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外文局成立70周年，是我从1975年大学毕业到外文局工作，直到2018年办理退休手续后的第一年。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对我是一触即发就想说一说的，那就是我在外文局工作期间结识的大师级的专家学者，也包括那些“70后”“80后”的后起之秀。写这样一篇回忆，最大的危险是挂一漏万，然而外出旅游的行期已到，来不及认真回忆梳理。另外，在外文局的工作历史上，被简称为“编印发”的各界各行都是人才辈出，今天也只能压缩到翻译行当这一个领域，其他行当的回顾只能以后再说了。
1975年我刚一到外文出版社，英文部的负责人就给我指定了一位师傅，告诉我说翻译上遇到问题直接找他请教，还特别提醒，我翻译的稿件先不要提交给稿件调度员，要先交给这位师傅过目，他修改认可后方能算完成翻译环节予以提交。我的这位师傅就是梁良兴，今年因为肺癌刚刚离世。
那时候，人们习惯在自己的桌子上摆一排字典和参考书。我第一次走到他的桌边就发现，他面前的一排图书字典在距离桌面一寸多高的地方是一道黑线，就如同我们乘船游江，经常可以看到的沿途的吃水线一样。原来他那时抽烟很多，烟灰扑到书上，形成了这条扎眼的黑线。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只看到了表象，没看到实质。梁良兴老师桌子对面是另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担任过英文部主任的赵书汉。大概他发现了我对梁良兴老师的“烟线”有所关注，有一天他从老梁的桌上抽出一本字典展现给我。他说，做学问要向梁良（当时老同事都这么称呼他）学习，你看他字典的每一页都是黑的。果然，老梁这本字典几乎每一页空白的地方都是黑乎乎的：上中部是他细笔小字的各种记录，下部是带着烟灰的手指反复翻阅留下的痕迹。看着他的字典，我惊叹不已，这时老赵补充说，你看梁良对每一个词、每一个释义研究得多么透彻，做翻译就得像他这样。难怪80年代初期外文出版社请来的一位外国文字专家说：“有梁良兴，就没必要请我们外国人了，他的英文水平之高足能顶替我们。”果然，1989年6月初一场风波之后，一夜之间英美的语言专家都突然回国了，然而出版社的业务不能停顿。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老梁担负了所有稿件的润色任务。
现在回顾起来有三点感叹：一个是那时的经济条件差，老梁抽不到带过滤嘴的烟，烟灰沾到手上，被带到字典纸上；二是那时的字典纸实在结实，老梁反复翻阅，居然没有撕裂；三是当年老梁抽烟太多，他晚年罹患肺癌，大概与当初烟瘾大有关，呜呼哀哉！
20世纪70年代，那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作为年轻人，我每天早上先到办公室拖地，再到水房打开水。然而，许多老翻译同样来得很早，擦桌子、整理桌面，有人还吃着早点。与真正严肃的翻译工作比较，这看似是漫不经意的时间，却是我学习的大好机会。他们常常议论头一天稿件中遇到的问题，探讨解决方案。我上班第一周，就听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老翻译说，他正在审核的一篇稿件中，给“庄稼培土”一词，上道工序处理得不对。他说，其实很简单就是“banking”。老同事说得轻松，我却学了一个新的英文表达方式。从此，我总是一边打扫办公室，一边认真倾听他们聊天，这成了我的晨课。俗话说，近朱者赤。听大师级的人物聊天，就能丰富自己的知识。
这些老同事之一还包括彭瑞复。他是联合国在美国成立时的第一批中英同传之一，他的英文口语犹如美国本国人。我参加工作不久，领导派我去做同传。说实话，虽然北外英语师资雄厚，教学有方，但是我还没有真正接受同传培训就已经毕业。现在突然让我做同传，毫无信心可言。领导说：“请老彭带着你，你跟着他学着做。”就这样，一位是从联合国回来的同传高手，一个是百分之百的新丁。第一场同传，我主要是听老彭翻译。他的速度、节奏、精准令我惊叹。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他还不时加进一些讲话人并没有说，但是对外国听众来说至关重要的解释性的补充表述。比如，中方讲话人说到国务院决定如何，老彭迅速地在State Council后面加上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这种译者的补充在交传和笔译当中好办，因为有足够的时间，但在同传时不时地加进背景补充，还能对讲话人的话语一句不漏地传递，可见老彭的语言功底和译者的责任感。
外文局有一批既是行政领导又是业务带头人的双肩挑大师级高翻。林戊荪曾经当过北京周报杂志的总编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担任外文局局长。与他接触后，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作人品好，学问高。他担任局长时，我是外文出版社领导成员之一。有一天在林局长主持的会议上，我汇报了我们出版社的重点图书选题后，他当场做了一些指示。当天下午外文出版社领导班子开会，有一个环节是我汇报上午林局长主持的会议精神，我谈到自己对林局长关于一本书编辑环节的指示有所保留时，脱口而出：“老林糊涂。”话音未落，老林深入基层推开了我们会议室的门，我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他笑着说：“我不糊涂。”当时我的尴尬、窘迫可想而知。然而，老林跟着大家哈哈一笑，化解了我的窘境，以后也从来没有影响他对我的支持和爱护。这就是老林。曾经有人让我用一句话评论老林，我说他是我心目中胸怀最宽广的领导，他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打击报复这个词。
