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家的文物在咱们手里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袁濛茜(左二)与同事在乌兹别克斯坦。

谈起文物保护,许言有着说不完的故事。每一句都透着一位资深文物保护者对工作的热情与严谨。“文物最大的特点,一个就是不可再生性,一个是单一性。可移动文物也好,不可移动文物也好,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如果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俩都是假的,要么一真一假,不可能两个都是真的。即便是一对儿,也存在使用环境和方式等给它留下的时代痕迹”。他强调,每一件文物对文物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案例。对于援乌文物保护项目,“我们可以借鉴类似的经验,但绝不能去套用”。许言认为,“文物维修就像大夫给人治病一样,维修相当于给它治病。怎么能更有针对性的应用一些维修的方法和措施,把他的病治好又能够让它健康呢?对文物来说,要对其原有的历史信息和时代痕迹都保护下来”。他动情地对我们说: “要让人家的文物在咱们手里得到有效的保护啊!”秉持着这种精神,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文物工作者们克服着一个又一个困难,坚定地推动着项目的实施。

许言副院长说,文物维护是一项需要静下心来做的工作。这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它实际上是研究的一个过程。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不断地发现一些新的病害和新的问题,就需要现场及时解决和调整。这也是文物工程的特点之一,就需要我们的技术人员在现场,静下心来把事做好”。“对于我们工程师来说,生活上的艰苦算不上什么。比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单吃囊、羊肉串,工程师坚持一个月都没问题。对于长期蹲守工地的文物工作者来说,长时间坚持吃一种单调的食品已然是家常便饭”。

80后女孩袁濛茜谈起长期的驻外生活,笑笑,洒脱地说:“慢慢就不把自己当女孩子了呀,就习惯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受援国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在那待时间长了就融入到当地,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今年,参加了深化设计工作的闫明工程师作为现场负责人,在克服了家庭困难和身体不适后再次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工程师张念在婚后的第二个月就为援乌项目出国了,一待就是半年多。今年,他再次赴乌,而他身在国内的妻子正一人忍受着孕期的不适。“其实包括我的爱人在内,我的家人对我的工作是非常理解,非常支持的。所以呢,我非常的感激他们,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丝愧疚,因为我跟我爱人刚结婚的时候,第二个月,因为这个援外的项目就出国了,一待就是半年多。然后,她一直在国内,我一直在国外,她虽然有一丝的抱怨,但是呢,我觉得她还是从这个工作上面还是对我比较支持的,包括这一次,我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之后,其实现在我的爱人,她现在正怀着孕呢,她依然可以一个人忍受着在国内,这种,哎呦……所以,我觉得我的家人对我的工作支持真的是太大了,我非常的感激他们,非常的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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