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我住在中国外文局大院中楼的集体宿舍，每天清晨总看到爱泼斯坦（昵称艾培）同志牵着那只爱犬从专家楼（院内东楼）出来散步。当碰上我们这伙正在打篮球的年轻人时，他都会招手致意，态度显得十分和蔼可亲。

说实话，我自20世纪50年代末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后，因本身主要任务是筹办创刊西班牙文版，故与爱泼斯坦同志的接触和交往实际上并不多，然而当我们在同一单位相处了三十多年之后，经过长期的观察与了解，他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和难以忘怀的印象。特别是进入90年代，爱泼斯坦与我刊西文版又结下了“生死攸关”的情缘。

引领者

众所周知，爱泼斯坦同志是位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的资深记者。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岁月中，他既有长期艰苦的实践，也有非常严谨的理论；在担负对外报道的岗位上，他不仅熟知外部世界，更深知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20世纪50年代末，我刚参加工作，还是外宣战线上的一名新兵，什么是“刊物的针对性”和“有的放矢”，何谓“读者对象”“办刊宗旨”，这些对我来说都十分陌生。当时，除了单位领导不断对我进行开导和教育外，爱泼斯坦同志的著作、讲话和文章也给了我极大的感悟和启发。

爱泼斯坦所写的《从鸦片战争到解放》（1959年由外文出版社智利专家从英文译成西班牙文）是我接触他的第一部著作。该书非常精辟地概述了我国的百年史，从而成为帮助外国读者认知中国的一部基本教材。 

在此后的若干年中，通过学习爱泼斯坦同志在外文局范围内所做的报告《怎样进行对外报道》等有关论述，我才逐步理解了什么是“对外角度”“以我为主”“针对性”等一系列办刊的原则和方法。 

另外，他关于“编译结合”的理论也推动了西文版的革新与发展。按照他提出的“我们要培养用外文写稿的编辑、记者，让能写文章的翻译也要写稿子”的主张，我们西班牙文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组织人力，加强了专稿工作，鼓励并锻炼翻译人员逐步学会用外文进行采访和编写。 

综上所述，应该说爱泼斯坦同志不仅是我们对外报道事业的引领者，而且也是我本人熟悉外宣业务的启蒙者。

幽默人

生活中的爱泼斯坦是一个充满风趣和颇为乐观的幽默人。记得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一次社里举办的庆祝国庆节的联欢会上，他扮演了“举重运动员”。他矮矮的个头，敦实的身材，从体形看确实像个标准的大力士。在观众面前，他一次又一次地把硕大而沉重的“杠铃”举过头顶，令人拍手叫好。当表演收场时，他又把“杠铃”顶在自己的头上耍了起来，由于用力过猛，谁知一端的杠盘竟滑落下来。此时大家才发现这个“杠铃”原来是纸糊的，而杠盘却是个经过“化妆”的破纸篓子。 

爱泼斯坦同志无论是在讲课时还是在与他人交谈时，总是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善于对某些现象做出恰如其分和含义深刻的比喻。且不说他对英语应用或翻译方面所列举的诸多笑话，仅以我亲身经历，就碰到了如下几个事例。

1988年，我陪一位西班牙记者在京访问。经爱泼斯坦夫人黄浣碧同志安排，我同记者到友谊宾馆采访爱泼斯坦同志，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事后，爱泼斯坦见到我时便打趣地说：“你看，我这个人就像琉璃厂的一件老古董，每次外宾来访时，总要摆出来展览一下。” 

1996年10月9日，我应邀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国际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当年国际纵队的老战士而后又来华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和英国教授柯鲁克都在场。作为了解国际纵队与中国关系最深的见证人，爱泼斯坦同志也出席了纪念会。

会后，我搀扶爱老走下博物馆漫长的台阶。他与我边走边聊，还不时地叨念着：“我这个腿，真讨厌！它和那些干部所犯的毛病一样，只能上不能下。”

那天我搭爱老的车回家，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黄浣碧同志指着我说：“这是咱们社的小徐，不过现在该叫他老徐了。”爱老连忙纠正道：“不，不，怎么叫老徐啊，应该称呼徐老了。”

拯救者

1995年6月，上级领导以拉美形势有变为由突然下达撤销《今日中国》（原《中国建设》）西班牙文版的决定。当时该文版的全体同志均百思不得其解。事实上，西文版自1960年创刊以来，已经成功地运行了35个春秋，深受拉美读者的欢迎和各界好评。时至今日，它已成为向拉美各国人民介绍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促进中国与拉美人民相互沟通和了解的桥梁。针对这一地区的外宣工作，理应加强，不可削弱，更不该撤销。

在想不通的情况下，西文版的同志就联名写信向上申诉反映，并将此信通过该文版的负责人交到爱泼斯坦同志的手中。当爱老得知西文版就要停刊时，既震惊又伤心，疑惑如此重大的变故为什么也不和他商量一下。身为杂志的名誉总编和政协常委，他不能袖手旁观。爱老认为，《中国建设》杂志是在周总理和宋庆龄同志亲自过问与直接关心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作为这本刊物的“元老”之一，他不能辜负国家领导人的重托，应该有责任向上反映这一情况。于是他立刻给刚从拉美访问归来的时任政协主席李瑞环写了一封信，指出今天拉美形势发展很好，有大量工作要做，对这一地区的传播事业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此外，经西文版同志对外的沟通与报告，当时外交部、中联部、外经部和文化部纷纷请求不要撤销西文版。另一方面，正值暑期，在北京召开的我国驻拉美各国使节会议也就此发出了同样的呼吁。

在多方努力和强烈要求下，两个月后，上级领导终于收回了原来的决定。不可否认，作为权威人士，爱泼斯坦同志在这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爱老向中央的上书和申诉，才挽救了《今日中国》西班牙文版中途夭折的命运。为此，他便和西文版结下了“生死攸关”的情缘。

喜看今朝，《今日中国》杂志西文版已经蓬勃发展并幸运地生存近60年了。2004年10月最终实现了杂志的本土化，在墨西哥与秘鲁先后建立了驻外机构，就地印刷发行，进而使该文版在选题和内容上更加贴近读者，大大加强了西文版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感恩爱泼斯坦同志当年对我刊西文版的关爱之情和拯救之举。

（文章摘自《“我与外文局”征文选》 作者系今日中国杂志社退休干部、原西文版编辑部主任  徐钟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