21世纪初，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跟美国一位教会领袖进行了一系列的谈话，目的是通过一个无神论的中国官员和一个美国宗教领导人的对话，对外阐述中国。10多个小时的录音需要整理出来，编辑成书。赵主任让我推荐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老林，因为我知道，老林中文功底深厚，英文水平高超，学识渊博，他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读大学时专业就是哲学，请他翻译、整理、编辑这部史无前例的外宣作品再合适不过了。果然，一般人无从下手，或者一知半解的工作，老林驾轻就熟，还顺便纠正了录音中的翻译错误。这个项目以《江边对话》为题出版后，赵主任满意，美方谈话人也十分满意。该书影响深远，除去中英文版外，还出版了多种外文版，老林就是这个成功外宣项目里沟通中外交流的一座坚实的桥梁。
才华横溢是许多高翻的真实写照。徐明强英语好，业界都知道。但他在许多方面的才华、成就毫不逊色于他的翻译才能。20世纪70年代是人们依靠广播获取新闻的时代，家里的无线电往往是最为贵重的财产。徐明强就是大家的无线电修理工。80年代电脑出现后，他又成为第一批购买电脑和使用电脑的翻译，并且为外文出版社引进了整个外文局第一套电脑排版系统，解决了困扰出版速度的排版和印刷瓶颈。80年代我凑够了钱，买回家一台286电脑，对于需要安装什么软件、怎么安装，我毫无概念。他晚饭后骑车到我家帮我安装软件。这是一项颇为耗时的工作，他要将十多张光盘中的软件一一安装。他坐在我的电脑前，听着机器里吭吭的声音，耐心地等待一个光盘又一个光盘的认读和安装。劳累了一天，我看他一会儿就闭上了眼睛，但又能准时睁开，接着从事下一道工序。
他还是摄影爱好者。有一天，他夫人派他出去买菜，他却溜达到了当时出售照相机最集中的西四大街。那天，菜没有买回来，但是他却能告诉摄影爱好者西四哪个店、哪个柜台有哪个型号的照相机。当然，他的多才多艺主要展现在对外出版事业上，他懂翻译，会编辑，谙熟排版，操作过从中文原稿到英文成书的所有工序，不仅撰写过介绍北京的专著，还编写了一部出版专业的汉英字典。
在外文局有一大批非英语的高翻，受语种传播的限制，他们更加默默无闻，但是，中国70年来对外传播的道路上，他们留下了一行行不可磨灭的脚印。作为新中国派到日本的第一批记者、退休前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德友，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曾经担任外文局副局长。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有幸零距离感受他的魅力。他是政府高官，他是日语高翻，并曾经是翻译界的学习对象，他还是笔耕不辍的作家。在这些光环和才华之外，他更是一位谦逊和蔼的学者。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读过他的《在日本十五年》。
大概是在70年代的后期，有一天我随意翻开一份时政类报纸，其中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时刻。”在这份报纸里，这个开头十分新颖，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读起来后才发现是老刘的文章。老刘不仅文采斐然，更谦虚大度。他曾经给中央最高领导和日本政要担任口译，他曾经经历过中日两国关系的许多关键时刻，但是每当我问起他的经历，他从来不谈那些辉煌时刻。我曾经想，他服务过的都是开国领袖，江南口音，翻译了那么多年，一定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有一次我请他谈谈给领导人当翻译的体会，期待着他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或者披露秘闻，然而他对那些成功的案例只字不谈，只简单地说：“出丑、出汗啊！”
我这种学习英文的人，因为英文用途广泛，就没有动力学习第二外语，即使大学里学过，也懒得复习。然而，我周围那些非通用语种的翻译们，经常能够用英语语出惊人。我与曾经担任过常务副局长的赵常谦共事多年，人们都知道他是乌尔都语专家。然而，他乌尔都语水平再高，我也无法体会，因为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他的英文功底我是领教过的。有一次午饭后闲聊，他突然用英文问我crane是什么意思，我说“仙鹤”。他追问，还有呢？我只好回答不知道。老赵告诉我在工程领域，这个字可以指吊车，还有电线杆支架的意思。一时真让我怀疑到底我们之间谁是英语专业的。后来我看到他用英文写的文章和信件，如果事先不知道，定会以为英文是他的第一外语呢。
工作时间长了，我认识了外文局许许多多英文好的非通用语种学者。北京周报社的林国本是全国著名的日本语专家，他70多岁时仍是我国中日同传的领衔人物。直到他2015年突然去世前，他一直是我通过英文了解日本、翻译日本的老师。我随时在电话里问他一个涉及日本的词汇，他马上用英文给我拼写出来，他俨然就是用英文了解日本的百科全书。
