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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委外宣办主任张锋锐谈对外传播
编者按:应广大读者要求,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本刊开办了《前沿访谈》栏目。这是本刊为加强地方外宣报道而开设的一个新栏目。本刊记者将深入到地方外宣战线的“前沿阵地”,通过对省一级外宣办主任的访谈,挖掘出他们身上那些充满智慧的外宣理念和经验,精心采撷那些行走在路上的鲜活的故事,以期为我们的外宣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本栏目与中国网合办,采用平面媒体刊登与视频直播或录播的方式同步进行。殷切期望读者关注此专栏,请各省(区、市)外宣办主任及时与我们联系,并拨冗接受采访。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栏目会朝着大家预期的目标发展。
记者到了陕西的当天,先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听了来自陕西不同领域的三个外宣故事,果不出所料,见到张锋锐主任后,原来这是她的精心安排。采访中,她也一再强调,要使媒体采访有效果,只有深入到具体的事例中,才有说服力。看得出,她想让记者了解陕西为实现“大外宣”所做的诸多努力。
作为省级外宣部门带头人中少有的女性,张锋锐朴实、坦诚又开放,举手投足间给人以亲近感。很少接受采访的张锋锐,面对《对外大传播》也只说“随便聊聊”。采访中,张锋锐随口就能说出一串数字,可以想见,这些数字是刻在她心里的,是她长期从事外宣工作的积累所致。陕西的外宣资源是丰厚的,多年的外宣工作也富有成效。张锋锐根据自己多年的外宣经验,谈到了很多新时代的外宣理念——陕西的新形象是动态变化的,外宣效果是工作的落脚点,与国外合作时,即使失败也取得了经验。就在我们的“随便聊聊”中,话题逐渐丰富而饱满起来。
做外宣工作,要讲究投入与产出比
早在公元前,当时的世界可以说“西有罗马,东有长安”。陕西的西安至今仍存有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遗址,当年那厚重的城墙依然屹立在这片土地上,但它已不再具有最初的防御意义,反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它犹如一座架通陕西和世界的桥梁,尽管还是那固有的姿态,但却在向世界展示一个新的陕西。
《对外大传播》:拥有曾经是最繁盛的中外交流中心的陕西,今天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对外传播使命。请问,您在陕西的外宣工作中,有哪些体会?
张锋锐:把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丰厚文化和在改革开放中跨越发展的陕西,真实生动地宣传推介出去,是我们的目标。但如何贯彻中央和省委的精神,最大效益地把陕西介绍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陕西省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我们外宣办的人手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有所选择,要讲究投入与产出比,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选择花钱最少,影响最大,效果最好的方法和途径,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原则。那么,第一个途径就是新闻——广播、报纸、电视,国内外一下子就覆盖了,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另外就是组织邀请中央的、境外的媒体来采访报道。
今年6月,我们在北京第一次举办新闻推介会,介绍陕西的情况、亮点和特色。邀请了多家媒体的老总,包括中宣部、中央外宣办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他们对这样的新闻推介会特别感兴趣,因为之前还没有哪个省组织过。《中国日报》的副总编辑康兵说 :“我是陕西人,但我都不十分清楚我的家乡情况,你们这个新闻推介会真让我太高兴了。”因为我们提供的报道线索特别清晰,亮点也突出,《经济日报》的副总编当场就表态将派人来陕西采访报道。前几天他们的记者刚走,给陕西的头版和专题都做了不少。
