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文局的前身——国际新闻局的成立与新中国成立同期，即1949年10月1日，归新闻总署领导。它的下辖单位相当广泛，包括新闻处(有文播和口播，负责发布英文消息)、英文《人民中国》半月刊、编撰处(翻译出版英法德日等外语书籍)，此外，还有资料研究室(负责收集和研究各类外文资料，出版每日英文参考消息(FYIO)）、出版发行处(主管外文印刷厂)，以及管理在京外国记者的联络处等机构。

当时虽然是初创，但这个单位可以说是人才集聚。局领导是乔冠华(局长)、刘尊棋(副局长)、冯亦代(秘书长)。新闻处的处长是沈建图，他是位延安老革命、马来西亚华侨，擅长英语新闻写作。他的副手彭迪和钱行夫妇也来自延安，改革开放后长期任新华社驻美记者，发表过多篇有影响力的报道。《人民中国》总编辑由乔冠华兼任，副总编陈依范是位作家兼漫画家，负责英文改稿。陈依范生于加勒比海特立尼达岛，是孙中山先生得力助手陈友人之子，大革命时期不到20岁已在武汉工作，汪精卫开始走向反革命后他避难于苏联，在莫斯科某大学学习，后去英国，在抗战时作为记者到过延安，出版过多部介绍新中国的著作。另一位副总编为原《大公报》名记者萧乾，曾现场报道二战德国投降仪式。萧乾于1951年采访湖南土改，在《人民中国》发表以《土地回老家》为题的系列报道，后因受到国外读者欢迎而成书。另一位前《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曾以《落日》为题报道日本投降仪式，负责出版英文参考消息。《人民中国》编辑部主任为张彦，20世纪80年代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同样写过许多有影响力的报道。又如名诗人徐迟，是文化栏目负责人；段连城任编辑部主任，著有多篇有影响力的报道，后任外文局局长，并著有多部具有开创性的对外传播著作。可以说，各类文化人物集中于此，不胜枚举。在国际新闻局工作的外国专家有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Alan Winnington)、美国女记者Betty Graham、名记者爱泼斯坦（后加入中国籍）等。总体来说，当时的干部组成包括老区的，也有原国统区的地下党员、进步知识分子，以及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外国同志，真可谓得道多助！

我是1950年8月进入《人民中国》的。当年6月我决定参加祖国建设，乘货轮离开美国，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后，于7月抵达北京，住在留学生招待所。我是学哲学的，本想去大学教书并继续研读。一天我去看我姐姐和姐夫，我的姐夫是沙鸥，当时也在报社工作，恰好徐迟（诗人兼散文家）在那里做客。他了解我的情况后就热情地邀请我参加《人民中国》工作。经过翻译一篇稿件的测试，就将我录取了。当时杂志社只有十几个人，分别属于政治、经济和文化3个组。每期召开两个会，即编前会和评刊会。总编乔冠华（他还在外交部政策委员会担任要职）每次如参加编前会都会谈到国内外的重大动向，并提出一些需要报道的选题，给大家启发。评刊会上，大家对上期的文章评头论足，各抒己见，讨论热烈，充分发挥编辑民主。

据我记得的突出选题，政治类的有政协会议，抗美援朝运动（我曾为此写了一篇《致美国同学书》）；经济类的有土改；社会类的有妓女改造；文化类的有扫盲运动。

当时《人民中国》成员全部在一个大办公室内工作。而整个国际新闻局也只占了国会街26号内一座大楼的底层，二楼和三楼是新华社的。26号有好几座建筑，为北洋军阀时代的国会，故有国会街之称。有意思的是，朝南阳光较好的办公室是新闻处和资料研究室的，而局长的办公室却是朝北的。饭厅只有桌子，没有椅子，大家都站着吃饭，局长也不例外。

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更有意思的是，对这种平等的关系，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当然，那时物资匮乏，吃用都很简单。例如，我们是包干制，大灶是9万元(即币制改革后的9元)，中灶是17万元。当时一个鸡蛋价为200元（即币制改革后的两分钱)。每年发单衣制服两套、棉制服一套、棉帽一顶。我是吃中灶，小灶就不知道费用多少了。老干部是供给制，其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但也不会与一般同志的待遇有太大悬殊。

当时主食是小米饭（偶尔有一顿大米饭），副食基本上是素菜。冬季以豆腐、黄豆芽、萝卜、大白菜为主，夏季则副食品种较为丰富。

我们住的是宿舍，在现在西单南的石驸马大街（后为纪念鲁迅先生在附近学校教书而改名文化街）。出行乘有轨电车、骑自行车或走路，只有承担特殊任务时才派有汽车。

当时的文体活动比较丰富，由单位组织看电影、做工间操，还开展羽毛球和排球比赛，夏天还组织游泳比赛。

我开始工作后不久，《人民中国》就搬到西四羊市大街一个四合院里去办公了。在这个小环境中，组织的作用就更突出了。上班后的第一个小时是学习政治，读文件和讨论、交流心得。车慕奇同志作为党支部书记，善于做思想工作，谁有思想问题就可以找他谈话。他住在办公室边的一间四五平方米大的小房中，既方便又保护“隐私”。有时他和我们还会到办公室后面的小花园去谈学习心得。

我当时工作、生活各方面都很简单，没有什么思想问题。我是工会小组长，负责买电影票、组织集体游园等。

那时为我们做饭的大师傅姓韩。他工作积极，总是想方设法用每人每月17万元有限的钱让大家吃好。每周六中饭，他会以伙食费余款买只鸡，为包伙人做鸡汤面，所谓打牙祭是也。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那时的文体活动。工间操时，由厉声明拉手风琴，带领我们唱歌。下班后周德容带我们大家打排球，三局两胜，有时出现拉锯战甚至耽误了回家。这两位女将都是分配到杂志社的大学毕业生，当年她们的活跃劲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后来周末有时还举办舞会。因为办公室前面有个极大的房间，是铺有地板的，还有多扇窗户。我及其他许多同志结婚时都曾在那里举办舞会，由专人负责此事，全局的同志均可参加，新华社的同志和外国专家也会被邀请。

有人说，那时大家都年轻。我想，当时也有年长的，但关键的是，新中国刚成立，当时的人际关系是极为亲密的，那种活跃的生活乃现今罕见。 

在20世纪50年代那些难忘的岁月里，我们一批年轻人在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和外国专家的传帮带及自己的努力下，逐步掌握了对外传播的规律，从而能独立地提出合适的选题并撰写有说服力的文章。

沈建图同志于1954年赴印度尼西亚报道亚非会议时牺牲于“克什米尔号”空难，他是位值得怀念的新中国新闻工作者。

（文章摘自《“我与外文局”征文选》作者系局机关离休干部、原中国外文局局长 林戊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