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其人

庄德水

    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廉政建设理论。 [进入人物库]

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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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坐标

以论对策

反对特权是治理腐败最紧迫任务

#反对官僚特权阶层# 利益问题是新政府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改革过程中,没有人愿意自动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当前,我们要真正治理腐败,最紧迫的措施就是反对特权。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官员以更加平等的姿态面向社会公众,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详细]

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整治官商勾结

#官商勾结式权贵腐败# 官商勾结的腐败形式非常隐蔽,并且很多行为处在监管范围之外,当前还是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从国际反腐败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来看,防止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反腐败策略和共识。 [详细]

防腐败从净化官场生态环境潜规则开始

#官场潜规则# 如果老实清廉的人也当不了官,说明我们选人用人机制存在问题——没有形成一种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用人选择权掌握在个别人手里,这些个别人的行为作风会影响整个单位的形象和风气。 [详细]

明确推行财产申报制度尚待时机

#财产申报制度# 单纯从学术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体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相关的财产申报方面的制度规定。现在官员财产申报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详细]

文字直播

中国网:十八大以来,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都明显加大。新一轮的反腐风暴较之以前有哪些新的特点?

庄德水: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政治局上台之后,反腐力度确实非常大,反腐败可以说是烧着很旺的一把火。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态度更加鲜明。从中央政治局新的领导集体跟记者见面会,到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再到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包括几个重要场合,习近平、王岐山多次提出反腐败的工作要求,较之以前新政府来说,反腐是非常密集的。

第二,思路更加清晰。新政府上台后,很多反腐败思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甚至具有颠覆性。比如,以前的反腐策略是惩防并举,强调治本,而现在提出以治标为重点,为治本赢得时间。并且还有一些新的提法,比如提“老虎”、“苍蝇”一起打,既注重一些大案要案的查处,同时也注重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这说明当前反腐败的思路,不仅注重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注重微观层面反腐败问题的解决。

第三,举措更加得力。以前的反腐败比较关注宏观性、原则性问题;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和加强权力监督。新政府上台后,很多反腐败的措施旨在解决老百姓身边的不正之风问题,重点关注一些具体的腐败问题,比如提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与此同时要求在一些重大节日,包括中秋节、国庆节期间不得公款送礼以及公款吃喝、公款消费问题……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些老大难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出台了很多党内法规和廉政制度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效果并不是特别显著。

从新政府上台这十个月期间来看,好像地方政府都很自觉地去遵守中央要求,并且我们也曝光了很多违法违纪现象。可以说,我们反腐败的措施不仅是针对一些大案要案,更重要是要解决沉积已久的官场文化腐败问题。

其实,从规模上看,我国现在廉政制度已经非常全,国外有的我们差不多都有,但是我们的腐败文化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可以说,恰恰是这种腐败文化成为当前我国腐败滋生蔓延且难以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网: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向媒体透露,该院反贪局在近两年办理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出现了“行受贿代理人”,这种犯罪新模式正悄然滋生。依靠独立性较强的商人或者公司,通过不断给予利益而将其培养成影子傀儡,成为了官员捞取好处的一个绝佳途径。目前,这种贪腐方式,正在越来越受到许多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青睐。

庄德水:其实现在很多官员进行贪污腐败,往往不是通过自己去经营办企业,而是利用自己特定关系人,特别是亲属、情妇去办企业来收取贿赂,甚至从中为他们提供市场竞争方便、政治上的袒护,以便他们可能获得投资经营机会,这种腐败比原来传统意义上腐败所获得的金额要大。

首先要对这个腐败现象的性质做一个定性。这是一种新型的腐败方式,其实早在2007年,中央纪委就颁布《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针对当前一些新型的腐败方式,比如利用赌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房租房、利用特定关系人收取贿赂……等等,其中针对官商勾结也提出明确规定,要求领导干部不得以入股、干股的形式谋取利益,并且不能参与实质性的经营活动来获取收益。当年的司法机关也针对这种新型腐败问题出台了专门的司法解释。

官商勾结的腐败形式非常隐蔽,并且很多行为处在监管范围之外。当前很多廉政制度和法规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注重受贿方面的惩处,针对私营企业主行贿行为的法规非常少,甚至在具体查处案件过程中,为了取得案件的侦破,往往对行贿者采取轻于处罚和免予处罚的措施。从腐败发展形势来看,以前的腐败形式,比如贪污、挪用公款等都是一种经济腐败,而当前官商勾结应该属于政治上的腐败,是官员政治权力与私营企业主经济利益的交易。

中国网:这算是一种升级的腐败方式吗?