外文局还是外国语言专家汇集的地方。我的第一篇译文被爱泼斯坦修改得满篇红。一开始，我不熟悉他的笔体，就拿着稿子去请教，他说话嗓音洪亮，底气十足，对我的问题都一一耐心解释，对我来说这不仅是文字上的指导，还是耳朵的享受。我翻译的第一篇稿子题目早已忘记，但还记得跟打仗流血有关。就是那一天跟他学习了bloody和sanguinary的区别。我用的是bloody，现在看起来显然太过于口语化了，与文章风格不符，他改成sanguinary，在那之前，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词。
80年代初，我们发现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品种太少，领导安排美国专家陈必第和我编写一个汉语口语小册子，后来以《学说中国话》为题出版。那是一个不讲究署名的时代，所以那本书的作者为“程荒”，分别代表我们两个人。远在人们讲段子形成风气之前，我从沙博理那里听来了许多美国的笑话，多数是调侃美国律师的，可见美国人对律师又爱又恨，而对我，既学习了英文，又了解了美国社会。
美国翻译家平克姆指着我的译文告诉我，译者没有看懂的地方，绝对不能照字面翻译，必须先去补课，彻底明白后再着手翻译。美国记者、新闻教授格拉姆斯让我知道，当天的采访，一定要当天形成文字，因为明天还有新闻要写。还有，英国专家戴乃迭给我们讲课说，阿诗玛的名字照汉语拼音写出来，英国人读起来无法上口，她去掉一个字母，拼写成Ashma，一个活脱脱的人物跃然纸上；美国学者、《三国演义》译者罗慕士用英文给我讲过三国的故事；《西游记》译者、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纠正过我对故事里面一些人物的误读；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介绍我读《两地书》。从我与他们的接触可以看出，这些老一代汉学家可谓学贯中西。
外文局的中青年翻译当中绝不缺少出类拔萃的才俊。中国网总编辑王晓辉从事互联网外宣工作，硬是挤出时间撰写翻译文章。他的第一部著作很快就要出版，第二部距离出版也不远了，两部书同样值得期待。显然，他在汽车上、机场里、会议间隙中一分钟也没有停止思考和写作。我曾经认为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就是德文，大概我听到的德文都来自于反对法西斯的电影，就像抗日主题电影里日本人的语言被戏剧化一样。这种印象直到我认识了北京周报社社长李雅芳才被彻底改变。一次跟她聊起德文，对我的印象她完全不能认同，她说：“我说两句德文你听听看。”听完后我的结论是，的确电影里的德文不是真正的德文，而真正的德文，跟英文一样悦耳。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辑许荣分管多语翻译出版，总是风风火火，朝气十足。看到她一边看着书稿，一边电话不断联系工作，我不由得感叹，当个业务管理者真不容易啊。
因为参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翻译工作，有缘与外文社的年轻翻译切磋。我的体会是他们翻得快，译得准。今日中国杂志社的英文翻译孙雷跟我说过，介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章，一定要有当地少数民族的声音，这从故事当中人名的拼写就能一目了然，可谓对对外传播的规律认识深刻。新世界出版社译审韩清月在翻译中的钻劲令我折服，我既喜欢跟她讨论翻译，又怕跟她讨论翻译，因为她总是对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穷追不舍。黄长奇曾在中国翻译协会秘书处工作多年。为了筹备2008年在中国举办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我们跟国际组织的书信往来猛然增加。第一次她就直截了当向我指出：你把某某的名字拼错了。被一个年轻同事发现自己的错误，本来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我却比自己受到表扬还要高兴一万倍。高兴的是她的眼力，高兴的是她的直率，从此我们开始了毫无障碍的长期合作。中国网英文部主任陈超对自己的职称不上心，但是只要向他请教网络传播和英文翻译问题，他总是秒回，永远可靠。多语部主任朱颖是北外法语专业研究生，几次接触后，我发现她不仅法语好，英文同样好。随着我逐渐退出工作岗位，我跟中青年同事的接触少了，但是我真心想说，他们给外文局的翻译事业带来活力，带来希望。
回顾过去40多年，要感谢外文局这个单位，为我提供了工作的舞台；要感谢那些共过事的同事，他们的帮助成就了我的职业；更需要感谢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给我创造学习机会，培养我翻译技能，锻炼我翻译能力的领导，包括上面没有提到的英文造诣极高的外文社总编辑罗良、副总编辑赵一鹤和英文部副主任朱惠明。特别是朱惠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我争取到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使我成为局内第一个两度留学的翻译。正是得益于此，我后来也积极推动一些中青年翻译外派留学，包括第二次留学。
（文章摘自《“我与外文局”征文选》 作者系局机关退休干部、原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 黄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