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63年至外文出版社工作，至1996年60岁在外文出版社退休，又被新世界出版社返聘，在新世界出版社工作10年，至70岁才结束，因此我在外文局工作岗位上一待就50余年，多少也算外文局的老人了。外文局70周年局庆，想说的事太多了，拙文内容也算是其一吧。
2015年是杨宪益百年寿庆纪念年，新世界出版社拟出版《想念杨宪益》以纪念杨宪益的百年寿庆，约我写纪念文章。当年，我怀着对杨宪益的无限崇敬之情，一口气就写下了《一部读不尽的大书——纪念杨宪益先生百年华诞》，稿毕竟犹未尽，又写下了《现代译坛的双子星座——钱锺书、杨宪益比较研究》。后新世界出版社因此文太长，限于篇幅，未能收入《想念杨宪益》特辑里。在纪念外文局70周年的日子里，我又想起多年前写了而未被新世界出版社录用的那篇8000余字的长文以应征。不过局庆征文限每篇不超5000字，只好略修订压缩。
在写《现代译坛的双子星座——钱锺书、杨宪益比较研究》时，我想起闻一多于1928年写《杜甫传》时，由杜甫而想起李白的那些文字：“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再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紧逼我们的想象，譬如说，晴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也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黄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端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在怀念杨宪益，记述杨宪益和钱锺书在中国现代译坛的突出贡献时，在外文局70周年局庆的日子里，我想起杨宪益和钱锺书，也想起闻一多写《杜甫传》那些诗意的联想，深感把《现代译坛的双子星座——钱锺书、杨宪益比较研究》献给外文局的70周年局庆，也充满诗意般的深情。
钱锺书和杨宪益是中国现代译坛的双子星座，就像中国文化史上的老子和孔子、李白和杜甫那样，是中国文化学术史群星璀璨的星空里最耀眼的双子星座。
外文局是全国最大最权威的外文编译出版部门，我在外文局工作岗位的50余年里当编辑匠，所编的书籍都需由译者翻译成外文出版，故译者是我最推崇的合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我经常拜访新华社资深老翻译欧阳采薇先生，恭请她为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社外英译者。在新华社羊坊店路欧阳采薇的寓所里，老人经常谦恭地对我说：“你们外文局有钱锺书英译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有杨宪益英译鲁迅著作和古典文学乃至现代文学，都是无与伦比的英文译作，给你们当英译者责任不轻啊！不能对不起钱锺书和杨宪益为外文局树立的高标准的英译著作啊！”欧阳采薇是老翻译，早年在燕京大学师从吴宓先生，是我尊崇的翻译家，我还把她推荐给自己崇敬的师友李泽厚、乐黛云先生等，为他们英译学术论文。欧阳采薇先生对钱锺书、杨宪益的推崇，也反映出现代译坛对钱、杨两颗译坛双子星的颇有代表性的评价。
2006年杨宪益辞世前3年，《读书》杂志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学院马悦然院士与欧阳江河对谈的一席话，说：“鲁迅在二十年代，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应该走进世界文学，但没有走进来，因为没有好的翻译家把他们的作品翻译过来。如果鲁迅的《呐喊》《彷徨》翻译成英文，就又会出现一个伟大的世界级作家。六十年代杨宪益和他的夫人将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译成英文，翻译得好，但太迟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马悦然高度评价杨宪益英译鲁迅著作的成就。杨宪益、戴乃迭除英译《呐喊》《彷徨》外，还译有《故事新编》《中国小说史略》《野草》《鲁迅杂文集》（四卷本）。
同样是当代中国译坛巨擘的钱锺书，在他一生的翻译事业里最辉煌的篇章，应推他的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国家文化领导人均很看重钱锺书和杨宪益的学问和英文水平，希望他们能为国家英译工作服务。当时，中国国际新闻局的刘尊棋找到杨宪益，杨即为刘拟将对外翻译部门办成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的文化学术出版部门深深吸引，他说他对文学比对政治更感兴趣，因此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工作就仅落在钱锺书身上。
钱锺书英译毛泽东的诗词，这任务在新中国被认为是极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英译毛泽东诗词时，他不愧是位大翻译家，用他的英译汉大手笔，把毛泽东诗词推向全世界，英文版以外的许多毛泽东诗词的其他外文版，多以钱锺书的英译为蓝本。但在目前有关钱锺书的传记、研究工作中，却甚少提及钱对毛泽东诗词的英译贡献，连《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翻译家辞典》也均不提钱译毛著的贡献，就连杨绛在收集整理钱锺书遗著时，也未提及钱译毛泽东诗词。这和杨宪益英译《红楼梦》，从不谈毛泽东如何高度评价《红楼梦》可谓异曲同工。钱、杨的英译工作，均没有任何个人崇拜的痕迹，仍在翻译学术活动中保持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这也就是他俩成为中国现代译坛最璀璨的双子星座的缘故。欧阳采薇高度评价钱、杨译毛著和鲁迅的缘由也在此。
钱、杨均著译等身。钱对西方文学的引进研究有《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英文版）、《感受、观念、思想》（英文版，此文论及但丁、莎士比亚、蒙田等西方文学大师）、《谈艺录》（论及西方文艺）、《管锥编》和《七缀集》等深广的中西方比较文化研究。
杨宪益则有荷马的《奥德修斯》（中译本）、维吉尔的《牧歌》(中译本)、《英国近代诗抄》（中译本）、《阿里斯多芬戏剧三种》（中译本）、法国中古史诗《卢郎之爱》（中译本）、萧伯纳的《恺撒和里奥帕托那》、小仲马的《茶花女》（中译本）；更有《诗经》《楚辞》《史记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唐代传奇》《宋明平话选》《关汉卿杂剧选》《长生殿》《聊斋故事选》《儒林外传》《老残游记》《红楼梦》（均为英译本）；还有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沈从文、巴金、老舍、曹禺、艾青等当代文学名著英译本，被誉为“翻译整个中国”。
杨宪益中译英比钱锺书多，但钱锺书的《谈艺录》《七缀集》《管锥编》也包括了《易经》《诗经》《老子》《史记》等10几部中国古籍和西方典籍的比较研究。杨宪益的《译余偶拾》和钱锺书的中西比较文化研究可并称为比较文化的经典。钱锺书的《槐聚诗存》和杨宪益的《银翘集》，突出反映出钱、杨均为文坛杰出的大诗人。至于钱的《走在人生边上》散文集、《宋诗选注》、《人兽鬼》短篇小说集、《围城》长篇小说，杨的《白虎星照命》（意、英文版）（中文删节本即《漏船载酒忆当年》）、《去日苦多》散文集，都是只有大文学家才有的大手笔。
在现代中国译坛上，他们两位学贯中西，对中西比较文化均堪称研究大家。现代同是最早专门从事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吴宓，曾像欣赏陈寅恪、赵元任那样赏识钱锺书、杨宪益。吴宓把钱锺书推荐给清华大学，把杨宪益推荐给西南联大（还有沈从文也有同样的推荐），可见钱、杨不仅是中国现代译坛的双子星座，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他们也是杰出诗人。鲁迅有言：“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钱、杨两颗现代中国译坛乃至文坛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使外文局的外文翻译出版事业无比辉煌。
（文章摘自《“我与外文局”征文选》 作者系外文出版社退休干部、副编审 陈有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