总而言之,对媒体要进行引导,如果没有引导,记者们来了以后都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工作起来就很费劲。给记者们提供了引导,使得他们工作比较容易之外,我们的宣传效率也会提高。为此,我们亲自下去调研,今年,我就去渭南和咸阳选了一些县、市,还有乡下,大概去了五十来个点,我是去替媒体寻找能体现我们观点的具体事例,因为道理说起来是空泛的,结合了实际就是具体的,只有具体了,才能深入。
我特别走访了很多农村,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是一个神话,不是道路修得好了、房屋建得干净了就是新农村。新农村有很多具体的内涵,比如说怎么样解决路的问题,如何解决水的问题,还有电的问题,通信问题,教育问题,包括垃圾处理得怎么样,这都是很具体的。再有生产发展是如何做的,比如我们有个县引进了一个玉米加工厂,生产食品用的添加剂,这个企业基本上把中国这方面的市场占领了,它把本县的玉米全部收购还不够,周围的县市,甚至甘肃省都给它送玉米。它加工完的玉米,连渣子都不吐,其下脚料用作生产淀粉、糖稀等添加剂,同时,把生产过程中的废气也回收,继续利用。它烧的煤渣都做砖了,你想在工厂中找出废料都找不到,这就叫循环经济。我们要求资源要节约,环境要优化,要说明什么是节约型社会和科学发展观,这就是很好的例子。农村选的点不选最好的,但也不能太差,就是正在加速发展的中国农村,外国记者感兴趣得不得了,而且放开来谈。对外国记者、港澳记者、台湾记者全都放开,你想问谁就问谁,想到谁家到谁家,想谈多久谈多久,我们要走你不想走就留下来,到时候我们赶过来接你,他们特别高兴。这个过程就要求事先做好调查研究,这样才能进行引导,所以说媒体的引导,就是材料准备好,点要选好,你要带他们深入下去,只要具体了就把事情说清了、说透了,就有了说服力。刚开始,外国记者有一定的抵触,他担心,你尽让他看好的,等我们让他看完之后,他自己又去找点,结果比我们给他提供的点还好。
陕西的“新形象”,是动态变化的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厅中,三张巨幅照片扑面而来:第一幅是黄土高坡,它既是地形地貌,也蕴涵着丰富的资源,可以说它是一个整体价值,不仅是资源上的,也是文化上的。第二幅是黄河壶口瀑布,在力量中充满了生命力,仿佛黄土地人的肩上在扛起一种民族精神。第三幅再现了当代陕西人的理想——再造秀美山川。这三幅照片刻画出了独具特色的陕西精神。
《对外大传播》:我们注意到陕西外宣的目标中提到展示陕西的“新形象”,您能否介绍什么是陕西的新形象?我们又如何理解“旧形象”呢?
张锋锐:说实话,这个提问非常难回答。我认为陕西的新形象、旧形象都不是我们用几句话能概括的,它是动态变化的,陕西每年都有新的变化。比如,我们陕西的发展战略都在随时代而变化着,“新”是变化中的“新”。
陕北、关中和陕南是陕西发展中的三大区域,陕北是重要的能源集聚地,这里有石油、天然气、盐等多种多样的东西。到了关中,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陕南的秦巴山区,它是天然的基因库,秦岭是中国地理和气候的南北分界线,一边是黄河水系,一边是长江水系。正因为这么高大的秦岭挡着,中国的气候才有这样的南北迥异。可以说,秦岭本身就是巨大的宝库,生长着许多珍稀动植物,就把它定位为中草药基地。在关中有一块地方,在渭河的北面,叫渭北高原,是果业生产基地。世界上最好的苹果基地只在南纬、北纬34度处。适合于苹果生长的地方有几个条件,即海拔为800~1200米,这个高度,昼夜温差大,达18度~20度。降雨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年500毫米左右最适宜,再有黄土的厚度至少达十几米,它的根系才能充分地生长。还有日照的积累,要2000多个小时。全世界就只有陕西关中这一块有这样的地方,别的地方没有,所以在这里生长出来的苹果是国际公认最好的苹果。
陕西的特色就是我们的形象。如果相对黄土高坡的贫困来讲,科技是陕西的特色,现在来讲陕西形象必须是科技为主,前两天我们还在说“科技创新”,现在已是“自主创新”了,这又是新的了。还有,陕西的文化历史是厚重的,它所积淀下的文化遗存在中国的土地上是数一数二的,因为周、秦、汉、唐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最鼎盛时期的首都在陕西。
要使宣传有效果,既要管,更要做好服务
《对外大传播》:您是个“老外宣”了,您对外宣媒体有哪些要求?陕西在策划报道上有哪些成功的例子?
