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后的实惠
临近搬迁，田应荣却生出几分不舍。老屋虽简陋，却是他一石一瓦盖起来的。田应荣记得，盖房时还没有通车，石头要靠马拉轱辘车，从山上一车一车运下来。他去县上买钢筋，扛到家来回走了7个多小时，肩膀都磨烂了。
故土难离，是安龙县负责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干部们遇到的阻力之一。“有的人今天说搬，明天又不搬了，有人一听说要开搬迁动员会就找借口开溜。”安龙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刘兴安告诉记者，上了岁数的人尤其不愿意搬迁，“毕竟是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为了做动员工作，干部们到符合搬迁条件的农户家中反复做工作，一位干部进山时赶上下雨，车轮打滑，差点翻车。干部看着山路一侧陡峭的悬崖，开玩笑说，这要是掉下去，不是车祸，是空难。
周林刚以前是洒雨镇扶贫工作站站长，他总结的经验是，“你拿他劝不动，就拿他孩子劝”，“你愿意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也想孩子一辈子跟你一样？”一招使出，往往有效。
干部们心里明白，除了故土难离，老百姓们更为忧虑的是，搬进城以后，做啥营生？现在好歹还有几亩薄田地可以糊口，进了城，买根葱都要钱，钱从哪里找？
刘兴安总是随身揣着一本小册子，《安龙县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宣传册》，薄薄20页，“全是干货”。从搬迁补助、就业扶持，到子女教育、住房政策，进城后的就医、保险，应有尽有。
安龙县的许多干部们拿着这本小册子，向自己对应的贫困户详细宣讲，希望能让他们心里的石头落地。担心买不起新房子的，告诉他们，房款由国家买单；担心找不到工作的，承诺一户至少保证一人就业；担心没人养老的，告知会参加社会保险，还有其他多项保障政策；想创业做生意的，有无息贷款和启动资金支持……
隔三差五就有各个乡镇的大巴车载着贫困户来县城考察，先去安置点，看看拔地而起的小楼，再去产业园区，看看已经搬出来的贫困户如何赚钱，再坐公交车参观县城，看看学校、医院、超市，最后坐下来开会讲政策，一趟下来，很多本不愿搬迁的贫困户改了主意。
当然，还有想要搬迁但不符合条件的人，刘兴安介绍，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搬迁。省里制定了详细的搬迁对象识别办法，对搬迁对象所处的区域条件、家庭个体条件都有严格规定，进行筛选后，还要经过组内评议、公示等11个环节和程序，才能正式登记为搬迁农户。
没想到搬进绿色小镇
搬家之前，田应荣去了趟新建成的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在县城新区，未来几年就将会是主城区，安置区还有个响亮的名字：绿色小镇。配套的草地、路灯等一应俱全，挨着就有学校、幼儿园、超市、医院、产业园区等，曾经的忧虑打消了，田应荣马上抽签选了房子。按照规则，一楼分给腿脚不利索的，其他楼层抽签决定，穆天明因为家里有两个残疾人，住进了一楼。田应荣抽到了六楼，虽是顶楼，他也挺高兴，“六好，六六大顺”。
黔西南州明确：所有搬迁全部搬到县城，或跨区域搬到产业更集中的兴义市或义龙新区，方便搬迁群众有工打、有业就、有收入，真正搬得出、稳得住。2016年建设的33个安置点，全部建成城镇区，按照“绿色小镇”的标准进行，主导产业、特色街区、主题广场、文化展馆、商旅市场、众创平台等“十个一”同步配置，每个安置区都有着不同的风光风情风物、绿色特色景区、生产生活生态、宜业宜居宜游的特色。
安龙县的安置区就是这样的绿色小镇，这让从小生活在穷山沟里的田应荣很满意。他没想到，搬迁让他获得了更大的实惠。按照规定，贫困户进城安置，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0㎡。
田家没掏一分钱就住进了县城的安置小区。干部给他算过一笔账，总计10多万的购房款，有中央给的钱，有省里给的钱，还有他们以后拆掉老房子的钱等等，田应荣听着有点糊涂，“总之就是不用花钱”。
