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旗：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著名海外女作家《哈佛之恋》的作者王正军老师，中国华侨出版社世界华文文学出版中心主任、《哈佛之恋》的责编崔卓力老师，做客“中国女性文化论坛”。这位是我的助理周显波博士。

王正军老师的长篇小说《哈佛之恋》，2004年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之后，当年就获得经典爱情小说畅销书的赞誉。我拜读了这本小说之后，感受是非常多的，真诚地告诉你们，我至少三次，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热泪盈眶。

此书对我内心灵魂的触动，不仅仅在于那个战乱的年代，和曾经历过的那一段癫狂的文革历史。而是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由一个留学哈佛的中国知识分子石森丰富的内心世界，即爱人之恋、母亲之恋、家国之恋，串联起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历史“元事件”，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出国求学、走向世界的坎坷命运史，情感心灵史。可以说，小说记录了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哈佛坚韧奋斗的人格成长史。

我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性格基因，中国文化形塑了他们的人性善、爱情观、家庭伦理观。而且，对小说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反思是非常可贵的。作品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赞颂中国文化精神，反思其文化缺陷。而且，对西方的性自由、开放的爱情观念，并没有视为洪水猛兽，也是从多方面进行思辨其利弊关系，把性自由给自我与他人所造成的心灵与情感伤害，运用心理自省的方式，书写得真实而深入骨髓。小说里的这些内容都给我刻骨铭心的感受。

可能是，因为王正军老师在国外生活几十年，能够以一定的“距离”客观地审视自我与他者的文化，能够以东西方比较的视野，构思小说情节、塑造人物性格的魅力。其中，中国文化精神的善良博爱、浩然正气、和谐之美，生成一种宏阔的文本气场，表现出其极强大的张力。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以您的小说《哈佛之恋》对话爱情，在这样一个物质时代，我们能够坐在一起研读您作品中的爱情书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首先，请王正军老师讲一讲您当初为什么写这么一部长篇小说，写得如此震撼人心？让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此的纯粹与温暖，让所有遇到爱情磨难、渴望得到真爱情的人，心灵都会得到一份慰藉。

王正军（旅美作家）：今天能到中国网参加座谈，和红旗教授、责编崔卓力老师、小周一起探讨一些问题，我不但感到快乐，而且感到非常荣幸。我这本《哈佛之恋》的诞生，是跟卓力的努力分不开的，当时，我一看到封面就觉得特别欣慰，卓力编辑为此设计费了不少心血。书名几个大红字加上银边，然后做了金色的防伪标志，确实与众不同，背景虽然轻描淡写的是整个地球的版图，但是，这里头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侧面形象，那头发就像岩石上的韧草。我觉得特别代表了中国的那种刚毅的、博学的、善良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目光力及四海，心胸开阔，显示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书的封底，是非常强劲的干树枝，托举着蓝天，有一对情侣走向哈佛，这个背景是哈佛大学的大礼堂。并且，选了我诗集上的一首诗，是卓力帮我一起挑选的。我想这首诗可能代表了我在爱情上唯美主义的观点和追求。我给大家念念：《星光》

“不稳定的灵魂/在稳定中求解脱/从不去猜测/天意如何/闪烁/只为了你/为了那不可言喻的/期盼/在层层叠叠的/冥想中/你是我唯一的答案/遥远又遥远/贴近又贴近/颤抖着/是缘/是禅”我觉得选的这首诗，代表了我书中的爱情主题。王红旗：这首诗非常纯粹的爱情至上。可以体会得到，王正军老师内心充满着青春的少女情怀，这可能是所有女人内心的向往吧！王正军：是吧，星光在闪烁，为谁闪烁，只为了你，那是一种充满了爱的闪烁，不管周围的环境，不管一切境遇，一直保持着始终不渝。我觉得这种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否则的话那就是萍水相逢，浮云而过，在心灵中留不下什么东西。今天叫我单独谈谈爱情，我觉得诚惶诚恐。

在开始的时候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有一位好友的母亲她说的一句话启发了我。我是想写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知识分子爱国是一向的，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考验，受到什么样的阻拦，他们都是要回来报效祖国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那时候就急着奔向海外，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紧着回来了，其实他们心中一直还是装着祖国的。那时候我觉得个人的爱情己没什么好写的了！红楼梦一部巨著已经把爱情诠释得无以复加了，林黛玉的一首诗，“眼空蓄泪泪空垂，闲抛暗洒更为谁？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哪得不伤悲。”还有“枕上轻寒窗外雨，眼中春色梦中人”可以了，是吧！

可是就从提笔之后，石森这段与丽达的爱情，就使我欲罢不能了，一直被他们的命运牵着走，一直走到最后。其实石森的爱情也并不是那么简单，那是由历史所决定的！其中我想谈的就是石森经历过两次恋爱，第一次恋爱和丽达，是一种充满了浪漫，充满了温馨，非常甜蜜的爱情，非常缠绵，甚至于丽达当她成为一个面目全非的老太婆时，再次去见石森，还想要穿他送给她的衣服，怎么穿也穿不进去了，她才终于明白自己的青春整个过去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石森又有机会重新和她见面，也算是一个历史的回报。王红旗：我觉得，如果对爱情而言是这样的，实际上可能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内涵，就是东西方文化不同的爱情观，以及现实社会问题。王正军：对，爱情这方面可以谈论的内容特别多，观点非常不一致，这是一个文学上的永恒的主题。凡是你翻开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很少不涉及到这个主题的。又观点各异！你比如说大儒们对女人就有两种相反的观点。孔子对女人是怎么认识呢？他说是“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可是曹雪芹就对女子是另外一种看法了，他说女儿是水做的，见了女人就觉得特别清爽。对女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在爱情上也有特别针锋相对的观点。

