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所内遭“熬鹰”式酷刑
反常的是，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将曲龙抓捕的承德办案民警，此后再未就枪支问题对其进行过任何讯问。
曲龙回忆说，到了承德之后，他被关在承德市看守所。第二天就被外提到一个疗养院审讯，在一把铁椅子上坐了7天7夜。
“我被抓后，承德办案人员从来没有问过我枪的事。我第一次被外提至北京军区承德疗养院内‘熬鹰’的七天，全部的审讯都是围绕华泰公司股权和我举报郭文贵的事。”曲龙说。
关于华泰公司股权的归属，在其后成为曲龙被判处职务侵占罪的重要问题。
曲龙说，在铁椅子上坐到第5天，他就出现了幻觉，随即糊里糊涂地按照对方所说，承认自己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了政泉公司持有的天津华泰股权，做了笔录。在这7天期间，他受到“熬鹰”式的审讯，全天24小时不许休息。
不久，曲龙又经历了一次7天7夜的提审，审讯的是他涉嫌非法侵占郭文贵公司开发的金泉家园四套房产的事情。这也是原审判定其职务侵占罪另一个重要方面。
记者调查获悉，所谓的曲龙侵占郭文贵的四套公司房产，实质上是经过郭文贵审批送给曲龙的房产。郭文贵之所以要送曲龙四套房子，一是因为曲龙在郭文贵公司任职期间，因企业经营需要替郭文贵垫付了一些资金；二是在郭文贵不方便出面的情况下，曲龙替他疏通了一些社会关系。于是，郭文贵为了继续笼络曲龙，亲口许诺送他四套房子作为补偿和激励。
但在两人闹翻后，这四套房产却成为曲龙职务犯罪的定罪依据。
相关证据也显示，曲龙所占有的公司四套房产，实际上是经过郭文贵同意，按政泉公司的审批程序审批，并非擅自利用职务便利侵占的公司房产。
但郭文贵指示公司多名员工，伪造出这四套房产的权属变更未经郭文贵同意的虚假证言。
负责销售公司房产的时任公司销售部经理邱逸清说，她在这4套房产的房屋变更申请表上看到郭文贵的签字，但在郭文贵的指示下，她在此前接受警察问话时谎称，这4套房产的房屋变更申请表上没有郭文贵的签字。
在前述那次7天7夜的提审中，曲龙再次遭到刑讯逼供。“坐在铁椅子上不能动，也不让去上厕所，办案民警跟我说，如果你憋得难受就别吃喝，想吃喝就自己憋着。”曲龙回忆，审讯民警还用塑料袋套住他的头，让他无法呼吸，看到他几近昏迷后，“就在塑料袋上对应的嘴巴位置戳破个窟窿眼让我喘口气”，如此反复，直到曲龙被逼承认侵占郭文贵的财产。
曲龙被抓半年后，他的辩护律师穆峰才获准第一次会见曲龙。
穆峰清楚地记得会见的场景：2011年9月左右，承德县看守所，曲龙出现在他面前，面部、眼眶等部位带有多处淤青。“当时我就感觉到，曲龙肯定受到了持续性的、严重的刑讯逼供。”
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和非人折磨，时时闪现的是幕后黑手郭文贵和马建、张越等人身影。
曲龙记得，办案民警郭某某曾威胁他：“你的事是安全部马建副部长和我们张越书记亲自指示督办的，这回你死定了。民族证券的事领导希望你闭嘴，华泰的股权你自己想办法还给郭文贵，如果按我说的做，让你少受点罪。”
穆峰和周莉均称，河北承德的办案民警曾在不同场合、当着他们的面，称郭文贵为“我们老板”“京城第一人”，与郭文贵关系密切的张越则被他们称为“董事长”。
而曾经身为河北政法委书记的张越，在郭文贵面前表现得如同一个随从。
据媒体报道，在方正集团原CEO李友与郭文贵刚刚交好期间，郭文贵为炫耀自己的实力对李友说，“我让张越2个小时赶来，他绝不敢迟到”。两个小时之内，张越果然从河北赶到郭的办公室。
面对郭某某的威胁，曲龙坚持说华泰公司的股权不管是谁的，都不是郭文贵的。“他们威胁说你闭嘴，再说就弄死你！”
根据曲龙的回忆，在后期审问中，办案人员郭某某曾对他说，你占了一个便宜，是你手里确实没枪，不然我找个杀人案安你头上，就把你给毙了。
在曲龙、周莉和穆峰看来，曲龙职务侵占罪一案，完全是由郭文贵一手策划，勾结马建、张越等官员，通过构陷给曲龙治罪的冤案。
2012年4月，在张越的直接干预下，曲龙被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一判决，系职务侵占罪量刑标准的最高刑罚。
曲龙提出上诉后，在律师对办案程序有明确异议的情况下，承德中院并未开庭，仅凭书面审理即维持一审判决。
