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其人
党国英
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 [进入人物库]
观点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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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坐标
以论对策
提高农业竞争力，保护优质土地资源是核心
所谓农业竞争，说到底是资源的竞争。其实，我们东部地区大体上风调雨顺，不容易发生旱灾，土地状况也很好。但是我们在这里大量占用土地搞城市建设，轻视了农业生产。要提高农业竞争力，最根本的是要保护好有竞争力的土地资源。一定保护好有竞争力的优质土地，绝不能再乱占耕地，这才是最核心的。 [详细]
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充分就业和接受教育
提高农民收入两个关键，一要充分就业，二要接受教育。换句话说，劳动时间长的和教育水平高的农民收入一定会高，这是普遍的规律。让大量的农民要到城里找工作，转化成市民，留下少量的农民，个人的耕作面积变大，劳动时间变长，就有可能采用先进机器、先进技术，那么农民就要接受培训。 [详细]
“空心村”建设不宜投入过多
在真正农区的村庄里，因为很多农民去了城里，空心村留下，其实这就是城市化的问题。对于“空心村”的建设，绝不能采取国家大量的投入，搞成形式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脱离农业的农民，一定要转移走，留下来少数的农民，把他变成专业农民，实行分散居住在小型居民点，基础设施其实就不用过多投入。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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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中国：中国是人口大国，即使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仍然有几亿人生活在农村，“三农”问题依然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从总体来看，该如何概括目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情况？
党国英：一般来讲，过去的“三农”问题，农业是增产问题，农民是收入问题，农村是稳定问题。按我近几年的研究观察，目前应该说中国的农业主要是竞争力的问题；从农民角度看,主要是就业问题，从农村角度看,主要是城市化的问题。
观点中国：为什么您认为农业主要是竞争力的问题？
党国英：从土地存量、技术水平、资源（包括技术资源，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等这些资源的绝对量看的话，中国生产出来的粮食，完全可以满足我们需要。
从土地存量来看，现在官方的说法是超过18亿亩。其中，我们优质农田大概在八九亿亩，粮食主产区好多都是“吨粮田”。如果说在18亿亩当中拿三分之一的土地当做优质农田，一亩要产一吨（考虑复种情况），就6亿吨，也就是说，各种口径算上，我们根本就用不了。当然,这是一个大略的说法，有的土地不可能一年产出一吨粮。
观点中国：为什么我们现在并没有产出这么多粮食？
党国英：没有产出来这么多粮食，主要是市场问题。农民卖粮食要挣钱，产出那么多，卖不了，可能农民就不愿意再去种。现在我们担心的是，我们无法满足既能把粮食卖出去又能让农民挣钱。也就是说，农民即使有地，可能并不种。实际上很多劣质地是撂荒的。交通条件不好，土地不够肥沃，地块特别小，小的地零碎，费劳动力，成本高，收益不高，那么农民就不愿意种。
这些劣质土地资源没有竞争力。凡是没有被撂荒的，就意味着农民愿意种，就意味着他能挣钱，或者有可能挣钱。但我担心的最核心的问题是，现在能挣钱，不一定以后能挣。比如以后国际市场粮价下跌，我们国内加工企业他愿意买便宜的原料，比如说做面粉，黄豆要榨油，做饲料，或者其它的工业用粮，如果国际市场粮价足够低，还有可能发生土地撂荒。
观点中国：所以，并不能笼统地说种粮食是否赚钱，我们要算的是效率。
党国英：对，这就是一个农业竞争力的问题。地块好的种粮就赚钱，因为它成本高，产出高，地块差，成本高，产出相同，就不挣钱。所谓差的地块，是和国际市场比，国际粮价下跌了，差的地块就被抛弃了，国际市场粮价再压低，那么原来认为相对好一点的地块继续撂荒；反过来说，国际市场粮价涨，那么原来被撂荒的这些地块又算好地块。
所以在开放型的环境之下，农民种粮一定要考虑国际市场环境，和全世界生产粮食条件好的国家相比，比如美国、欧洲、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我们能和人家比的土地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比如说，我们常说8亿亩的优质土地主要是能灌溉，搞了灌溉以后，水渠还要放水，成本就高，一个劳动力种的地就比人家少，所以劳动生产率就低。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大体上是美国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1%，单产确实比人家高，但是我们要考虑成本，亩产出得多，成本如果是人家的很多倍，一样无济于事。所以说，农业竞争力始终是一个比较，所以我一再强调，不是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资源绝对量的问题，农民愿不愿意种，这才是最关键的。
