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散型”医联体责权利不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近年来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由特色学科牵头成立医联体,来帮助更多的基层医院。

不过这一过程,牵扯了医院较多精力。该院院长乔杰认为,这些“松散型”的医联体,因为没有明确的责任、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很难做好、做实。比如,一个妇产科的大专家被派到基层医联体单位,在社区坐诊一天,而这一天,最多也就三五个病人前来问诊,且其中几乎没有专科对口的病人,“这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这种专家在我们医院一天至少看几十个“专病”病人,还有疑难杂症,让他下去基层坐诊一天,看不了几个病人,真是资源浪费。”

一些三甲医院积极参与“松散型医联体”的动力不足,更愿意直接接受政府的邀约,托管某个刚刚落成的新医院。事实上,紧密合作后,大医院才真正有动力去“服务基层”。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翟理祥就接到过很多类似的邀请,他介绍,在广东,包括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在内的城际医院,大多都会接到地方政府的邀请,“政府建好医院委托我们管理,或者希望在那个区域办分院邀请我们去。”

据悉,广东省中医院现在有5个院区,3000多张床位,5000多名职工,2016年的门诊服务总量741万人,收治的病人数为11.8万,手术14万(台次),“效率比较高”。

以广州市民政局慈善总会建设的“广州市慈善医院”为例,这家医院的资产是民政局的,而医务人员是广东省中医院派的,日常经营管理由广东省中医院负责;而珠海市中医院,一家地区三甲医院,则把整个资产、人员完全交给广东省中医院托管。

分级诊疗才是对大医院的挑战

采访中,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各大医院对“取消药品加成”这个当下改革的最大亮点早已做好了准备。相比之下,他们对此后分级诊疗的进一步推进有更多担心。

施秉银算了一笔账:“比如一个大医院,如果按照一年营收30亿元来算,药品收入大概占了12亿元,利润是1.8亿元。这1.8亿元中的90%要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进行弥补,也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内部消化1800万元,这1800万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医院来讲所占比例不是太大。”

分级诊疗则不同。按照国家规划,今后90%的病人应在本地基层医院就诊。“假如病人数量大幅度下降,对我们非常致命。”施秉银认为,所有的大医院现在都该为未来做打算。比如西安交大一附院早早布局了30所基层托管医院,这些医院基本覆盖了西安周边的县市,“这能保证我们将来有一定的患者资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则把重点放在了“疑难危重病例”上,副院长吕富荣表示,他们的做法是把“大超市”做成“精品店”。去年,这家医院拿出3000万元,用于鼓励各个科室收治疑难危重症患者,“考核指标从原来的门诊住院手术(台次)这些总收入,调整为收治疑难危重症患者的比例,比如外科强调100个病人当中收多少手术病人,这些手术病人当中三四级手术又占了多少。”

同时,“急慢分治”被放到了重要位置上考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分院去年新设了老年养护中心,其中增加了“慢病区”,去年一年接收转诊病人800个,这800人占医院病人总量的0.6%,但它却占了医院6%以上的床位,“从难病、慢病角度切入,可以保证医院平稳过渡。”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预测,未来,中国靠收治患者数量、靠薄利多销的大医院将整体转型。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