那时候台湾出了一本叫《杀夫》，紧接着美国就出了一本叫《杀妻》。我觉得后者的灵感是来自于前者，您写杀夫，我就给你写一篇杀妻。所以如果我们要给读者一个定论，爱情倒底是什么东西，就有点没有自知之明了，应给读者一种想象的空间，或者完全接受你的观点，或完全不接受你的观点，或半接受不接受，都应该受到尊重。

爱情是离不开诗的。我觉得红旗教授，在跟我通电话中说“我喜欢你的文风”我听了可高兴了，我心里想：喜欢这种文风，就意味着可能我们对文学的看法很多都是一致的。她又说：“另外我也喜欢诗”同时给我寄来了她写的两首诗，我也非常欣赏，一个深情，一个灵秀，韵味十足。在爱情诗上，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几首不同的诗。

我有一首题目就叫《爱情》：“爱情/是影子/没有固定的格式/难觅规范的边际/无心欺骗别人/却明知在蒙蔽自己/挣扎/悄无声息/哭泣/难抛泪滴/铁似的跟定你/风里/雨里/用希望的光线/编织一个迷离的故事/缥缈而虚幻/幽深而甜蜜”

这就是说爱情，有各式各样的际遇，你没法给它固定，就像影子，虽然随时都伴随着你，它会跟着你的形影而动，是一种无声的挣扎。因为爱情在开始的时候，矛盾的时候，特别折磨人，必然产生苦涩的韵味。当你真正定下来要结婚的时候，那是最甜蜜的时候，结婚之后又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渐渐的由于生活、由于环境、由于周围的人们的看法的浸渍，就产生了变调，爱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想专门谈谈主人公石森本身经历的两种爱情。他和丽达浪漫、缠绵、美好、心心相印，但我是以生离死别开头的。这就预示了未来他们可能被历史、被环境所淹没。但无可奈何。有的读者在网上引用了我的几句诗：“你枝头摇曳着的/还是心心相印的/深深的默契/你叶脉流淌着的/还是那耿耿执着的/生死不渝”

然后她评论说：有的书中写的爱情特别的美好，特别真挚、善良，可是现代人的爱情不是这样，应该说爱一个人并不是那么简单，可是离开一个人也并非那么容易。但是有的人买卖做的失败了，或者生活遇到了极大的变迁，然后马上就不爱了，不爱之后，马上又去追求新的恋爱，难道这会是真的吗？引用现代的情况来对比了我书中的那些描写。我觉得认识得很深刻，读者的眼睛特别亮。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律师对我说：看了我这本书后，特别是到最后，实在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我想打动生活中充满理性的律师的，可能也是那种真情。

王红旗：这首诗在小说最后第七十六章，拥抱，紧紧地拥抱，以引领句出现，很富有深意。整部小说的结构“悬疑”，情节发展至此达到高潮而真相大白，“爱情”主题得到精神性升华。您描写的石森这段恋情，有着其时代与文化的独特性。

王正军：石森这段恋爱是没法成功的，他得回去看他的母亲，而就在这时候丽达极力的挽留他，因为她知道形势可能会使他们生离死别，当时的情况是解放军南下，中美可能断交！一旦石森回去，这一段爱情肯定就有始无终了。石森作为中国男人，还是非常孝敬母亲的，母亲最后的时刻，就他这么一个独子，他回去是义不容辞的。他明明知道那后果的严重！

他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他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了对他母亲多年进行照顾的女子师范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她也是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勤劳，带有中国女人的那种所有的美德。此时石森因为他心里想着丽达，心猿意马。而宋雯一见他，竟一见钟情，反正对他非常好，他也有所感动，在青春趋使之下，他们同居了，同居了又结婚了，然后又有了儿子了。生活是平凡的，但也充满了真诚。因为宋雯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女孩，她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她对石森的种种言行是既忧虑又想帮他解决，也解决不了，因为石森他不了解党内斗争有多复杂，就是一个傻傻的知识分子，她帮了他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很多忙。这样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好校長，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可想而知，石森在这种情况下，心情是多么痛苦，多么孤寂，多么沉重，他对自己的妻子的爱，己升华到肝胆相照的地步！已经到了坚定不移的程度，叫他再出国他也不愿意，他就愿意守着自己妻子的亡灵过。这又是一种爱情，这种爱情坚实高大，他不是由一时的浪漫产生的，是由生活的点滴积攒而成的，並且更增强了他的爱国之心，这心是有情有意有内容的，他虽然经历了那样大的折磨，你想想，那总整他的严力，当他儿子得了白血病，他在中关村操场嚎啕大哭时，他才体会到做父亲的心都要碎了的滋味是怎样的，石森说咱们还是给他儿子输了血，石森这种人格是特别光明磊落的，他并没有一直纠缠过去，严力怎么整我，怎么想把自己打成右派，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又怎么把他的家庭弄得支离破碎。是因为他说了你们没结婚的时候你妻子就怀孕了，问石森的儿子什么时候生出来的，这个是过去中国人最忌讳的，因此把他的妻子引向死亡，石森既往不咎，大意凛然，是由他善良的本性决定的。