庄德水:这是一种升级版的腐败方式,并且这种腐败方式比之前传统腐败方式显得更为严重,影响力也更广。结合东欧剧变的历史,这种腐败可以称为是一种权贵腐败。权贵腐败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利的相勾结,整个政府相当于被经济领域的企业或私营企业主所“俘获”,这会使很多政府公共决策和公共资源倾向于权贵阶层的利益。

中国网:如何有效治理这种腐败方式?

庄德水:当前还是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我认为,最重要是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从国际反腐败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来看,防止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反腐败策略和共识。防止利益冲突要求公职人员应该与私营企业主保持一定利益距离。公职人员不要在企业监管中掺入个人的私人利益和经济利益,否则,很容易受到私人利益的影响,以致公共决策、行政行为受到私人利益的影响,产生以权谋私的行为。防止利益冲突是反腐败工作最基本的一条原则。

针对于此,要净化市场环境。当前,我们的政府垄断了过多的公共资源,还掌握了制定市场竞争规则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之下,私营企业主为了能够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往往会采取各种方式对政府部门行贿,甚至收买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现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官商勾结的现象。经验表明,要最终克服官商勾结,需要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国网:中国网:现在很多贪腐案件最初都是通过群众举报、媒体曝光、网络反腐,或者是通过二奶举报、妻子举报的方式反腐,才受到重视的,这样看来监管就显得有点尴尬。很多群众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纪委在贪腐官员身边却没有发现?

庄德水:现在群众对纪委赋予很高期望,但实际上纪委工作人员数量是有限的,工作精力、工作时间也是有限的,想单独依靠纪委力量去惩治腐败是存在难度的。而且,腐败本身具有隐蔽性,难以被发现。反腐败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和合作。

中国网:8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其中提到了改革党的纪检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

庄德水:新的五年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要改革纪律检查体制,并且要对纪委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要改革纪检体制,应该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要解决纪委权限问题。根据现行党章,纪委是经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在法理上是一个跟党委并列的委员会。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纪委是“低于”党委的。尤其处理党委委员时,必须经党委会同意。

现在很多学者都希望纪委能够成为独立机构,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样运作,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想法。香港廉政公署不属于公务员系统,与公务员系统不存在利益上的瓜葛,而目前我们的纪委干部属于公务员系统。我们虽然对纪委赋予很高的期望,希望纪委能够查处要案大案,充分发挥监督作用,随时监控每个官员的日常行为,但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的。纪委现在还没有解决好独立性问题,反腐倡廉的工作机制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很多时候纪委办案需要党委来批准。纪委的财权、人权控制在同级党委手里,怎么可能对同级党委进行监督呢?

另一方面,从整个纪检体制的运行情况来看,很多地方纪委书记,包括纪检干部本身也存在腐败问题。可以说,纪委仍是行政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很难脱离原有体制的负面影响,包括官场文化环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基层政府很多纪委书记并不是专业的。在人事任职方面是出于工作安排需要,或是出于提拔干部需要,才把某个干部安排到纪委书记的位置上来,这并不利于加强纪委本身力量。

中国网:很多群众有这样的感觉:纪委监察机关好像什么都管、什么都参与,但好像实质作用并不大。这样的情况应该从何处着手改进?

