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力之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既然成功，当然就要坚持下去。任何回到封闭僵化老路的想法，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行的。
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
开放相对封闭而言，封闭状态之下，人们坐井观天，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也就不会有开放的想法和做法。因而，开放的前提是睁开眼睛看世界。先于中国而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就是沿此路径。
19世纪中期，在中国遭受西方冲击之时，日本同样处在封闭锁国之中。德川幕府时代，对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进入日本，甚至还不允许国外的日本人回国，适合于远洋航行的船只亦被禁止制造。
经历新兴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多次斗争后，1868年，日本建立新政权，开始了称为“明治维新”的新政。新政权以天皇名义发布《五条誓文》，明确提出“求知识于世界”。1871年12月，新政权派遣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的“欧美使节团”（史称“岩仓使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考察欧洲。
在欧洲，岩仓使团为眼前的世界所震撼。他们在参观英国最大的饼干厂时，惊异于机器的力量。英国人告诉日本人，并非有了工厂就行，还得有贸易。有了贸易，就能够从世界各地以低价购入原料，在英国的工厂生产出成品，再销往全世界。在此过程中赚到的钱，就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可以说，没有对外面世界的考察，就没有日本的现代化。
不过，当日本以开放的态势走向现代化之际，中国依然固守传统，竭力抵御外来世界的影响。
清朝末年，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刊文抨击传统教育：“四书五经读毕，问其如何讲解，茫然不知也……问中外之大势，家国之情形，则懵然不晓也；问以天文地理之事，亚欧非澳之名，漠然不知所对也。如此教法，又何怪民智之不开乎！”
1877年至1879年，清廷出使钦察大臣郭嵩焘在英国实地考察，获取了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对专制制度之弊端有了深入认识。他认为对西方应采取正确的方针，“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亡命欧美，“以考察政治为专业”。如此经历，让他拥有超越时代的眼光，说出了至理名言：“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当不至为人恐吓而自退处于野蛮也。”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风云席卷，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睁开眼睛看世界阶段。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青年走出国门，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学到了现代化所需的理念和知识；另一方面，世界的现代化成果，从硬件到软件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促使中国开创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看得越多，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又一次来到“看世界”的历史节点。1978年，中央安排13名副总理级的干部出访约20次，访问了50个国家。同时，还有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出国考察。
在1978年的出国考察中，对实行开放政策影响最大的恐怕是当时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
考察团临行前，邓小平同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成功的要看，失败的也看，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考察团访问了15个欧洲城市。他们参观港口，乘坐汽车、轮船和火车，考察了发电厂、农场、工厂、商场、研究所和生活区，一路听取情况介绍、收集各种资料。
哈佛大学傅高义在记述这次出访活动时说：“这些国家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以及工人的整体生产效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士的发电厂用计算机进行管理，戴高乐机场则用电子设备引导飞机起降，这些情景令他们震惊。而在不来梅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见到被吊运到货船上的集装箱。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之高也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更重要的是，考察团在联邦德国访问时，通过纪录片得知战后初期它面临的困难比新中国建国初期还困难：处处废墟，无房可住，一些人还必须到乡村去找吃的。可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联邦德国的发展水平很快就超过中国。
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份《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1978年底，邓小平同志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同志对讲稿起草人员说：“基本的要点是，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变。”
再一次“看世界”，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战略。从此，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搞建设，逐渐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40年来，中国发展成就令世界刮目相看。既然是越走越好，为什么不继续走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