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建议》与《纲要》
有何不同？
这是中国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其遵循的从《建议》到《纲要》这样的编制模式，自“七五”计划延续至今。《建议》自“七五”以来就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牵头编制，后者先由国家计委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为何需要两个机构分别编制《建议》和《纲要》，两者具体有何不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鄢一龙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样的编制模式（注：指先《建议》后《纲要》）具有中国政治的主要特点，在国家重要决策中保证党的领导，并将党的意志经过合法的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同时发挥各方的积极性，形成共识。
在他看来，党中央制定《建议》，中央政府依据建议制定《纲要》，体现的是党的领导权和行政权、立法权分工的问题。“党的领导权是宏观的，所以《建议》编制是给大思路，定大的方向、目标。我个人觉得，这种分工是比较好的，党的层面，从宏观的政治的方面引导，政府的层面从技术的层面引导。”
不过，他指出，《纲要》因最后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所以具有准法律效力。
在与清华大学学子交流时，干了20多年规划的徐林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依法制定和实施规划，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障政府干预不会乱来。既然规划是政府制定的，政府就要依照这个规划来实施，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约束政府手脚的。”
在《纲要》草案的编制中，李克强曾强调，规划编制和实施要有效衔接。李克强说，好的规划不能只是墙上挂挂，要把规划编制作为规划实施的前奏和序曲，围绕目标任务确定推动实施的政策措施、重大工程和条件保障，确保规划顺利落地和推进。
鄢一龙说，《建议》里不会有量化指标，而《纲要》里则有大量的量化指标。以“十二五”规划为例，据统计，其中24 个为核心指标，12 个为预期性指标，12 个为约束性指标。这些指标正是为了落实。
据徐林介绍，“十一五”规划时，首次对五年规划中的一些指标和目标进行分类，大部分仍然是预期性的指标，但是对一些涉及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职责，涉及节能、环保的指标，确定为约束性指标。他说：“对这种约束性指标，政府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此次“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中，国家发改委规划司曾专门召开主要指标部门协调会，就主要指标设置听取了教育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扶贫办、林业局和能源局等多个部门的意见建议。
延伸
先《建议》后《纲要》
模式曾因大跃进中断
五年规划被外界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针”，同时，它的编制过程也被鄢一龙这样的学者视为研究中国公共决策变化的窗口。鄢一龙告诉北青报记者，早在党的八大时，就试图先通过党的八大出建议，再通过政府出纲要，但被随后的大跃进打断了，此后“一言堂”取代了“集体决策”。
在《中国中央政府决策模式演变》一文中，鄢一龙等指出，从“七五”计划开始，恢复“二五”由党提出五年计划《建议》的做法，进一步明确了提出五年计划《建议》是党的一项职能，“七五”计划《建议》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这是一种临时性召集的会议，“八五”以后，由中共中央全会通过，到“九五”以后，进一步固定为由各届中共中央五中全会通过。
到“九五”以后五年计划（“十一五”开始，“五年计划”变成了“五年规划”）编制程序已经规范化。由国家计委( 发改委) 编制五年计划( 规划) 《纲要》，中共中央起草小组编制党的《建议》，由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党中央的《建议》，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五年计划( 规划) 《纲要》。
鄢一龙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保证《建议》与《纲要》的一致性，一般在《建议》的编制小组中会吸收来自国家发改委的同志。《纲要》必须依据《建议》编制。
他认为，此次“十三五”规划编制相比以往有一些变化，“其中一个是强化了党的领导，习近平同志亲自就若干重大问题做调研，开片会，跟各省区主要领导人去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建议主要是总理在作报告，这次是总书记在报告。”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