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同甘共苦的伴侣

中国网：在您父亲受到一些批判或者打击，或者不理解的时候，您母亲是一个怎样的态度？

黄楠：1959年以后我母亲也受到一些冲击，后来还受到处分。当然1962年平反了。我母亲当时一方面是非常担心父亲的情况，另一方面也非常担心孩子。所以，我母亲想办法在她单位要了一套房子。当时她已经调到研究所去了，这套房子在文革当中对我们一家人非常重要。但是我母亲始终觉得父亲是一个好人，她能理解人家批判他右，但是不能批判他是一个反党分子，是一个野心家，这是我母亲从来不能理解的。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母亲还是全心全意照顾我们，不断写信跟父亲联系。

我母亲是一个知识分子，总有一些罗曼蒂克的想法，而我父亲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是非常实在的，在这些方面来说，不是特别融洽。但是我觉得她对父亲几十年的了解，两个人同生共死，生活了这么多年，同甘共苦所建立起来的东西有非常深厚的基础。这种基础我有一些说不出来，我们可能也不太能够理解到她的深度。但是在文革当中，我母亲对父亲的状况非常关心，只要有机会就给父亲送东西去安慰他。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能够同甘共苦的情感。人一辈子有这么一个伴侣，也算是可以了。

中国网：母亲在对子女的教育上，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黄楠：我母亲更注重孩子文化上的教育，比如我弟弟那个时候不会写作文，开玩笑让他写下雪，他就说“团团累累的挂在树上”，我妈妈会帮助他一句一句地去改。记得放假的时候叫我们锻炼身体，我们四个小孩从院子里跑出去，每天早上顺着小胡同跑一圈。她比较注意我们的学业。1959年以后，我父亲出了事，我和我弟弟功课非常好，我当时考了北大，我弟弟考了清华，两个小的还正在上学，文革以后都很快考上了学校，他们两个后来都读了硕士、博士了，功课都很好，而且受家里传统，底下的几个也都是清华、北大的占多数，我女儿最惨的，是师大毕业的。

中国网：1986年父亲过世的时候，您母亲写到“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这是您母亲对您父亲的一个评价？

黄楠：是的。我父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这一辈子，觉得对不起的就是那些死了的先烈，他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想想那些死了的人，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者”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顾忌了。从这些方面来说，他是无愧国家、无愧人民、无愧于党的。当然不等于他没有缺点，工作中没有错误，他自己的说法，他说凡是我在位的时候，党做错了事情的，我举了手的，我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他很勇于承担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而且也希望从这些错误当中能够总结教训以后不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