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对外传播别丢了“中式命名权”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春节期间一条关于英语国家如何翻译中国羊年的微信很火，意思是英语中没有“羊”这个名词，只有山羊、绵羊等，如何用英语表达中国羊年，难煞了外人。虽然貌似只是一个名词使用的问题，但其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文化现象。

随着包括“春节”在内的许多中国名词变得更具世界性意义，以及中国在各行各业中出现许多标杆性名词，中国独特的东西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名词本身就会作为一种标杆为人所用。例如，法国总统奥朗德2013年在上海与学生对话时说，上海叫“东方的巴黎”，或许有一天巴黎也会成为“西方的上海”。近年来，笔者也注意到国内媒体在报道外国现象时，渐渐开始用中国的独特名词来解说别国，将别人转化到自己的语境下来进行叙事，例如讨论别国的“家风”文化等。

有人说，不就是个名词吗，何必那么较真、小题大做？实际上，国际关系中经常会碰到“名”的问题，有时“名”或词语的使用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例如，有些外媒报道中国时，使用“中国和香港关系”“中国和台湾关系”的错误说法，这是有意下套，犯了整体和部分关系的错误，顺着其回答或思维，往往掉入其陷阱。有些地理名词的称呼也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比如一些流经多国的河流名称，在不同国家名称不一样。雅鲁藏布江是其在中国境内的名字，而它经过印度的那段叫布拉马普特拉河，经过孟加拉国的那段叫贾木纳河。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习惯了互联网上的简单转换，在对外交往中表述雅鲁藏布江时用布拉马普特拉河称呼，等于无意中把自己的东西说成别人的东西了。

通过命名权的确立，往往还支持一种历史观，甚至服务于某种外交目的。比如在英语表达中，至今仍时常将西方称为the West，将非西方统称为the Rest。这看上去是为了押韵，其实是西方中心论思维作祟。新中国成立后很重视对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外来词语进行置换。例如中国涉外部门没有中东司，只有西亚北非司，近东、中东、远东这些名词都是欧洲中心主义时代的产物。这些名词在去殖民化进程中逐步被废弃了。但国内现在有时还会出现“远东”这一名词，成为公司注册名称的也不在少数，窃以为，这类名词在工商注册时应该禁止。

之所以论述“名”的重要，是想强调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我们要形成本土名词和概念的专利权保护意识。春节期间笔者阅读一套中国的协商民主研究丛书，封面上赫然将“协商民主”译成deliberative democracy，而不是中国官方标准译法consultative democracy。显然，顺着第一种译法，协商民主这一中国独特民主形式的文献追溯，就只能追溯到英语学术而不是中文学术，中文学术界对这一名词的专利权在无形中就丢失了；而顺着第二种译法，“协商民主”这个词的根就在中国。

总之，词语问题看似是小问题，但有时却也是大问题，尤其是在对外传播中，因为它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思维转换效果。因此，我们在国家传播的实践中应该特别重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