我觉得我想写的是一部历史，但是他们的爱情牵着我的心走。也是我特别关注的，最后就从第一篇一直写到最后一篇，60万字，77章，最后还是以这个爱情为结束的。

与这个爱情不一样的，那就是美国的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史密斯的爱情。史密斯他土生土长在美国，是崇尚美国的自由的。他对恋爱也是如此，他觉得在一个成功的男人，事业之余需要女人陪伴。他一个又一个的去恋爱，他真正的内心世界是什么呢？他觉得每个女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一个一个女人去数落，说她浅薄，她愚昧，她神经质，她罗嗦，她一会儿一个主意，她只懂得打扮，除此之外一无可取，她谈吐如此乏味没有一点新意，她最可恨之处就是嫉妒。我所说的她，是每一个女人。他觉得自己翱翔在爱情的王国里太久了，他也想有一个他自己最看中的，可是他就选不着。而且他还自爱自恋，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冤枉好倒霉，他从来也没有追恋过哪一个女学生，可是那些女学生全是一些给了棒槌就认真的蠢货。他说他们各个像小母狼似的看见大肥羊一样盯着自己不放，特别是索非亚给他写了一大本日记，临走的时候还搁在阁楼里，被别人发现了就传阅，就像索非亚也不过是在她对自己的百般纠缠之后一夜风流，就值得她写那么一大本日记，并且留下把柄。如果这样算一算，女孩子们的日记可以把他整个人都埋起来，那可就能形成文学大观了。然后冷笑一声……

我想揭露的是，所谓的那些如史密斯之流，正是现在姑娘们想要追求的白马王子。事业有成，潇洒漂亮，但他反过来对待爱情是什么态度？姑娘们并不了解。当然他最后也是非常痛苦的结束了他青年时代的恋情。

另外还有几组爱情，有的就跟绕口令似的。我爱你，你不爱我。他爱她，她却又不爱他。就这么碰来碰去，最后也没找到最好的人。还写了一些别的吧，像陆星与张慧之间，那是平平时实实的爱情，但也爱得很深。我欣赏的一种是后来石诚和安娜的恋爱模式，石诚很男子气，他的美国女友，特别贵族的美国女人是又抽烟又喝酒又不用功，所以他力求把她这些坏毛病改变过来，让她真正的变得优秀，变得可爱，我觉得我很欣赏这样的爱情，就是你不要一味的去迁就！让彼此能共同前进！使爱情变得更清新，更美好！就先谈到这儿！特别想听听给我这个书催产出来的责编崔卓力老师，还有红旗教授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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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旗：崔卓力作为《哈佛之恋》的责编，一定有非常高屋建瓴的观点。

    崔卓力（中国华侨出版社世界华文文学出版中心主任、《哈佛之恋》的责编）：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我来的路上跟王正军大姐算了一下，《哈佛之恋》从2004年出版到今年，刚好是十岁生日了。2004年初，我接触到这本书稿一直到操作出版，这中间大概前后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这本书当时在中国华侨出版社来说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事件，因为中国华侨出版社一直是个综合出版社，那一年刚刚打算尝试一下出版文学书，《哈佛之恋》就正好来了。面对这样一本书写中国两代知识分子跨国爱情的长篇巨著，全社上下都比较关注，经过了几次选题论证后，就决定由我来操作出版。我阅读了之后，的确比较震撼。在编辑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被感动。

    对于王正军大姐的创作评价，我想从海外女作家创作的角度谈一下，谈一下她与其他的海外女作家创作的差别，属于她自身的一种特性。

    通过她刚才的谈话和阅读作品，我能比较强烈地感受到作家的那种直面社会现实，直面人生的文学精神。她的那只书写的笔，实际上是一颗滚动着鲜血的心。她所有的表述完全是建立在一种极端真诚的基础之上的，甚至真诚到她不能够用自己的作家的主观来改变一点点。我认为这是王正军与其他海外女作家创作上一个极大的不同。

    我不是说其他女作家在创作上就不是真诚的，我只是说她们表现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可能其他女作家的文学表述会是更高端一些的艺术手法，是更强一些的雕琢功力，而真诚与真实则是王正军作品唯一的支撑。

    这么一部长篇，通过几个人物形象就把中国波澜壮阔几十年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生活历史当中的大事件捞出来了，就这么湿淋淋地捞出来了，然后把打捞出来的生活很真诚的很原始的推到了读者的面前。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功力和她的这样一种手法，才使读者得到了一种特别意外的感动。这种感动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感动，也是对作家心灵的一种感动，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做这么一个比较。可能对别的海外女作家我们更钦佩于她的创作结构手法及其语言的魅力，我们可能更欣赏这些给我们带来的阅读快感，但是如果真正的让我们一头扎进历史，扎进社会，扎进生活，扎进人的心灵当中去体会那种撕裂那种情感，甜蜜也好，悲伤也好，最后的心碎也好，则是《哈佛之恋》选择的与读者相遇的方式了。我觉得从王老师的创作当中，我们能心贴心、肺贴肺地感觉到作家所书写内容的一种存在，而不是在中间隔着一种作家的身份！

