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的工友越来越少
课程越来越丰富，但上课的工人越来越少。“从上学期开始，从最初的20个人到10个人，5个人，2个人，没有人……”
根据新光协会4月25日《声明》中的内容，协会里几个老成员最初对此是“惊讶的”，因为之前的课程“从来不会少于10个工友参加”，讲到诸如北京景点或是医疗健康这种热门内容时，总是把小教室坐满。
但现在志愿者们按照以往的惯例站在教室门口迎接工友们到来时，“常常是半个小时过后，依然见不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协会成员们开始反思：是不是宣传出了问题？是不是这学期宣传单发得太晚？是不是很多工友没有通知到？是不是（和工友）聊得太少了？
于是大家提前发传单，在同一个地方多次宣传，“坐下来和下了班吃饭的工友聊天到食堂关门”。结果仍然一样。不只一个工友告诉学生们：每天的工作都很劳累，下了班以后在宿舍一动也不想动，门都懒得出。
“发传单的时候，很多熟悉的工友会说，我们要是有时间就去了，实在是太累了。是啊，也许夜校对他们而言处在一个太高的需求层次上吧，他们现在只有精力去考虑生存和休息。”志愿者们反思道。
有工友看到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学生的 “道歉”，留言说：“很感动，同学们你们不要道歉，你们办的晚会我每次都去参加，很精彩，不是我们不想参加夜校，每天工作时间长，下班后很累，过去参加的话，确实经常睡不好。谢谢同学们的服务。”
4月26日，新光协会再次在公号中发出《声明》，称“夜校的停办，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在昨天（25日）的《声明》中写到的那样，夜校对于他们而言处于太高的需求层次了，尤其是在社会不能给予这些知识以现实价值上的反馈的情况下。还有不少工友为了多挣点钱，同时打两份工，时间因素是我们难以克服的限制。”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原因。”陈华亮说，加上工友流动性太大，上课也不稳定。“第一篇声明出来后，外界有人认为夜校停办有学校或食堂等后勤单位的影响，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场地、经费等都受到了学校的支持。”
“更恶劣的是还有某公众号揣测说夜校的状况是因为工友‘被打招呼了’，声称新光受到学校刻意限制，对于这样的说法大家很委屈，很愤怒。”该协会在4月26日的声明中称，“新光”一直得到后勤和学校的支持，“不希望这些声音将新光和学校对立起来。
转型：广场舞、太极、运动和晚会
陈华亮并不认为夜校停办就是“失败”，他认为面对“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需要作出改变。
“夜校仅仅是停办，以后再有合适的时机，不是没有重开的可能。”陈华亮称，因为尚有四五名20多岁的年轻保安在学习英语，协会暂未停教英语课程，“因为基础比较差，我们会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口语。”
据其介绍，目前，面对工友们下班以后“需要放松身体、舒缓精神”的需求，协会选择采取“广场舞、太极、运动和晚会等形式”为工友服务。“比如广场舞、太极队这样的活动，每次都有10几名工友参加。”
4月24日，新光协会请来“新工人艺术团”和“台湾民众剧团”，为工友办了一场“大地民谣唱谈会”，民谣、话剧轮番上演，不少工友也上台表演，食堂员工小柴的“喊麦”受到欢迎，被打工春晚的总导演许多邀请报名参加晚会。
“广场舞是由西区的阿姨主动领舞、拉人，羽毛球活动甚至吸引了北校区食堂的阿姨参加。”在4月26日的声明中，新光协会称，“新光的新尝试是获得工友们支持的”。
“新光的转型是整个社会环境和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我们会坚持在服务工友这条路上一直往前走，新光和工友们的感情已经很深很深，一个小小的转弯并不会阻止我们坚实的脚步。”
对于新光协会《声明》所称的“停办”，中国人民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新闻中心主任颜梅认为并不准确，应是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平台的调整，以“全方位地满足工友们的学习欲望”。
4月26日晚，颜梅告诉澎湃新闻，学校一直给予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场地、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以“全方位地满足工友们的学习欲望”。颜梅希望舆论不要给学生太多压力，保护他们的善意，将目光更多放在协会今后的发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