从2012年9月起，曲龙被频繁更换多个关押地点，先后辗转于承德上板城监狱、承德市监狱、保定监狱、邯郸监狱和张家口监狱等多个监狱。
曲龙称，在服刑期间，跟他同监室的人员一度不许和他说话，让他从事高强度劳动，把他单独关进小屋40多天，也不让他打电话、与家属会见等。“我一直处于被监控中，他们担心我接触外界信息。”
这期间，曲龙的头发逐渐掉光。他回忆，自己多次被连续审讯多日，再加上精神压力过大，“头发连着头皮成块成块地掉，成了一个光头”。
被判刑15年家属遭威逼
在曲龙身处监牢的6年时间里，郭文贵对其家人同样是步步紧逼，将其家庭置于绝境。
曲龙被抓走后不久，周莉也从北京被强行带到承德，一度被限制人身自由。“他们半夜把我带到承德一个疗养院，对我的审讯很恶劣。办案民警说你必须要说曲龙的罪行，我说我不清楚，他们威胁说你不说就把你放到看守所。我说我是普通公民还是犯罪嫌疑人？他们回答，‘我们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周莉回忆，此次被拘禁7天，开始的三天她只能呆在房间里，后面几天才被允许到院子里走动。
2013年1月5日，在曲龙案终审判决半年多之后，周莉再次被办案民警郭某某等人从北京带到承德，让她交代所谓赃款藏到了哪里。“郭某某说，曲龙的事情没有完，要把他的案子做成铁案。”
在这次为期5天的拘禁中，周莉不堪折磨、心脏病突发，“呕吐物喷出两米开外，满墙都是”。
医生来检查后通知必须去医院进一步治疗。“他们可能怕我死在承德，就给我随便安了一个罪名，以取保的名义连夜把我放了。”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周莉至今悲愤难抑。她父亲早逝，母女三人相依为命。姐姐本是央视一个知名导演，长发飘飘，过着很好的生活。在取保的时候，被查出可能患了肺癌，但还没确诊。她再三要求郭某某等人别让她的姐姐来签字取保，但被对方拒绝。签字的时候，她病中的姐姐双手哆嗦，几乎吓晕过去。由于他们的案子，姐姐精神压力太大，加重了病情，三四个月后就去世了。在过度惊吓和悲痛中，70多岁的老母亲也一夜白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就这样造成了。”
自此，全家的担子都落在了周莉的头上。但即使如此，郭文贵仍想斩尽杀绝，不愿给曲龙的家人留下任何活路。
在围场县法院作出的判决中，曲龙除被顶格判处15年有期徒刑外，还被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曲龙回忆，在执行阶段，围场县法院执行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找他谈，“按领导的意思，你中垠公司名下的四台宝马防弹车(价值3600万)能不能直接划转给郭文贵，反正你的财产会被全部没收，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在拍卖你个人资产时给你家人留一套住房。”
随后，曲龙按其意思做了相关材料。但最后也没给家人保留住房。
在执行阶段，郭某某等人还曾多次威胁周莉及中垠公司其他股东，让他们放弃股东优先受让权。最终，郭文贵在上述司法人员帮助下，通过自己控制的两家公司在司法拍卖会上串通竞拍，将中垠公司价值1亿多元股权资产以900多万的低价购得。
“郭文贵派了两辆面包车的打手，把我们公司围了，说这家公司已经不姓曲了，违反劳动法强令500多名员工走人，也不给任何补偿。”周莉说，一名公司员工因为顶撞了一句，当晚就遭到他们的毒打住进了医院。从那以后，500多名员工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再敢抗议，只能被逼走人。
除了多家公司外，曲龙原本还拥有一个室内卡丁车场。在曲龙被判刑、财产被全部没收之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周莉，本想依靠这个卡丁车场赚钱糊口。郭文贵指使手下威胁卡丁车场所在地乡政府，不让继续租地给她，“不让我们有生存的余地，总之就是要让曲龙一无所有，没有翻身的机会。”
洗刷冤屈获无罪释放
曲龙服刑的数年时间里，在张越、马建等人的持续干预下，曲龙的翻案机会越来越渺茫。
“以前，一有机会我就和家人讲申诉的事情，但案子当时在张越的干预下已经‘关’在河北省内，中院不受理，高院也不受理，谁也不愿意去碰这个‘高压线’。”周莉说。