    王红旗：我在读小说的时候，和您有很相似的感觉。我把王正军老师这种写作的个性，归类为“原生活语态”。就是说在她的小说里，生活就是小说，小说就是生活。原生活语态，一方面，是从结构上而言的，您在写史密斯的时候，把那几个原来跟他谈过恋爱的包括索非亚、珍妮、琼斯等，对他这种以性自由游戏爱情的行为，写出了有关于他小说，插在小说里面，这种小说套小说的构思很巧妙，让你感觉到小说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小说。另一方面，是说您没有更多的雕琢小说的语言，那些生动精彩的细节表达，比生活还要真实，又让人为意想不到的绝妙而震撼。比如，就在史密斯与中山理惠将要举行婚礼之时，琼斯小姐寄来一个“无价之宝”的包裹，而毁了这场婚礼。“那是一个圆柱型的大玻璃瓶，瓶口用蜡密封，福尔马林药水中泡着一个早产的五六个月大小的婴儿。圆圆的大头，紧闭的双眼，高高的鼻粱，小小的拳头，弯曲的双腿，佝偻的身体。静静的，被永远地禁锢在这死亡的不腐的空虚中，可以清清楚楚地分辨出这是一个男孩，他紧握的拳头好像在控诉这世界的不公平，为什么还没有出生，就被父母遗弃。” 这个史密斯自我反思的细节，不仅让他检讨自己性自由的爱情观，而且将其为之背负终生的痛苦忏悔。您怎么会想起用这样的细节来表达，

    王正军：这个您知道从哪来的吗？原来有一个生物老师，她也是很认真负责的，那时候有的女老师流产，她把真正的婴儿，一个一个直到八个月的都给装在玻璃瓶里，用福尔马林药水泡起来，然后让学生看这孩子是怎么发育出来的。可是对我来说震撼特别大，我觉得太残忍了，那个小孩弯曲着，而且还看得出是男孩子，长大后就是一个大小伙子。我说虽然这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可是你别把这些真实的婴儿，就这么赤裸裸的永远地泡着呀！让人看了好难过，好难过！所以写到史密斯这地方，很想狠狠地惩罚一下他一个一个恋爱，对爱情十分不恭的态度，突然的一个意象，迎面而来，应该让他尝一尝这种苦果。 

    王红旗：我突然明白，您把自己生活中所遇见的真实，巧妙地移植于史密斯人性的反思，让他抱着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他的儿子，在锥心的疼痛之中醒悟。同时也是对西方普遍存在的性自由观念的深刻批判。我刚才说的“原生活语态”，还有一层意识，就是对“元生活”的升华。而且一个国际视野上嫁接式的升华，真难得。卓力用的“湿淋淋地捞出来”，很好。

    崔卓力：毋庸讳言，《哈佛之恋》的情感表达方式，在“戏化语言”的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古典手法了，但这不失为一种属于王正军式的经典。在许多真诚的创作被嘲笑为痴颠的今天，在所有的读者都在与作家一起玩弄文字游戏的时代，我特别想为如王正军大姐一样坚持，用心灵写作的作家们深深地鞠上一躬！

    作家高超的文学化的臆造工艺，使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变得特别的扑朔，作家笔下的生活根本就不是实际的生活。

    王红旗：概念化，赚眼球，文学市场化，造就了一批这样的所谓的作家。

    崔卓力：对，包括我们文学的延伸作品，影视大多都存在这样的状态，完全是一种工艺产业模式了。

    再说一点：《哈佛之恋》虽然讲述了几对恋人的故事，但事实上作者也成功地完成了一种情感转换——即由个人的小爱到国家民族的大爱的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的社会厚度和历史厚度就已经有了，就不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那种简单的感动、流泪，它会带给读者一种为民族为国家而担当的道义认知：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受摧残的时候，个人的情感不可能是美好的，不可能是完整的，只能是支离破碎，只能是有始无终，只能是半途夭折，只能是留下一个很残破的记忆——

    所以我觉得作家的这种眼光是非常有理性厚度和社会人文厚度的，是一部大作。这本书在20O4年出版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中国华侨出版社在当年的图书订货会上重拳推举的一本书，我们做了大的易拉宝，我们请我们的作者去签售，我们做了很好很好的推广。

    王正军：每一个细节都想到了，做到了。

    崔卓力：然后从包装设计上，包括整个工艺质量上我们都做了顶级的努力。第一次采用了特种纸封面，不惜成本地把这本书做成了一部大书，实现了能配得上内容的外包装。今天看来，我们这本书拿到手里还不觉得它很老旧，刚才王大姐对于封面的设计也进行了她的诠释，我觉得也深化了我们设计的意义。

  王红旗：《哈佛之恋》出版10年再版，当然有它独到的价值。把它定位为“当代经典爱情畅销书”，出版社从图书阅读销售市场考虑的更多一些。“经典爱情”当之无愧。我前面讲到，您是“由一个留学哈佛的中国知识分子石森丰富的内心世界，即爱人之恋、母亲之恋、家国之恋，串联起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历史‘元事件’”。其实，是您以文化历史的厚重、对家国的一往深情，托举起了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爱情”。

    我觉得，《哈佛之恋》的这个“恋”还不仅仅是爱情，石森与丽达的恋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思念中，酿成经典爱情的醇酒。在小说结尾，两人在失恋之地罗德岛以紧紧拥抱共享其甘甜。石森与宋雯的婚姻在共享生活苦难岁月的过程中孕育了爱与责任，夫妻之间如此心贴心。更有意思的是，石森的儿子与丽达的女儿的恋情，仿佛有一种超验的力量引领他们要完成上一代的心愿似的，可谓神奇性的经典。

