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俊同志(1913—2003)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但是，他的为人、思想和工作作风，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每一方面都值得学习。
我原来是在国际书店(现国际图书贸易公司前身)工作的，其中1956—1962年这段时间担任国际书店驻民主德国柏林代表处代表。1962年由于中苏矛盾逐渐激化，论战逐步公开，苏联和西欧一些共产党办的书店对我党论战文章和书刊采取封锁和限制，这就使柏林代表处的出口工作任务处于瘫痪状态，任务无法完成，于是我就于1962年2月被调回国内工作。当时外文局尚未成立，对外书刊的出版和发行工作还由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领导。这样的体制显然已不能适应工作的客观要求，1962年2月16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简称外办）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外文出版社从现在对外文委下属的一个企业单位改为直属国务院的一个行政单位，名称改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其任务是对我国外文书刊的出版进行总体规划，组织各出版物的对外发行。
1963年9月，外文局正式成立。外文局局长由原对外文委副主任罗俊同志担任，外文局由国务院外办领导。与此同时，西欧一些共产党左派和友好人士纷纷来信或向我驻外使馆反映得不到我方发行的书刊，特别是论战文章。有的左派同志和友好人士，甚至表示他们愿帮我们在当地翻译出版并发行我们的书刊文章。当中央了解到我方对外书刊遇到的问题后，国务院外办传达了刘少奇同志所做的要把出版工作“打出去”的方针指示。为了执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国务院外办确定由罗俊同志亲自去缅甸、埃及(原称阿联)、瑞士、英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七国，物色和选定能担负就地翻译、出版和发行的人及组织，把这些力量建成我局在外的出版和发行据点，就地翻译出版发行我方的书刊和论战文章。就在那次，我被指派跟随和协助罗俊同志工作。这是我初次见到，也是初次认识罗俊同志。
在确定我随罗俊同志去工作时，国际书店副经理曹健飞同志对我说：“你这次是随部长去工作，你一定要好好向罗俊同志学习。”当时我自己也在想，我从来也没有跟随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工作过，我该怎么工作呢？说实在的，最初我心里是挺紧张的。可是，在跟随罗俊同志出国工作没几天之后，我的心就逐渐平静下来了。那次我们是3月出访，到5月下旬回京，一共两个多月。我印象较深的是，罗俊同志虽然身居高位，但他没有一点官架子，空闲时间也常和下面的同志随便聊天，了解一些工作情况。可是他在工作上要求很严，一旦准备工作没跟上或有延误时，他批评起来是很厉害的。罗俊同志的工作作风是很注重效率和成果，重要事项他都是亲自动手。比如，我们出国前整理的以往各驻外使馆报回来的表示可以协助我们进行翻译、出版和发行工作的左派和友好人士的情况及材料，每到一地，他都要亲自逐一研究，再决定约谈哪些人，而且每次他都是亲自出面谈。
对在外地的人选，他都要亲自赶赴外地找他们当面谈；对选中的人选，都要和他们商定具体的合作办法和条件。向国内国务院外办提交的报告，重要的报告他都亲自拟稿。据我了解，像他这样高层的领导，从头到尾都亲自参与工作全过程并亲自动手拟稿的，实在是不多。可能是为了要尽快取得成果，罗俊同志的工作日程排得都很紧。我随着他走了7个国家，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只是在埃及时因为任务简单和等飞机才有机会去参观了一次金字塔，后来还在荷兰乘海轮观光过一次，再有在卢森堡由卢中友谊协会主席亲自驾车陪我们参观了博物馆和市容。此外，再没有游览过什么地方。