张锋锐:我认为宣传要有效,这就是我的体会。所有的工作落脚点都应是效果,这是陕西发展所需要的。
我认为陕西比较成功的宣传有两个可以说一下,一个是几年前我们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策划了一个知识竞赛,用四十三种语言来播报,八篇文章中六篇是讲陕西的历史文化和旅游景点。那次播报下来之后,收到了63万多听众的来信。国际台的同志讲,原来西方国家听众的来信较少,但这次听众来信打破了英语国家的人不习惯给电台写信这种状况。我现在还存有一些,其中有些外国人讲到中国文化如何打动了他,说:“我站在兵马俑前时,浑身发抖腿发颤,眼泪忍不住往下流,人类的文明怎么这么伟大,现在听知识竞赛就想起当时我到陕西看兵马俑时的情景。”
再有一个就是2005年连战和宋楚瑜来陕西,这是大型的政治外宣活动。当时告诉我们要来一千多名记者,方案讨论时,省里各个部门的领导们都在,不少人担心,对这么多的媒体、记者,怎么管他们?后来我发了个言,我说:“你们说的都对,是不好管,但是只要我们规划好了,把事情做在前头,我们能做好。”我的话算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第一步就是报名,身份资格认定后,分部门归口,所有的人都知道是哪儿来的。第二个就是证件管理,按照地区和工作性质,佩带不同证件,这样记者也乱不了。还有就是服务管理,组织好新闻资源共享,对所有媒体提供公众信息和信息传输服务。黄帝陵刚刚祭完,专门有一辆大巴车,谁要上稿子统统上这辆车,所有的记者,包括香港的、台湾的很快都发完了,一个小时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另一方面就是转播车,比如连战祖母坟那么个窄地方,把转播车拉去多难呀,但必须把这事情办了,然后大家才都可以从公布的公共信号截取,每一场活动现场都是这个过程。后来,具体负责的省委秘书长见到我说:印象太深刻了,没想到你们把事情组织得这么严密,连战和宋楚瑜的接待车一点纰漏都没有,一千多媒体记者井然有序。所以,使宣传有实效,不仅要管,还要服务,这样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
用三分钟的时间,赢得了一个外宣机会
《对外大传播》:您提到“投入少、收效大”是你们开展工作的原则。对2005年与陕西省贸促会联合举办的“英国·西班牙陕西周经贸推介活动”,您能谈谈外宣办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张锋锐:记得有一次,香港特区政府来陕西举办“香港周”,我们外宣办配合给他们做宣传,省贸促会去问候香港客人时,我碰到贸促会的会长,就说:“我们共同创办一个活动吧。你是做经济贸易的,我们是做宣传的,咱们结合起来做经济文化宣传不是更好一些吗?”他听后高兴地说:“我们每次出去谈贸易,除了经济就是经济,没有别的话说,太难受了。你们能参加进来,注入些文化元素,事情就好沟通了。”我说:“那我们为合作活动起个名字吧,就叫‘陕西周’。”他们马上就同意了。实际上这个活动我们也是以借力的方式,配合省贸促会的主要活动,我们主要做宣传。记得2005年我第一次跟省贸促会出去到洛杉矶,介绍陕西的时候我们带了60多张图片,包括陕西的各个方面。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总领事看了图片说:“我不知道陕西还有克隆羊,还有飞机制造业,这让我重新认识了陕西,陕西的经济还有那么多的特色。”当时,陕西宝鸡市和好莱坞洽谈时,没带什么宣传品,立即把我们的图片全搬去了,效果非常好,也帮了他们的大忙,立刻会场效果就不一样了,马上就有过来洽谈的了。
还有,也是2005年,我跟他们到英国时,英国大使也出席了,他来了就坐在那等待开幕。我见机就建议我们带队的副省长请大使看看我们带来的陕西图片,就是在会议开始前的这三五分钟,副省长站起来请他们去看我们的图片,并如数家珍地介绍,效果也非常好。
另外,我们每去国外参加这样的洽谈会,都会带去一个电视片,叫《绿色秦岭》。我们在会前和会后,就把英文版的《绿色秦岭》滚动着播放给大家。他们一看片子中有这个动物、那个动物,有的人就坐了下来看上了,因为动物总是很惹人怜爱的嘛!绿色和动物是人类共同的情感。
利用国际资源,在合作中学习
《对外大传播》:据我们所知,《绿色秦岭》就是您寻找的国外力量做出来的,您在借助外力的过程中,有什么感受?