    如果说《哈佛之恋》对于当代世界华文文学的贡献，还应该值得关注的是，在不同心理形态的“东女西嫁”成为风潮，小说逆潮流而动，讲述了两代“西女东嫁”或者说“西女东恋”的爱情故事，重塑了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伟岸的精神形象。请问此时，您为什么会去写“西女东嫁”或者说“西女东恋”？

    王正军：因为当时我觉得中国的男子汉是顶天立地的，他们不但慷慨，大方，而且勤奋好学，成绩优秀，特别在哈佛大学，看到的中国学者，更是如此，有些中国女人嫁给西方人，最不习惯的就是AA制，他们小气得很，甚至，家中的用水用电煤气房租都要平均分摊，相比之下，还是中国男人有魅力，为了石森这样的人，我当然会写“西女东恋”了。

    王红旗：小说还在比较中书写了好几对母与子的关系，更是感人至深。比如，石森与母亲，石森的母亲因为脚长得大，经常被做乡间郎中的父亲打骂。父亲去世后是母亲艰难地把儿子抚养大。尤其是，当母亲拿着从亲戚邻居家借来的钱送石森去上学的时候，船已经离岸了，母亲晃着钱袋的喊声，感动了艄公，艄公调转船头回来，让母亲把钱袋递到石森手里。石森望着母亲的背影流泪了，我读到这里老泪横流。我想到1978年母亲送我上学的那一幕，如此相似，如此灵魂相通。这就是中国母亲的母爱精神力量。这样的经典细节，一下子解开了石森中国式的“恋母”情结，石森为什么能够放弃热恋中的女友丽达，必须回国看望重病的母亲，为什么儿子“恋母”胜于爱情。从而，使石森的性格塑造有了更真实的生活与情感的根基。从母亲象征隐喻的层面而言，也是对祖国母亲的依恋。也就是说，石森回国之后经历了种种政治磨难，却坚守科研，成果卓著，遭遇政治迫害，为报效祖国而无怨无悔。全方位塑造起了石森丰富的内在性格。

    比较一下史密斯与母亲的关系，他的父亲在他5岁时就去世了，母亲经常骂他，怨他，因为你，我就不能去跟那些男人们更好地谈恋爱，你干扰了我的生活。而且从小他想学就学，也不管他，母亲嫁给一个那样的父亲就更不管他了。史密斯的性格缺陷，与其儿时的母与子关系有极大影响。

    还有一对母与子的关系，是哈佛大学的威德纳楼图书馆，您写威德纳楼绝对是有目的性的，从另一个方面，是在书写西方的母与子之间，不同的母爱方式。这样的构思给人的感觉，每位人物形象的性格，都不是空穴来风，是有生活根基和母亲的爱滋养的。你也一定是位非常善良有爱心的母亲。

    还有两对母与子形象，就是宋雯与石诚，张慧是她收养的女儿也能视如己出。表现了中国母亲美好，博爱的人性。丽达与女儿安娜之间的母女关系，因为丽达一辈子不幸福，她尽管嫁了一个大富翁，但是她并不爱他，心里头一直装着石森，她的不幸福的家庭生活，也造就了丽达的另外一种性格。当安娜见到石诚，两个人似曾相识，这种传奇的细节，也是特别引人思考。母与子的关系描述，不仅是对母亲形象的升华，而且揭示了这几位男性形象为什么会生长成执着与坚韧、浪漫与多情、忠于爱情与家庭的性格，原来是出自于母亲的教诲。

    而且，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母亲、恋人、妻子，无论是情感世界，还是生活当中，她们都是独立的、勇于担当的，如“大树”般。如果说女人是水做的，她们都像是能够以柔胜刚、化解苦难，与男性同舟共济，驾驭生活之舟前行的智者。

    这实际上是您的女性意识、母性意识无意识的迸发吧。请您谈一谈这些人物与您生活中的真实关系。

    王正军：我的母亲给我的印象极深，她历经苦难把我们五个子女带大，养育成人，她的慈爱，坚强，一直鼓励我们向上，自强自立，她的精神成为我们生活的楷模，所以写起母亲来，絶对有感情，试举一例：唐山大地震时，我先生去西藏科考，不在家，母亲和小妹住在我家，当时儿子只有5岁，北京中关村科学院的宿舍大楼也有强烈震动，我小妹先醒，大喊地震，跳起来就本能的往外跑，我听了也本能的往外逃，当时真的忘掉了一切，刚跑到门口，就听我妈大喊：抱孩子啊！这句话一下提醒了我，回头就抱孩子，等抱起了孩子，忽然又想起了妈……母亲的形象永远会在毎个人心中留下极深刻的印像，所以写了很多种不同的母爱，谢谢你读的如此仔细，每个字都咀嚼过，都读过，都思考过。

