水池、塘坝、水窖等小型工程，耗资需要四十亿元。地方财政负担一部分费用，更主要的是国家水利部的支持。铜仁已被水利部评为扶贫综合水利开发示范区，将于今年4月下旬启动。”

但光拎着中央的钱袋子是买不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还得靠农民自己去奋斗很多年。这就关系农民素质、管理民主、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

杨书记又结合铜仁地区的经验谈了几点建议。一是农业产业化。他说：“现在铜仁的农业还主要是春种秋收的传统农业。要让农民脱贫致富，就需要引进外地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培养本地的加工企业，作为龙头，带动本地的合作组织，再由合作组织把千家万户分散的商品生产组织起来，形成规模效应，如茶叶、优质米、桑蚕、中草药、畜牧业加工等农业产业化项目。这些龙头企业就像桥梁，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农民。这样就把农民的商品生产和中国乃至世界的大市场联系在一起，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兑现成交换价值。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化农业产业，不是一日之功，至少需要7年时间，‘十一五’期间都是完不成的。”

“还有西部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完善也是任重而道远。农村有很多失学的孩子，农民看不起病，吃药治病难，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尚未普及。像铜仁的农民还面临饮水困难和不安全的问题。如由于水源不卫生，含矿物质超标，附近村民容易患上地方病。再如去年干旱，铜仁有一百多万农民饮水困难。有的农户到四五公里以外去挑水，甚至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走几里地去挑水，汗流得湿透衣衫。因为儿子、儿媳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下小孩子，只有老太太亲自去打水了。后来村里用拖拉机运水，有的农户容器不够用，就用竹筐覆上塑料膜当盛水容器。人饮水都困难，更没法儿发展周边的其他产业了。”

当年杨玉学刚到铜仁当书记，就先关停了冒黑烟、吐黑水的小造纸厂等二十几处小化工厂。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不关的话，周围的房地产就没人敢开发，现在的幼儿园也建不起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就破坏了，更不用说保护当地的民俗文化了。”

中央“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出台后，杨书记说他天天都在思考怎样来落实。他打过这样一个比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长征路上，东部已经到了吴起镇，离延安只有一步之遥了，而西部刚离开井冈山，前方还要爬雪山、过草地，还有千山万水。”他的比喻向人们揭示了中国农村真实现状的一个侧面：东西部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有学者指出，“新农村”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说法，但以前所描绘的新农村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物质方面的目标。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二十字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要求农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全面的发展。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在接受德新社的采访时则是这样阐释的：“所谓新农村，不是要变革生产关系，回到人民公社去，而是要改变农村的面貌，使之拥有新设施、新环境、新房舍、新公共服务、新社会保障和新精神风貌。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面对境外主流媒体纷纷聚焦“新农村”问题产生的传播密集效应，中国的外宣媒体也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对外报道中的长期重要选题，开始了精心策划。据悉，为了收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外报道的第一手新鲜素材，中国外文局已于近日成立了新闻采访团，组织骨干记者赴云南、广西等地深入农村采访和报道。

文/本刊记者 雷向晴 责编/少鸽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