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完成这份报告，他去过10多个省市，采访了100多位父母
为了这部调查报告，韩生学去过10多个省市，采访了100多位“失独”父母，直到“完全融入了他们的圈子”。可放在25年前，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跟独生子女家庭联系在一起。
1992年，韩生学正式成为怀化市溆浦县计生委的一名科员。那时“县里几乎只有经济建设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调到这个举足轻重的部门，他颇感自豪。
初到计生委的韩生学像是有用不完的干劲儿，每周有一半时间待在乡下宣传指导工作，“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感”。
想起自己因为兄弟多而辍学，又目睹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子女多，贫穷得吃不上饭，最终被困在大山，韩生学坚信“传统的生育观念害人不浅，必须纠正”。
上世纪90年代初，县计生委的主要工作是每年4次的“计划生育突击行动”。每到这个时候，县里就会成立“总指挥部”，县委书记亲任政委，县长任总指挥，实行全军事化管理。
韩生学负责到各个乡镇检查“流产指标”和“结扎指标”的执行情况，碰到工作做得差的乡镇，这个会写诗的“文学青年”也会忍不住指着镇计生专干的鼻子破口大骂。
后来，韩生学发现基层干部的抱怨越来越多，“村妇联主任的庄稼刚种下，一夜之间被人砍光，鸡鸭也被人全部偷走”。
最严重的一次，一个村干部的独生子被人报复杀害，而凶手的妻子曾经被这名村干部拉去强制引产。
韩生学虽然对基层计生工作的粗暴方式也有不满，他仍把众多屡见不鲜的干群冲突归咎为老百姓的愚昧。他始终想不明白，“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
这个疑问，直到韩生学遇到老许的那双眼睛后，才慢慢解开。
上世纪90年代末，每年4次的“计生突击检查”已经变成了每年两次，狂风暴雨般的计生工作也逐渐平静下来。也正是这个时期，韩生学的办公室里开始陆续出现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
老许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男人失去独生女儿不久，还要面对精神失常的妻子。
女儿离去后，因为担心刺激到妻子，老许不敢在她面前流泪，晚上为了强忍泪水，他甚至把嘴唇咬破。可即便如此，妻子的精神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无故命令老许下跪，让他一边抽自己耳光，一边骂自己。有几次老许实在忍不住哭出了声，妻子拿起铁盆就往他头上猛敲，直到铁盆变形。
办公室里，这些遭遇几乎是一字字地从老许嘴里蹦出来，没有半点悲伤。他不自觉地把头耷拉向一边，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精神，眼泪挂在没有表情的脸上。老许空洞的眼睛时不时地扫向韩生学，他清晰地记得，“那是双麻木的、死人一样的眼睛。”
回到家，老许那双眼睛不断闪现在韩生学面前，逼迫他开始重新思考：“如果他当初生了两个孩子，或许就不会变成这副模样？”为了找到答案，韩生学终于走出家门，去探视“失独”家庭的真实境况。
“他们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与我的工作有关。”韩生学说。
一位带着孙子参加“失独者”郊游活动的老人，被告知“孙子不能在集体照中入镜”；大部分“失独”聊天群，也不欢迎有第三代的“失独”老人加入
在后来的走访中，几乎每到一家，韩生学都会被这些“失独者”的生活环境触动：胡乱散落在房间里的杂物、摆满书桌的药瓶。他发现，“比起心灵伤痛，现实的生活难题更容易将他们打败”。
暮年丧子的父母因为极度抑郁，更容易被病魔击倒。据调查，我国90%以上的“失独”父母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他们中有超过一半人承担着高血压、心脏病、脑梗等高危慢性病随时发作的风险，还有15%的人不得不面对癌症、瘫痪等严重疾病的折磨。
湖南的“失独”母亲张丽，在“失独”聊天群消失了两天。网友赶到她家时，发现她侧身倒在门口的过道里，“手臂直伸，距离门锁只有一只手的距离”。被网友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她的阑尾已经化脓，腹腔积满体液，“再迟一些，就会有生命危险”。
不少子女因病去世的父母，给孩子看病时欠下了大量的债务，但子女死了，债务却不会“死”，还债的压力甚至会伴随他们的整个余生。
一位“失独者”在诗歌里接连问了许多个“怎么办”：
明天我老了，走不动了/我该怎么办/不能去买菜了，取不了工资了/不会自己做饭了，自己洗不了衣服了/我该怎么办/生病了，看不清药品说明书了/自己去不了医院了，住院需要陪伴了，我该怎么办/年龄大了，记忆力差了/钱财不能自理了，做饭忘记关火了，忘记关水了，我该怎么办/我害怕明天，因为我越来越老了/饿了没人端饭碗，病了没人递杯水/陪伴的是孤独，等待的是绝望/明天我该怎么办？
然而很多“失独者”的悲痛甚至不被正视。几个“失独者”在除夕夜来到一家餐馆吃年夜饭，却因为“太晦气”被老板赶走。
即使在“失独者”内部，一些特殊的群体也会受到排斥。一位带着孙子参加“失独者”郊游活动的老人，被告知“孙子不能在集体照中入镜”；而在虚拟空间，大部分“失独”聊天群，也不欢迎有第三代的“失独”老人加入。
“看到他们祖孙俩在一旁叽叽喳喳，我们受不了。”一位老人向韩生学抱怨，这些有孙子孙女的“失独者”已经是幸运者了——因为“好歹有个后代”。
韩生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眼中，带着孙辈的“失独”老人，不仅面临同样的养老困境，还要承担隔代抚养的压力。他们中有人已经年入花甲，但不得不再次充当起父母的角色。
“开家长会时，这些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还要充当父母的角色。”韩生学说，这样的“失独者”面临更多的无奈和尴尬，“对老人、对孩子都是种伤害。”
另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是“失独爸爸”。
他们承担着同样的感情伤害，但面对崩溃的妻子，他们要成为精神支柱，也要支撑残缺的家庭继续运行。在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爸爸”中，“隐忍”“沉默”几乎可以概括他们的所有特点。
保定的王云龙就是一个这样的爸爸。女儿出事后的那段日子，在料理完工作、妻子睡着后的夜半时分，他常常独自跑到大街上，“淋着冬天的冷雨，去寻找还没离开的女儿”。
事实上，“失独爸爸”承受着更多的社会压力。“有些同事会关心我的状态，我只能回答‘好点’了。可自己把孩子养没了，我怎么在别人面前抬起头。”他对韩生学说。
像这样的痛苦，是当年愤懑于“子女多只会造成贫穷”的韩生学无法想象的。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开始的那一年，作为村里仅有的几个高中肄业生，韩生学被选为村初中的民办教师，摆脱了农民的命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计划生育”要怎么计划，更没听说过“独生子女”这个新词。但开学没多久，村里就有人把一张毛笔写的大标语贴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上面写着：“人口非控制不行！”
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河北保定，王云龙的妻子收到了一封让她感到“一头雾水”的家信。邮件里，尚在部队的王云龙充满热情地写道：“菊芳，现在国家开始推行一胎政策了，我是军人，要带头表率，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