    王红旗：让周显波博士谈谈他的想法，他对作品阅读非常仔细，而且常常有很多新的看法和见解。

    周显波：王红旗老师过讲了。刚刚您是从母亲和孩子关系入手切入、解读小说，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角度，抓住了《哈佛之恋》这部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点。我觉得从小说里孩子的这个角度也给我带来很多的思考，即历史转折关头，受惠于传统文化的子女对个人前途、家国关系的选择和立场等也是解读、理解这个文本的一个重要角度。因为刚刚作家说她在作品中主要写的是历史，我也确实能感觉到作家的这种对历史整体的把握和探究的强烈冲动。这从小说的历史感和历史细节的精致的处理方面就可以看出来。

    《哈佛之恋》从传统文化下一个普通家庭的儿子的角度来反映、折射历史我觉得比较新颖。因为我们来重新回顾20世纪这段历史的时候，似乎有这样一个印象：在美、在欧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是因为爱国所以才回国，很多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书写的。但是读《哈佛之恋》的时候我发现作家有自己的历史处理方式，就是主人公石森他不仅是因为爱国而回国，他首先是因为爱母亲他才要回国，他是因为要尽孝道才要回国。所以，石森作为留美学生，他的回国既是很个人化的，又是非常依循中国传统的，是家庭伦理秩序对他的召唤而进行的选择。作家的这种处理方式让人印象深刻。从今天逐渐曝光的许多史料中我们的确也能看到有部分知识分子在海外徘徊、游移之后之所以选择回国和最终回国，是有个人的因素支配的——我想这是大历史提纯化书写之下被遮蔽、被遗漏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中石森回国的理由既可以理解，又非常可信，这种书写丰富了历史书写的方式，同时还原了知识分子面对历史选择时的多种元素、多种的状态和复杂的心态。

    《哈佛之恋》具有很多、很丰富的细节，读完之后丰富了我对于当时那种历史的想象和历史的认识，比如说八十年代民众赴美签证的故事。我在采访提纲里提到了，我觉得这个签证的故事是特别典型的场景，很富有戏剧感，这只有当时亲历80年代在领事馆、大使馆签证种种经历的当事人才能够写出来。这里，我用两个词——“磨难”和“戏剧感”来概括。可以说，这个签证场景和80年代、90年代许多文本形成了互文性关联，包括一些文学和电影文本都能够形成互文式关联，比如电影《大撒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等。这一类作品保存和还原了历史细节，再现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要去国赴美，或者到欧的种种心态和心路历程，以及充满磨难和戏剧感的场景。

    《哈佛之恋》的第二个特征是，有气魄和力量，作品首先的气魄来自作家本人。那么作家书写的历史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从1940年代一直写到了世纪末，这样的一段历史，以及对这样一段历史处理和想象的方式都能够显示作家一种历史概括和想象的野心，同时还非常考验作家实力。因为这段历史不仅涉及到中与美的历史，还涉及到中国国内的历史。我注意到《哈佛之恋》里写到了很多很难把握的东西。《哈佛之恋》书写了一种大历史之下的伤痛，写出了一种创伤撕裂和愈合过程里所带来的疼痛。还有，小说对人物的心灵所经历的磨难也是一种有气魄和充满力道的把握。《哈佛之恋》对人物的把握是从传统文化角度、从民间角度来做的。比如主人公石森，他从美国到回大陆，面临着与恋人分离，他的理由是要回国向母亲尽孝。作家在这里塑造的石森，就像传统叙事作品里的男性主人公一样，要面临孝与爱之间的矛盾的抉择：一边是美丽的异国恋人，一边是国内的母亲。他最终做出的选择是屈从传统、回归传统伦理秩序。

    崔卓力：实际上任何情感最后都要屈服于现实。

    周显波：是啊。《哈佛之恋》人物的选择服从于感情和现实，这一点看起来非常朴素，但又特别真实。

    崔卓力：屈服于现实。当下时代，许多真实就是梦，而许多梦又是真实的。王正军是一个活在她自己的梦境中的作家。十年前，从这本书开始我们俩已经成为莫逆之交，所以她整个的心路历程包括她的情感历程我都是很熟悉的。所以我赞成红旗刚才说的：她的气魄是真诚的，而真诚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周显波：因为真诚才能有心灵的、情感的真实、深度的真实和能引起共鸣的真实。刚才王老师谈这个作品好多有原型，我听着很惊讶，我以为都是您虚构的和想象的。

    崔卓力：不是想象，是真实，要不我说都是捞出来的，她真的是锅里有。

    周显波：所以在做采访提纲时，我就在想：《哈佛之恋》许多片段是很戏剧化的，是不是作家向壁虚造和想象的呢？所以我在采访提纲里特意记录下了这一个疑问。

    崔卓力：不过你考察得特别全面，的确是。

    王正军：你就说领签证那一段吧，你是不是觉得特别逗，可是那是真的，那都是真事。因为我一直在中关村生活嘛，有一个小孩被沙子埋了，我觉得安全由他们工程队负责，因为沙子不卸干净就走了，不负责任，然后小孩去玩，就埋在底下了，我还见过他的妈妈，我抱着孩子回中关村，到了那已经末班车了，一个40多岁的女士在那特焦虑的等，我也是好心，我说你别等了，这是末班车不会有车再过来，你等谁也不会来了，天很晚了。她说我找我儿子，我儿子不知道怎么没回来。我说那是不是上亲戚家了，你别着急了，等着也没用。等第二天第三天就听到了消息，在那个沙子堆的底下就埋着她的儿子，先露出一个小孩的小手，然后整个孩子出现了。……我写到这儿的时候特别动感情……