答:外国人到陕西来拍片子的人是比较多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我们的文物,再有就是拍秦岭的野生动物。他们拍的片子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很好,我们就想怎么样才能让国际市场愿意播放我们的片子呢?那最好还是请他们来拍,所以我们千方百计地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找到了默多克的拍片老家——新西兰的自然历史制作公司,他们就是拍《动物世界》的那一班子人马,打听到他的创意总监要到上海参加一个电视节,我们就邀请他到西安来,他很高兴,真的就来了。陕西电视台的国际部也参与进来向他们提供一些资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特别困难,那边想赶紧要资料,好出一个样片,但这边提供的三批资料都不对路,我真是很苦恼,并不是有矛盾,而是文化的差异造成沟通困难。本来想做历史人物题材的,最后说,那不行就做一些动物来切入吧,电视台就把做的一些片子提供给他们,做了一个样片,剪出来一个“概念版”——《熊猫》,拿到了戛纳电视节去卖。
他们的运作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先做一个“概念版”,拿到市场上如果有人买了,再拿这个钱去拍,他们是一边卖一边拍。再有,他们拍片寻求国际上的大企业投资,因为企业如果支持了文化产业,就可以抵税,好多大片都是这样做出来的。我们也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运作,利用国际人才、国际资本、国际技术。我们的目标不是通过它去挣钱,现在还不到那一步,但早晚会挣钱的。
我觉得学到了这些东西是很好的,但是这件事情仍然没有做成功,没成功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概念版”拿去卖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捷足先登了,他们投入了大量的钱在那里拍熊猫,他们拍的比我们拍的还要好,他卖出去了咱们的没卖出去。不过这没关系,我们再继续做。
尽心尽责做事,享受工作中的快乐
《对外大传播》:今天的话题非常丰富,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得知我们要来陕西采访您时,很多您的老朋友都让我们转达他们的问候。您的真诚感染了很多人,其实人生有很多驿站,工作是暂时的,朋友是一生的。对此,您怎么看呢?
张锋锐:说到这里,不得不承认,你们是第一个让我正式接受采访的媒体。我拒绝采访不是因为别的,我认为我是做实事的,我每次把我自己的工作体会、经验都放到有关的事情里面。我一直都在尽我的心、尽我的责做事。
陕西省的涉外厅、局用得着我的地方,我都积极给他们帮忙,我想这就是我的事业。外宣工作是很有意思的,我就是想做这个工作,它让我很快乐。
朋友聊天总是很开心的。弗洛尹德的学生容格,是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最后与老师分道扬镳,他说:人的心理能是个恒量,年轻人更多的是学习,到年龄大了,特别是到了四十岁左右,学有所成,事业上有了一定的成就,家庭也稳定,人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不知道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找不到新的追求目标的时候,心理能就没处释放,那时很痛苦。人的心理能要进行转换,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人更应该多看书,多欣赏一些美好的东西,到大自然去转转,尽量做到内心越来越丰富。如果做到独处都能快乐,那么你就修养到了,我觉得这是容格的理论给人的启迪。
文/本刊记者 谭 震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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