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撰是市民社会法治化的大事，几乎所有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都将纳入到我国未来民法典之中。特别是民法典与相对固定形态的刑法不同，民法更能彰显出时代的特色，一个时期民法典将直接影响到一代甚至几代公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所以，民法典的编撰工作是我国近年来法治建设中的最大的事，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
相对于规定特定问题的民法分则而言，民法总则就是提纲挈领的总纲，是民法典的“母法”，所有民法分则都在总则的统领之下进行解释和适用。因此，搞好民法总则就是牵住民法典编撰的“牛鼻子”，总则部分编撰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整体民法典的实用价值。
新时期民法总则应体现出时代的特点
法国民法典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代表着蒸汽机工业1.0时代的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是国家统一的产物，代表着工业2.0电气革命时代的民法典，埃塞俄比亚民法典是工业革命3.0时代的产物。我国民法典编撰正值工业4.0时代开端时期，天生具有浓厚的互联网+的时代特色。
新时期民法总则的时代性主要是通过涵盖互联网+元素完成的。从总则的几次送审稿改动上看，立法者已经将虚拟财产、数据信息等新问题充分论证并已经考虑进来，而且对这些新业态的立法思路非常宽容和谨慎。在最近一次送审稿中，虚拟财产从物权的客体被移除，数据信息从知识产权的客体中被移除，这两点改动意义很大。
第一，虚拟财产本身具有强烈的人身性质和数字经济特点，放到传统物权之中的话，很可能会“困住”新业态发展。数据信息则涉及到个人信息安全与隐私权的问题，知识产权很可能会抹杀掉个体权利，危害很大。所以，从产业发展和个人权利保护角度讲，总则部分的最新改变是非常正确的。第二，虚拟财产、数据信息虽然从物权和知识产权的客体中去掉，但民法总则将其纳入到民事权利的大框架中去。这就充分体现出我国总则立法的宽容性和谦逊性，对待尚未明确的新事物要保持鼓励创新的立法宗旨，以框架性和原则性的指引性条款，代替明确具体的规定，既能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又能最大限度的给予新事物发展空间。
新时期民法总则应充分烙有中国社会自己的特色
我国民法典从来就不是任何国家民法典的“衍生物”。民法典编撰过程中，很多学者被“法系”之争所困扰，被各个国外比较法学传统观点所束缚。我国民法典既不同于德法为代表的欧洲立法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时期的民法典模式。我国民法典源远流长，上可追溯到汉唐时期的中华法系，下可延续到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21世纪是中华伟大复兴时期，中华法系必将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提升而重获新生。因此，民法总则的编撰需要抛开“条条框框”，事事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着眼点，充分考虑到文化传统与人文关怀的总则才真正是人民需要的法律。
比如，我国的监护制度既要反映出中华家庭传统伦理因素，也要充分考虑到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时代问题；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主体地位既要反映出传统村规民约的价值，也要适应城镇化的法人资格要求；民法总则既要考虑到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传统，也要充分认识到商事特别立法的重要性，等等。
新时期民法总则应侧重保护人民基本权利
人格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时代的发展已经极大扩容了人格权的内涵与外延。人格权保护的缺失一直是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短板，尽管近年来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在不断将成熟的人格利益上升成为法定人格权，但是，立法速度还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很多人格权的立法和实践相对落后。
以隐私权为例，在2009年侵权法出台之前，我国民事法律没有将隐私权纳入到具体人格权制种，仅通过司法解释对名誉权的扩张性解释达到涵盖保护的效果。侵权法正式将隐私权纳入到民法体系之中后，实践中却发现传统意义上的隐私权已经过时。网络时代中的隐私权已经被大数据、数据信息等新型概念所冲击，隐私权的概念已经无法涵盖网络时代新兴的安宁权、被遗忘权、数据权等新型权利。实践中，已经出现大量相关案例，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在国内外都时有发生。这些问题是民法总则无法回避的难点，必须在立法中予以明确。
再比如，虚拟人格权到底是不是独立的权利，虚拟人格相对于现实人格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若法律完全否认虚拟人格权相对独立地位的话，虚拟人格的表达权、名誉权、信用权等相关权利也就无法得到法律的认可，这将会极大损害虚拟经济的发展。在司法实践中，也会导致法院将会面临大量本来可以通过线上解决的诉讼纠纷。
因此，人格权的确立问题是关系到民法总则基本权利基础的大事。一方面，立法应充分考虑到新时期新业态给传统人格权带来的冲击，适应互联网和虚拟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民法总则也要最大程度吸纳诸如自我决定权、被遗忘权、安宁权、数据权等新型权利，甚至应该对虚拟人格的责任承担、民事法律行为、处分与继承等方面做出规定。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保护好网络时代人民的基本权利。
（作者朱巍系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