转机发生在十八大之后，2015年1月、2016年4月马建和张越相继落马。周莉回忆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看到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感觉曲龙的案子出现了转机，让我又有了希望。”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周莉将案件申诉信通过全国人大代表递到了最高法。4月，周莉正式向河北高院提交申诉材料。7月12日，河北高院通知正式受理申诉。8月22日，河北高院决定再审。
“在阅卷过程中，我发现围场法院案件的许多证人证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办案人员从相关证人和犯罪嫌疑人的笔录中，挖掘出郭文贵指使有关人员诬告陷害曲龙的犯罪线索，进而通过重新核实关键证人，将郭文贵违法犯罪的证据进一步固定。曲龙申诉成功的希望大增。”曲龙的律师穆峰说。
8月22日，河北高院将再审决定书发到了穆峰手中。曾经被作为依据判定曲龙犯罪的多处证人证言，在接下来的司法进程中被证明系伪证。
9月12日下发的刑事判决书，还曲龙以清白，也将郭文贵指使有关人员作伪证诬告曲龙的事实予以还原。
河北高院刑事判决书显示，原裁判认定原审被告人曲龙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政泉公司股权及四套房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判决，撤销承德中院和围场法院的判决，判定曲龙无罪。
判决书还指出，在曲龙职务侵占案中，办案程序存在多处问题：公安部指定管辖前原办案机关没有侦查权、本案案发过程不自然、讯问场所不合法。
这三个问题，均系法院在审理中，采纳的辩护人有关原侦查机关办案程序违法的辩护意见。
穆峰也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此间的问题，他说，“程序违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曲龙涉嫌私藏枪支被承德公安局违法立案，没有案件来源，没有报案材料，也没有证据材料。二是缺少管辖权。曲龙是北京人，承德是没有管辖权的。而且曲龙被批捕的时候没有最高检的批复。三是曲龙案件出现了多次外提，违反了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证人证言所取得笔录的地点也不是法律规定的地点。”
穆峰说，作为一个从业30多年的律师，他代理过无数案子，但曲龙这个案子极为少见，他也从一开始就坚信是错案。
“为什么我说郭文贵集团犯罪？集团犯罪的特征往往以利益为主线，各司其职”，穆峰说，在曲龙职务侵占案中，马建安排抓捕，张越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多次指示，郭文贵最终拿回了华泰的股权。这个犯罪集团有一定的持续性，这种犯罪对法治是最大的危害。
9月13日，记者见到了曲龙和周莉夫妇。1米8多的曲龙精神头儿不错，他穿着浅色衬衣、黑色西裤，皮鞋锃亮，谈吐间透出一种淡定。
提到将自己送入监狱的郭文贵时，曲龙评价说，“他是一个性格非常扭曲的人，佛面狼心。他早晚会给父母跪着磕头，每天三炷香，按时按点磕头念经，小事儿上很够意思，面儿上很仗义；但喝多了马上变成魔鬼，又踹又咬，谁也不敢碰。他白天还要表演，酒后就原形毕露。”
曲龙回忆，有一次，郭文贵的妻子在郭喝多后给他打电话，他和保镖只能去郭文贵家把他捆在椅子上，防止他伤害别人。而且，郭文贵还曾出现酒醉后拿着猎枪追打妻子的情况。
面对记者，周莉多次流露出自己对司法机关的感激。
“虽然经历了近7年的折磨，几近穷途末路，但我内心深处的信念是坚定的，我心里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天。”周莉说。
出狱之后的曲龙，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法律武器，“不管花多少钱，也不管费多少周折，都要通过司法手段让郭文贵受到应有的惩罚。”（采写新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