庄德水:一些地方的监察局局长也向我表达过类似的苦恼:天天忙着招投标,忙着开协调会,政府什么事情都需要监察局领导出面、纪检监察人员参与,实际上起不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真的去参与决策和参与监督是很难的,所起的最大作用可能就是“背书”。

其实,这需要纪委职能的明确定位。十八大以来,我们看到中央纪委对内部机构进行了调整——旨在强化办案的力量。一方面,增加两个办案室;另一方面,把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与此同时,还把不该管的事情撇出去或淡化,比如绩效评估、行政审批等职能。这些应该由其他政府部门负责的事情,纪委不应该直接参与。

另外,在新的惩防体系工作规划征求意见稿里有这么一句话——要加强对监督者的监督。这个所谓的监督者,一方面是指纪检监察机关本身;另一方面也指一些具有监督职责的部门,比如具有财政监督职能的财政部门。纪委可以监督财政部门是否履行了财政监督职能。这样,相对来说,纪委显得比较超脱。权力行使应有一个合理的界限,否则的话,纪委什么事情都管,结果什么事情都管不好。

中国网:十八大以来,已经先后有九位高官落马,也许在他们开始踏入工作岗位的时候,也有着远大的理想,但在为官过程中逐渐就变了。是否有一些办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微杜渐?

庄德水: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纪检监察工作,还涉及到组织工作。以前对于领导干部的“59岁现象”比较重视,我们认为领导干部在59岁的时候容易犯错误、容易腐败,因为他要退休了,怀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想最后捞一把。后来我们发现,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到了40岁左右也容易发生腐败,因为这个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并且干部本人也处在升迁压力期,所以他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经济补偿和支持,这个时候容易发生腐败;再后来我们又发现,30岁左右的干部也容易发生腐败,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学历高、见识广,也经历一些基层锻炼,但恰恰就在刚刚掌握一点权力,还没有找到怎么运用权力的时候,受不良心态和官场环境的影响而产生了腐败。所以说,腐败发生其实跟领导干部的年龄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在腐败文化比较强盛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官员想保持独善其身是很难的,尤其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人会更难,因为他从下级到上级,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他们中的有些人起步于普通的工人、教师岗位,按照以前的说法,都是一些根正苗红,思想很纯的人,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一些不良官场环境的影响,逐渐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他们之所以腐败,除了个人原因外,还跟我们的官场生态环境相关。官场上有很多所谓的“潜规则”,不按潜规则去做事,官员很难获得个人升职空间。

所以说,预防腐败是一项综合性工程:一方面,要关注官员个人心理因素的变化,因为官员腐败有一个心理渐变的过程,可能刚开始时是一种失衡心理、攀比心理,甚至是一种滥权心理,在这种不良心理的支配下,逐渐产生腐败行为,甚至产生“以贪腐为荣”的虚荣心态;另一方面,要完善干部选拔和任用机制。我们不能在少数人中选少数人,更不能把干部提拔沦为权力分赃的工具。更重要是要任人唯贤,让更多的清廉干部、老实干事的干部,而不是溜须拍马、左右逢源的人获得升迁的机会。如果老实的人当不了官,清廉的人也当不了官,说明我们选人用人机制存在问题——没有形成一种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用人选择权掌握在个别人手里,这些“个别人”的行为作风会影响整个单位的形象和风气。

中国网:现在的体制框架下,在官员财产申报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工作?

庄德水:单纯从学术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体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相关的财产申报方面的制度规定。比如2010年,我们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县处级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定期申报个人有关事项,包括个人婚姻变化情况、子女移居国外情况等。在执行过程中,这些制度效果仍不突出,因为我们对报告事项的真实性没有定期的检查机制,也没有相应的惩处机制。

我认为,现在官员财产申报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可以说,现在要求相关部门马上制定出具体的财产申报制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理论问题已经解决,包括申报主体、申报程序、申报方式以及申报处理。

现在,能不能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第一,要看到底决策层有没有推行财产申报的政治决心;第二,要明确推行财产申报制度的政治时机;第三,要完善推行之后的各项保障措施。

中国网:跟进的保障措施指什么?

庄德水:比如申报信息使用制度、滥用申报信息惩处制度等,这些都是基本的保障措施。另外。还有技术方面保障措施,比如房产信息、金融信息的全国联网。

中国网:刚才我们谈到网络反腐的问题,您认为民众参与反腐败是一个好办法吗?