我在跟随罗俊同志工作的那段时间里，确实感到在罗俊同志身上有好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可是我对他给我的批评有些觉得实在受不了，感到委屈。我曾经想过回国后再不愿跟随他工作，谁知道还未回国，他就对我说，将来这摊工作就交给我来做。我当时并没有表态，因为当时我的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让我没想到的是，回国后他请此行担任翻译工作的中联部的同志和我一起吃了顿饭，席间他一方面对我们陪他工作表示感谢，另一方面觉得对我们的有些批评不很恰当，表示歉意。此外他正式向我说，准备调我主抓这摊工作，等外文局正式成立后，到局里工作。说实在的，原来我是不想再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可是我没想到他这么高层的领导竟然向下面的同志专门表示歉意，而且态度是那么诚恳，这确实也很少见，并且使我完全改变了对罗俊同志的看法。
因此，在外文局成立后，我就正式被调到外文局工作了。鉴于对国外出版和发行据点的管理工作机密性和政策性都很强，这些工作都是罗俊同志和副局长阎百真直接领导的，这又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学习机会和条件。那次建立的一批出版和发行据点很快就开始工作，它对突破西欧一些书店对我书刊的封锁限制发挥了很大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罗俊同志被剥夺了领导职务，而外文局也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损失。1979年由胡耀邦同志亲自找罗俊同志谈，准备请他回外文局工作。3月1日，胡耀邦同志还召见了外文局一些领导干部，宣布了这项决定，要求罗俊同志回外文局后尽快恢复局里的正常秩序。罗俊同志就发动并依靠全局同志，用了一年多时间，使外文局基本回到正常轨道。可是，1980年他就退居顾问。其实他的身体健康条件还不错，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这么早退呢？他说，他对吴文焘同志总感到有一些歉意，因为外文局是副部级单位，只有一名副部级的干部，若他不退，文焘同志就不能升到副部级，而文焘同志的年龄已大，再不能等了。我听后深为罗俊同志的高风亮节及他的高尚同志情谊所感动。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有关罗俊同志领导艺术的事，使我深受教育。1979年，那是罗俊同志回局工作以后。有一次，当他听完我们的工作汇报后，他说现在国家外汇很紧，我们不能再拿外汇到国外去找人为我们出书了，你们要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社搞合作出版，要为国家创汇。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后，就向香港商务、国内美术和文物出版社了解情况，学习经验。同时，找美国和日本同业索取一些有关合作出版的资料。可是，这项工作我们以前从未搞过，因此在各社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信心不足、怀疑的情绪，难免有些冷言冷语。在开始时，我们自己也没有多少把握，我们的第一个合作对象是美国一家专出豪华版画册的艾布莱姆斯出版社，最初谈合同时很顺利，但在谈到贸易条件时，几天也谈不下来。我们开始着急了，而美方也很着急，怕长途跋涉后空手而归，一无所获。
就在此时，罗俊同志给刘德友同志(当时是外文局副局长，本次会谈的主谈)打来电话了解情况。当罗俊同志了解到具体情况后，他说如果条件差不多，就可以定了，这次一定要谈成，否则你们将来不好继续开展工作。有了罗俊同志的指示，第二天在双方又都做了一些让步之后，外文局开天辟地的第一个合作出版的合同终于谈定了。艾布莱姆斯又要了一个选题带回去考虑。紧接着外文出版社又和美国的印第安纳出版社谈成了《水浒传》的合作出版，人民画报社又和法国拉露斯出版社谈成了一部大型画册的合作出版。艾布莱姆斯出版社很快就汇来了第一笔预付版税——两万美元，这下子就把各社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甚至纷纷要求自己对外搞，局面全变了，这盘棋完全下活了。
后来，我才逐步领悟到，罗俊同志是从战略上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的，而我们往往是从战术上考虑和处理问题的。按照我们的处理方式有可能谈不成，即使谈成也只是多得一些版税而已。后来，罗良同志曾经把与艾布莱姆斯签订的第一份合同带到美国，请他熟悉的律师看过，那位律师说这个合同的条件在当时已经不低，这更说明罗俊同志在处理这件事上所展现的高超的领导艺术。
（文章摘自《“我与外文局”征文选》 作者系局机关退休干部、原总编室调研员 郭毓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