观点中国：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加强农业的竞争力？
党国英：我们不开放、封闭起来肯定是不行的。多给农民提供支持，提供补贴行不行？过去行，以后越来越难。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没有那么多财力。今年，中央与地方在“三农”领域的投入加在一起将近3万亿。就是说，如果按照现行的国际市场价格，3万亿买来的粮食足够多了。第二，根据我们数据的研究，国家给“三农”的财政补贴对农民的影响越来越小了，因为财政补贴的表现形式是最低保护价，目前这个价格对供给的影响越来越小，所以靠补贴也是不可行的。
因此，所谓农业竞争，说到底是资源的竞争。其实，我们东部地区大体上风调雨顺，不容易发生旱灾，土地状况也很好。但是我们在这里大量占用土地搞城市建设，轻视了农业生产。
所以，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条件是一定保护好竞争力好的土地——优质土地，绝不能再乱占耕地，这才是最核心的。农业要有竞争力，农民才挣钱，这是第一个转变。
观点中国：那么“三农”问题的第二个转变，您说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就业问题，如何理解？
党国英：“三农”问题第二个转变，原来讲是农民的收入问题，现在看是就业问题。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个好的行业，中国的社会分工程度提高，大家提高劳动效率，工资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反映，就会上涨。这道理对于农民来讲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只要农民充分就业，收入就会提高。
在这方面，我们也有研究。真正的收入低的农民和收入高的农民我们做了比较，主要差别是两个：第一，凡是收入高的农民一定是每年劳动时间长的。我们不要误解农民是天天在地里劳作的，绝不是这样的，种地少，他的劳动时间就短，决定收入低的因素是劳动时间的问题。所以就，农民一定要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以后还要提高他的价值含量，必须简单劳动转化为复杂劳动，那么就是第二，农民要学习、培训，要受教育。
因此，所以提高农民收入两个关键，一个要充分就业，一个要接受教育，换句话说，劳动时间长的和教育水平高的农民收入一定会高，这是普遍的规律。让大量的农民要到城里找工作，转化成市民，留下少量的农民，个人的耕作面积变大，劳动时间变长，就有可能采用先进机器、先进技术，那么农民就要接受培训。
观点中国：有观点认为，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同样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这个途径可行吗？
党国英：一定要严格限定条件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通货膨胀率本身很高，不提高农产品价格那是不行的，但是这不是收入的问题，应当说只要有通货膨胀率，我们的收入都会下降，农民也是一样。涨价是有天花板的，是不能高于通货膨胀率的。因为一个国家老百姓生活要富裕，食品价格是相对降低的，因此，中国要富强，一定要把中国的吃饭成本要降下来。
观点中国：“三农”问题当中的农村问题，你总结说是城市化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
党国英：过去我们说农村问题是稳定的问题，其实，中国社会的稳定主要是城市的稳定。农民追求的是过安稳日子，绝大多数农业主产区的农民对目前的生活比较满意，因为和过去比，生活水平的变化是显著的。很多人都说，不收税了，各种保障水平也在提高，所以，真正的农区形势还是不错的，所谓的“不稳定”是城市，特别城市郊区，大多是为了扩大城市征地引起的。
我研究过很多村庄，它已经跟农业关系不大了，劳动力都在城里，或者村庄本身就是城市规划区里，这样的村庄没有耕地了，这样的村庄人不是农业人了。这种跟农业关系不大的村庄，要把它当成城市来建设。
观点中国：把跟农业关系不大的村庄当做城市来建设，那么为什么真正农区的村庄还是城市化的问题？
党国英：因为很多农民走了，去了城里，空心村留下，其实这就是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过程当中，离开农区的那些人，应该让他们固定在城里头，不要在农村扩建房子。但是，目前城市化问题没有解决好，他们无法在城市里定居，所以他们逢年过节要回来，这其实就是城市化的问题。
观点中国：对于这种“空心村”，该如何建设？
党国英：对这种空心村，绝不能采取国家大量的投入，搞成形式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庄都没有人了，加大国家投入，其实就是浪费，而且村庄小了，就几百户人家，有的村八九十户一百来户，投入太浪费，很多基础设施投入太不划算。
因此，已经脱离农业的农民，一定要转移走，留下来少数的农民，人少了，地多了，要把他变成专业农民，要分散居住在小型居民点，它的基础设施其实就不用过多投入。比如美国就是这样，环境保护标准降低，用水的问题，可以打一口井解决；道路的问题，从主干路上过来修一条土灰渣路，这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