    现在，我想写写儿童小说，因为我也对儿童充满爱，我有一个孙子孙女，给他们念念我的作品，也是一种快乐，不要让孩子的成长总在一个虚伪的环境中，这样长出来的孩子，到时候禁不住风浪的考验，所以我觉得我这本书确实得有一个背景，眼前出现真实的背影，我才写得下去。

    崔卓力：而且得益于王老师的这本书，其构思过程和创作期间都是在美国，如果她是在国内的话，我估计就拿不出来了。

    王红旗：对，很安静的原汁原味。

    崔卓力：她会受国内好多创作思想和价值观的干扰。

    周显波：海外写作就相当于一种孤岛写作。作家身处海外语境，对于当地文化来说，作家的写作行为是座孤岛；作家在海外用汉语书写，汉语成为作家逃生的孤岛；因为孤悬海外，文学成了边缘中边缘的个人事业，也是孤岛……这种孤岛写作一方面很少与外界沟通和交流，另一方面完全变成了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志向。

    王正军：也没有什么压力。

    周显波：所以海外作家一拿出来往往就是令人惊讶的大作。

    王正军：都是写好长时间的。

    崔卓力：我可以透漏一下吗？王正军大姐刚刚完成一部儿童科幻小说，儿童科幻对于她来说是跨度非常大的创作，这也来源于她的生活，她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外孙子和外孙女——香香、帅帅两个宝贝。她每次回国都要跟和这两个孩子在一起。这一次，她把刚写完的科幻小说读给他们听，想看看新作能不能进入儿童世界，能不能让他们感兴趣。她这个作品我觉得构思又是很奇特的，不同于现在一些普通的儿童读物和科幻小说，她试图在科技高度发展,由电子信号构成的一个缺乏温度的社会里，加注一种人性的正义，道德和善良。她想在这个思路里做一 次挑战性的咬合，这将是我们又很期待的一部作品。

    王正军：另外就是说诗和小说常常是分不开的，我觉得情书写信虽是过去的方式，现在都是电子邮件，但很人性化，我写过一首诗，这是我的一种理想的爱情《信》：

    “多像一方小小的手帕/叠起来寄给她/但愿能为她擦去/心窗上的冰花/眼角上的泪花/在她那如墨如云的思绪上/系一朵蝴蝶花/让欢乐永远跟着她……/这是一方小小的手绢/能为她掸去记忆里的尘沙/假如生活的荆棘刺破了她/她也能把那流血的伤口包扎……”

    崔卓力：没有真正爱过是写不出来的。

    王正军：另外我也看到现在生活中年轻人有很多不幸的婚姻，所以我也写了一首《春光》：

    “年年/辞不达意的来了/又辞不达意的走了/任飘飞的柳絮/挂上眉梢/载着千重烦恼/到底/想说些什么呢/想说/一厢情愿是错了/两相情原也是错了/人人情愿的事也未必就对了……/那么/最后的一句话呢/我惊诧的倾听/竟是/将错就错吧”

    现在很多人的婚姻怎么着都不对，金童玉女，门当户对，到后来就都分东离西啊，现在离婚率又那么高，我说你不如再想一想，将错就错的过下去。可能会引起许多不同的争论，说我不愿意错，可是现实不可能使你一定要找到特别圆满的。

    王红旗：宋雯不就是将错就错吗。但是，生活让他们在婚姻中爱的如此肝胆相照。

    周显波：《哈佛之恋》有种别致的古典情怀。您读的这首诗刚也是非常古典化的，这种诗情很难得，因为今天浮躁的环境令人很难再有古典诗情并写出古典的东西。您的写作就是古典式的。

    崔卓力：那种爱情形态也不可能再有了。

    王正军：现在跟过去是真的不一样了。

王红旗：王正军老师很真诚，小说里的爱情很纯粹经典。在爱情变得越来越物质化的今天，小说中坚贞的爱情，其一，都是精神与智慧结缔的真爱，与物质财富无关。其二，即使是母亲之命的婚姻，爱得也如此衷心赤胆。因此，我永远相信世上有真爱，真爱就在心里生成。但不意味着不会变，拥有真爱情的能力，需要善良与修行，真爱是一种艺术。我理解，王正军老师也有一种呼唤真爱的意图吧。

崔卓力：现在的爱情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事件，一件家族中必须办的事。

周显波：一面是爱情的游戏化、肉身化；另一面是爱情又变得非常的稀缺。比如在涉及婚姻的所谓爱情上，人往往又变得特别的理性，情感变得不再是第一位的。仿佛要拿着一个复杂表格在冷静研究对方，上面列举有很多条件和标准，要对方一一符合心目中的标准。这种标准是高度物质化的、充分量化的，甚至是商品化的和排斥情感存在的。比如当今流行的婚恋标准：什么有车有房，父母双亡——这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又在许多人看来是绝对逻辑合理。

王正军：还有什么高富帅，白富美之类的。其实要说高富帅史密斯是最高标准的了，但是他内心怎么想的，找不到真正心爱的人。

崔卓力：今天，我们用这种方式给《哈佛之恋》过了一个十岁生日。

周显波：我觉得这部已经十岁的《哈佛之恋》构思也很精巧，它借鉴了通俗文学的写作方法，比如说一只翠镯，是从头到尾最后成了相认的一个关键性道具。这样构思方法很精致，把叙事打造得完整，又非常具有视觉化效果，仿佛看电影一般。此外，从叙事角度，小说也通过翠镯等物象串联起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爱情、命运纠葛。这样的构思方式是比较精巧的。