庄德水:网络反腐的兴起,一方面说明我们社会在进步,反腐败观念也在更新,而且反腐败工作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透明度。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我们的反腐败渠道还是比较少的,大家只能利用仅有的网络平台进行反腐败。但必须要注意到,反腐败问题最终要在线下解决,网络只是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在理论上,反腐败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反腐模式,即利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反腐败的工作,这是我们当前所采取的反腐败模式。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优势,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这种模式最大优点是能够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廉政资源来进行反腐败,并且迅速处理腐败问题;但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比如容易产生一些反政治效应。另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反腐模式,即依靠社会媒体、公民团体甚至公民个人的举报监督来推动反腐败的发展。从国际反腐败经验来看,反腐败单靠政府力量来反腐败是存在现实困难的。从当前中国国情出发,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把社会力量吸纳进整个反腐败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排斥。

中国网:民众通过网络反腐,这本身是否存在一些问题?

庄德水:当然,民众通过网络反腐败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目前,我们的网络文明水平还不够发达,整个网络的法规建设还比较滞后,网络灌水现象、造谣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网民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获得信任需求,就通过网络平台来发泄情绪,甚至连一些正常的社会问题都会被故意放大,甚至上纲上线。有很多事情本来是虚假的,但网民也会站在不信任政府的角度进行批评,甚至对政府发布的真实信息也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这种公正性焦虑对网络监督是一种伤害。

所以说,要提高网络监督水平,不仅要依靠政府的监管和疏导,把网络监督吸纳入反腐败体系,而且网民群体也要加强自我教育,提高理性水平。简单地说,网民要珍惜并合理运用好网络监督权力。目前,政府部门也好,社会公众也好,都还没有很好地理解网络空间的意义以及它与现实生活的融合关系。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其实都还没有做好如何发挥网络空间作用的心理准备。

中国网:很多贪官落马之后,经常听到他们会利用制度漏洞来做自我辩护,怎样才能打造一个让人挑不出毛病的制度笼子?

庄德水:拿制度漏洞作为借口为自己罪行开脱,本身是站不住脚的。大家处在同一个制度背景内,为什么有些人腐败了,有些人不腐败呢?这值得深入思考。贪腐跟贪官本身的人性包括他的思想素质是相关的,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归结为这些因素。不可否认,制度问题是腐败发生最重要的根源。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制度还不完善,这给官员进行权力寻租提供了巨大空间。一些制度本身存在漏洞,有些人不经意间也会造成腐败。

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有新的共识:即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新的惩防体系工作规划也再次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特别要加强权力运行机制的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是十八大以来一个比较流行的反腐败词语,这句话无疑抓住了反腐败的本质核心。

从世界各国的反腐败建设成就来看,很多国家在社会转型期腐败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但它们经历过长期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发展,逐渐使整个社会环境得到改善,从而使整个反腐败法规体系得到完善,在这个基础上使腐败的空间变得非常小,逐渐消除了腐败。

打造制度笼子要把握两条原则:第一是公开。只有保证社会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才能使腐败行为随时受到监督,并且使一些苗头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第二是分权。从腐败本身发生情况来看,官员权力过于集中是一个症结。正是由于权力结构分化程度不够,加上传统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我们才会陷入制度性腐败。

反对特权可以说是当前反腐败的一项战略性部署。从中国的政治格局来看,一定要警惕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官僚特权阶层会垄断社会大部分优质财富和资源,使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官民之间的冲突更为明显,从而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官僚特权阶层无形之中会拉开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因此,一定要警惕政府被官僚特权阶层所绑架,甚至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中国网:可是特殊利益集团必然不愿意消除他们手里的特权和利益,怎么办?

庄德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利益问题是新政府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改革过程中,没有人愿意自动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当前,我们要真正治理腐败,最紧迫的措施就是反对特权。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官员以更加平等的姿态面向社会公众,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其实,廉政建设有其自身发展规律,这是人类社会所无法阻止的。民主、平等、法治、公开,这些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成果,我们必须朝这些方向努力。反腐败应该尊重人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成果,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采取切实可行的反腐败策略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