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扶贫还诠释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实际上，健康扶贫工作还事关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
“扶贫的特质在于在不同的地域、人群和城乡之间解决贫富差异的问题。在我国，全面小康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目标，全民健康则是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因而，我国健康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除了代表着我们国家在解决贫富差异问题上寻找到中国特色的破解办法和制度保障，还完美诠释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何维表示。
据何维介绍，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确立了在2015年完成以减贫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国把千年发展目标融入自身发展规划，率先在减贫领域完成预定目标，减贫目标约80%由中国贡献。“因而，如果我们能够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必将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实际上，发达国家不同地域之间也存在发展的不平衡，并且也同样存在贫困人口。而中国扶贫路径的优势在于，我国是从整个国家层面对消除贫富差距进行制度设计，如东部地区帮扶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等。
在何维看来，扶贫还事关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升。“扶贫工作需精准到位，健康扶贫则体现着国家通过医疗及其相关手段在消除贫困方面，制度管理的进一步科学化和精细化，而制度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又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之一。”
“不过，健康扶贫并不是孤立的医疗援助。在解决贫困人口健康问题的同时，还要积极促进健康扶贫和其他扶贫手段的衔接，如产业扶贫等，这样才能铲除造成贫困的土壤。”何维特别强调。
“因为，贫困并非贫困人口本身的问题，而是自然、环境、生态等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所以，扶贫是一个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主导做好精准扶贫顶层设计，多部门配合并因地制宜地制定扶贫方案。比如健康扶贫之后让农民接轨土特产电商扶贫产业，就还需要相关部门做好物流和网络基础设施的配套工作。”
（何维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