王红旗：翠镯不仅把两代爱情串联在一起，而且，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象征隐喻，翠镯象征纯洁美好的爱情，这个爱情是广义的，翠镯传递着一代一代的爱情，翠镯在，爱情就不会泯灭。

王正军：将来你们都去罗德岛看一看，非常美。

崔卓力：2012年她和先生开车专门带我去了美丽的罗德岛。

王红旗：王正军老师说，小说里有些事件就是真实的生活，请谈谈您和丈夫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与《哈佛之恋》的关系？小说里80年代初留学哈佛的中国第二代知识分子，是不是就有你们两个人的影子？

王正军：意思是说说我自己的爱情。石森有很多是我先生的素材，但我先生去年，2013年12月15日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一想起来就特别难过。

我先生就跟石森似的，非常刻苦，也很努力，从北大毕业以后就到了中关村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直搞科研，反正家里的事他也不是管很多，晚上9点多才回家，托儿所有时候就剩下我一个孩子，别的人给接回来。他去年本来还是好好的，然后心脏病发作，突然就离去了，所以这半年多都是不能想到这件事，一想到这件事特痛苦，人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发生争执，为小事，为一句话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就能吵起来，可是当人真正离开以后，我就觉得几乎把他一辈子的好都想起来了。因为都是生活中实在的事情，就这半年多来，我儿子带我回来，说让我散散心，上柬埔寨去一趟，我坐上飞机，本应该很高兴的事，一路掉眼泪，一直掉到宾馆，我挺想我先生的，就是生前看不到这些好，感觉到特别悲痛，想起他各式各样的对自己的关爱。

王红旗：改革开放以后，他是最先走出国门到哈佛去的？

王正军：对，他是1983年5月份，后来我1984年去的，他的论文在地球物理学报发表，被哈佛的吉姆锐斯教授看到了，邀请他过去，这也算是很幸福的事。他那天穿的什么服装，怎么签的证我都记得，记得很清楚，然后过了一年，我的一个哥哥还来信说你就这样把鸿庆给放走了，你要小心他一定会对你变心，将来把两个孩子一甩，你怎么生活什么的，说了好多这样的话，当然是为我着想，也是好话，但是我当时想他不会的，即使退一万步讲，我也是一个教师，我也能养活两个孩子。

王红旗：你那个时候在清华大学附中。

王正军：在清华附中。果然离开之后就又开始写信了，变成了第二次情书，然后就把我接去了，接去以后呢，我就接触了很多中国去哈佛的留学生，知识分子，他们那边很多人都讲说了怎么签的证，都是真的，然后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就谈到家里的很多事情，所以我说我得写。谢谢你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觉得你们这个刊物，论坛，真的对于海外女作家写作是一个特别的支持，一般海外作家都很艰苦，因为她有一份本职工作，都是用业余时间写作，而且还不知所终，如果发表不了，碰不到卓力这样的好编辑，就算完了。多少年的辛苦就算没了，所以真正爱文学的人，才肯于动笔。

周显波：这是一种不问结果的写作。

王正军：讲得好，不问结果的写作！

周显波：没有直接功利目的的写作。

王红旗：当年弃家赴美也是追随爱情去的？

王正军：对，两个孩子先放在中国了，后来才把他们接去。

崔卓力：2012年我到哈佛大学，我们俩在哈佛大学新校园门口的咖啡馆里坐着小歇，她对我说：当年她和她先生经常坐在这个咖啡馆里畅谈。看见她眼睛里流溢出来的神采，我说：大姐，我们不说话了，就这样静静地，好吗？

王正军：对，去过很多次！就是想把他写出来，要首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了，另外也应该对得起大家，让人家看完以后别觉得你言之无物，浪费时间。

崔卓力：她先生过世之后，这么一段时间，她完全是用写作来排遣伤痛，我都非常吃惊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王红旗：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怀念他的方式，但是，我还劝您用你的写作怀念你的先生，可能是他最希望的。你应该是一个非常坚强、内心很强大的人。因为您塑造出了那么多内心强大的人物形象。

周显波：有时候做一些非功利的事情，可能结果是出人意料的。而且王中军老师写作资源是非常难得的，她的这种经历是许多人所没有的。

王红旗：今天的论坛快要结束了，我们就请王正军老师用一段话概括一下您认为的“经典爱情”作结束语吧。

王正军：我想告诉年轻人的就是说你要珍惜现在的感情和生活，一旦失去了，就找不回来了。有时候老想他要再回来多好，再也回不来了。我觉得挺不好意思，而且感情特别脆弱。母亲的爱情那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比得上的。

王红旗：非常感谢王正军老师，感谢卓力，今天在一起为《哈佛之恋》过了一个十岁生日，也是跟王老师一起来探讨了文本中的爱情和她人生中的爱情，真的很受益。

崔卓力：感谢红旗安排这么一场生日宴会，我还是第一次给一本书过生日。

周显波：新作大概在什么时候问世？

崔卓力：现在正在给出版社看，要完成一个系列的，刚写完第一部，构思挺庞大的。

王正军：儿童科幻，我也希望能早日问世，早日诞生。

王红旗：期盼我们再次相聚，在这里研讨您的新作品。再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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