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察哈尔学会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察哈尔圆桌：通往开放经济体系的“一带一路”，于2016年3月16日下午在北京举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以及来自国内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参与者和记者3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围绕着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赵可金的新作《“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为蓝本，以通往开放经济体系的“一带一路”为主题，展开讨论。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赵可金老师说，他从2009年开始思考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问题，也就开始关注“丝绸之路”的问题。在赵可金老师看来，中国各级政府是以实践为指导的，更加关注于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多年以来“摸着石头过河”是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式，但是现在由于各地方的联系加强、中国与世界的同步，“顶层设计”应该更引起我们的重视。赵可金老师还说，以往的发展理论只解释了强者如何发展，即西方的理论；或者弱者如何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强者与弱者如何共同发展则没有明确答案。他认为，“一带一路”正是链接两者的桥梁，最终形成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察哈尔学会学术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柯银斌说，“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理论支持。他也为赵可金老师提了三个问题：第一，行动哲学和复兴哲学是不是哲学？第二，“一带一路”是倡议还是战略？第三，“一带一路”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中国立场和中国特色，如何改进这种状况？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钟新说，一带一路实施难度很大，一方面在于我们对沿线国家的了解很少，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以往根本没有兴趣了解他们。甚至我们对关系很好的巴基斯坦都了解很少。因此，她认为我们更应该注意媒体的作用，把模糊的东西具体化。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胜军说，现在中国在介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进入了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区域，这也是最有活力的区域。“一带一路”成功与否不取决于环境，而取决于行为体，取决于行为体内在的动能。对于中国来说，再好的环境不如国内产业大军源源不断的输出。
学会高级研究员余万里说，“一带一路”的实践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现在已经到了开始考虑一带一路的相关理论的时候了。为了建立这种理论，我们不仅需要研究政府、研究企业，还需要研究我们外国的合作伙伴。虽然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并不想前两年那么好，但是在全球经济形势普遍不好的情况下，我国的竞争优势可以凸显。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韩国东亚和平研究会会长金相淳说，一带一路要想做好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信任问题，需要外国合作伙伴信任中国；其次是利益问题，外国的合作伙伴有利可图才会参与其中；最后是权力问题，只有合作伙伴认为参与其中时，自己的话语权扩大了，他们才会参加。从现在来看，中国在这几个方面做的不错。但是，他希望中国可以淡化中国特色，而着重强调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最后做特别评论。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是保持经济活力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在推进过程中，我们需要协调中央各部委利益、官方与民间的利益和各地方之间的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 一带一路”会冲击世界格局，这也就需要我们换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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