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纪委不再是摆设，破解“信上不信下，信省不信乡”难题
“那就后山见了！”为了保护举报对象，张留勇很少约举报者在办公室见面，“田间地头、小店后山，相对更‘保险’。”
张留勇的小心谨慎，并非没有缘由。
过去，调查人员刚一进村，被调查人就已经得到消息；纪委还在调查，被调查人就把举报人叫到村委会臭骂；为了避免被打击报复，举报人只能外出打工躲避……如果不是纪委人员讲述，很难想象个别村干部会如此嚣张。
德泽乡是沾益区最偏远的乡镇，在这个乡米支嘎村窝案查处中，村支书、村主任、村监委会主任、副支书集体沦陷。由于家族势力庞大，米支嘎村村支书连续多年连选连任，与村民发生矛盾靠武力解决，再通过金钱摆平，而摆平的金钱又来自对贫困群众的盘剥。“对村民的盘剥既明目张胆，又迂回隐蔽。克扣的钱被他们以支付工程欠款的名义给了某老板，然后再向工程老板索贿。”参与此案办理的纪委工作人员邓跃东说。
“有些村官贪污的钱虽然数额不巨大，但是是从群众腰包里抠出来的，“小苍蝇”贪污群众感受得真切，整治的诉求也强烈。”大坡乡人大主席沈军说。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村干部的查处本应由乡镇纪委负责。不过，一段时间以来，沾益区纪委受理信访举报中反映村组干部的问题占受理业务的68.3%，而乡镇纪委受理信访举报仅有8.6%，部分乡镇纪委甚至出现“零举报”现象，“信上不信下，信省不信乡”问题比较突出。
如今，乡镇纪委必须有自办案件，成为曲靖市纪委的一条硬性考核标准。沾益全区去年所有乡镇街道都有自办案件。“完成不了的约谈、通报，没有合理理由的还可能面临调岗。”沾益区纪委副书记陶韬说。
2014年，大坡乡纪委仅收到1件区纪委转办件；2015年，受理7件办理两件；2016年，受理10件查处3件。如果不是因为查办案件得力，不少乡镇纪委书记往往被群众看作是“和村官一伙的”。
“内部约谈教育，可以提醒干部；查办案件则能形成更大范围的影响，不仅干部受触动，还能增强乡镇纪委在群众中的威信。”张留勇表示，从最初进村调查村民躲着走，到时不时接到村民的举报电话，这种转变的关键是案件办得让群众信服，这对于提升乡镇纪委的地位，作用也不可或缺。
既然要有自办案件，必须要有人员。为了增强办案力量，如今沾益区越来越多的乡镇纪委书记开始从区纪委办案部门下派。“不仅是办案能力的差异，遇到乡纪委办案力量不足时，方便协调区内办案力量。”陶韬说。
晒村务必须晒到位，群众监督形成威慑
走进大坡乡政府，能看到补助到一家家贫困户头上的项目和资金不间断地滚动公开。“晒得越多，问题越少。”张留勇说。
随着近年来交通等基础设施占地的增加，有的村干部也从中觅得商机，通过虚报冒领的方式从中骗补。“明明占地20亩，却申报25亩；由于施工方往往更重视顺利拆迁，对村干部虚报冒领行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有的村干部甚至为了借机骗补，通过煽动群众阻碍征地，倒逼施工方找村干部协调，再趁机提出骗补方案。”陶韬说。
“这类行为要是公开到位，往往会被发现。”张留勇说。不过，由于此前缺少公开清单，部分村官对村务只进行选择性公开。
“有效举报，最集中的时段是在选举前后。因为有的村干部为了竞选，会将知道的内幕向纪委检举。但反过来说，村民不如村干部知情这样的现象并不正常。”沾益区第四纪检室主任肖恩认为，农村预防腐败，公开是关键。
为了避免选择性公开埋藏的腐败风险，大坡乡对村里村务公开内容进行了格式化，且均需乡镇街道审核把关。“遇到疑问，乡里可以直接跟站所调取数据核对，街道审核前还要村监委会主任签字盖章，一旦弄虚作假，上报的公示材料就可能成为纪委查办案件的证据。”张留勇说。
2015年前，大坡乡的村民监督委员会主任这一岗位，往往都是为资历较老的村官解决待遇的去处，不少村监委主任不列席村内重要会议，甚至连公章都没有，对村里事务缺少有效监督。“现在没有村民监督委员会签字盖章，一分钱也报销不了。”大坡村监委会主任潘明芳说。
除了查办案件，大坡乡纪委还梳理了风险点，具体到每个岗位、风险程度，以及可能面临的处罚一目了然，对文化水平不高的村干部来说，这样的警示更直观。“去年换届，大坡乡没有收到一起关于换届的举报，这在以前很难想象。”张留勇说。
不过，最近的乡镇党委会换届，反腐给力的张留勇得票并不给力。他坦言，乡镇圈子不大，处分的对象往往就是手握选票的人。“但乡镇纪委书记不能怕得罪人，不然就会成为村民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