儿子田迪比他明白，麻利地给记者算下来。根据国家政策，每人有2万块钱的建房补助、1.5万的旧房拆除奖励，一家四口一共是14万，新房每平米1300元，80平米是10.4万，算下来他们不用花钱就可以住进了新房。
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规划处徐元刚说，建设安置点的费用均由省统贷统还，不给基层政府增加压力。
乔迁新居的那天，田迪的女朋友也来了。两个年轻人终于可以结婚了。他们买了沙发和双人床，桌上铺了大红花桌布，把新居像城里人一样拾掇起来。但是，阳台花盆里种的青菜还是出卖了他们，和平时出入不爱关门、喜欢围坐在街边唠嗑的邻居们一样，他们还保留着浓浓的山里人气息。
但他们的下一代离城里人更近了一点。九龙小区安置点不远处就是安龙县的教育园区，县城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集中在那里，根据县里的政策，搬迁农户的子女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入学。穆天明右脚残疾的女儿，就已经在家门口的高中就读了。
“保姆式服务”
最多的时候，周林刚一天要接打100个电话。他是洒雨镇驻安龙县易地扶贫搬迁办公室联络员，全县各镇都有这样一名联络员，他们的工作是负责各镇搬迁农户进城以后的“一切琐事”。
周林刚以前做过扶贫站站长，熟悉贫困户的家庭情况，“只要是洒雨镇的，你把名字报给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我就知道他的基本情况。”
现在的周林刚觉得自己更像搬迁农户的“保姆”，“停水了找我，停电了找我，两口子吵架了也找我”。他每天要处理各种琐事，停水了联系水利部门，停电了联系电力部门，要找工作的协调相关企业，真吵架了还得上门劝架。
有个搬迁农户半夜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家电表被偷了，他赶过去一看，原来是欠费停电了。连县委书记都接到过十几通类似琐事的电话，不论大小都要耐心帮忙解决。
周林刚理解搬迁农户，第一次进城居住，总有个适应的过程，他耐心地教搬迁农户们，出门要锁门、自来水不能直接喝、垃圾要丢到垃圾桶里、超市结账要排队。每个搬迁农户都有他的电话，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可以找到他。
他乐于提供这种“保姆式服务”，周林刚说，他小时候，家里是寨子里最穷的三五户之一，父母坚持送他们兄弟几个读书，“现在反过来了，是寨子里最好的三五户人家之一了”。
他会给贫困户讲自己的故事，“那时没有这么好的政策，读书没有贷款，创业也没有奖励”，他希望搬迁农户们能珍惜当下的机遇。
总有人“扶不起来”，洒雨镇的一个搬迁农户，非缠着周林刚给他评低保，说自己的包保人是个局长，“谁也没权随便给你家评低保，是有程序的对不对？”周林刚劈头盖脸把对方一顿说，“你才41岁，正年富力强，有胳膊有腿，现在就想着吃低保，将来呢？你孩子怎么办？靠低保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吗？”
对方被他批评得不言语了，再也没说过低保的事儿。
刘兴安说，有人进了城，又不肯劳动，总想着有政府兜底，“反正有事找政府”。他们给一个搬迁农户联系了工作，对方要么嫌累，要么嫌工资低，干部两次去家中探视，都上午10点多了，他还躺在床上睡大觉。
当地流传一个段子，因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享受的优惠政策多，比如搬进了县城、住进了新房、子女优先入学、就医有绿色通道、政府帮找工作……一个小学生写作文《我的愿望》时写下，我的愿望是当一个移民搬迁户……
说起这些，刘兴安有些无奈，他说，很多公共资源，城镇居民之前已经享受过了，现在让贫困户享受，无论从国家战略大局考虑，还是从公平角度考虑，都无可厚非。但是，好的政策也不能用于“养懒汉”，激发搬迁群众的内生动力才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