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镇化应对人口红利下降 消灭差异是关键
海外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这意味着提高城镇化质量。能否谈一下您对城镇化的理解与看法？在促进劳动力要素改革方面，城镇化还有哪些功课可做？
雷晓燕：城镇化的这两个指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什么差别呢？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指城镇常住人口（在城镇里面一年内居住了六个月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户籍人口城镇化则是指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所以这两者的差异就是在于在城镇居住但没有城镇户口的人口占比。
我觉得要实现城镇化或者说城市化，最本质的是要消除城乡户口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就是医疗，目前城乡医疗差异较大。城乡医疗保险的保障作用相差甚远。未来能否实现城乡一体非常重要。
第二是社保。目前大家都在关心城市的养老金问题，但事实上农村未来的养老问题更为严峻。虽然农村实行了新农保，但实际参与率有限，且新农保保障水平非常低，一个月仅发放几十块钱。农村的劳动力群体基本上是活到老、干到老，完全靠自己的养老方式。所以，我们应尽量拉近城乡在社保、医疗方面的差距。
第三是教育。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异地高考等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话，会影响到人口的正常流动，也就会影响城市化。
当然，城市化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不需要设定非常具体的目标。要真正实现城市化，就是要百姓愿意去城市工作和生活。我们都知道水往高处流，人也是这样。只要消除教育、医疗、社保等各方面的障碍，劳动力自然会进行集聚、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赚取更大的收入，城市化自然形成，而这样的城市化也会是健康的城市化。
养老金涨幅回落“二胎”并非老龄化的及时雨
海外网：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开放生育政策，但人口结构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在此过程中老龄化已经开始。政府及社会应该怎么应对？
雷晓燕：关于计划生育放开政策的效力，人口结构能否在短期改变，甚至长期来看能否改变都要打个问号。第一，放开二胎，新生儿出生率可能会在短期内上升。但这部分群体转化成劳动力也需要等20年。最重要得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下降是非常自然的过程。随着扶养子女的成本上升和人的观念的变化，通过子女养老的观念也在减弱。根据生育意愿调查显示，打算生两胎、三胎的家庭越来越少。放开生育政策对改变人口结构作用不会太明显，当然我们也确实应该放开生育政策。
现在我们国家老龄化已经开始，而且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老龄化当中特别突出的两个问题是养老和医疗，怎么样养老？怎么样进行医疗？城市劳动人口养老主要依靠养老金。关于养老金的问题国家已经提上了日程。目前，农村已实行新农保，虽然比例非常小，但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因为在农村一个月几十块钱，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于有些穷困老人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在养老方面，我们未来需要做的更多。
同样在医疗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在城市医疗方面，以前只有城市职工医疗保险， 2003年开始，农村医疗开始实行新农合。后来，我国对城市的非劳动群体，如老人、小孩等实行了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即城居保。城居保和新农保相比于城市职工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但在以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提高。未来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再进一步做好，对于养老应该是很好的应对。
海外网：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起我国将只按6.5%左右来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据悉，这是我国连续多年以平均10%涨幅提高养老金后首次回落至个位数。对此怎么理解？是否财政支出压力加大所致？
雷晓燕：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过去在城市养老金方面，机关事业单位跟企业养老金差异非常大。从2008年开始，国家对企业养老金实行了每年10%的涨幅，企业跟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差距相对缩小了，这可能是政府考虑把养老金涨幅调低的一个原因。
第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原来是双轨制，现在已经实行并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之后，两者要按同样的比例调整。计算下来，养老金支出会对财政支出形成较大压力。加之，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可能会影响到国家收入。这也可能是调整的另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