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教授 田文富
随着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和升级迭代，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绿色产品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成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动能。可以说，环境保护不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指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逐步显现，以节能环保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新常态下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水平保护、在高水平保护中促进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一项新的战略任务。
树立环保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理念，全面推进绿色发展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的“人—自然—社会”的整体生态观，深刻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明确生态优先、保护优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前提。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从根本上说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要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整体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搞好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有了定力和方向，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和治理水平也就提高了。同样，生态文明建设搞好了，经济发展的绿色动能就能得到充分释放和拓展，进一步促进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整体生态建设，生态兴则文明兴、文明兴则生态举。
要坚持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大方向，全面推进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创新和绿色变革。按照党中央“五位一体”的决策部署，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把绿色化融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旅游等产业。优化城乡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实现“五化协同”发展，重点关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的优化调整，推进点面结合的污染治理，实现绿色化、集约化和智能化。
完善环境法治政策体系和协同机制，激发绿色创新活力
改革开放同步，建立完善的环境法治政策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方面需要改革开放的支撑，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较大的中西部地区更需要深化资源产权等市场化改革，完善环境法治政策体系。只有完善环境法律制度，政策执行才有连续性，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才有稳定性，经济高质量发展才有保障。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绿色产业发展导向政策，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落实民营中小企业政策和减税降费措施，打造法治化、透明化、多元化的市场环境，破除阻碍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发展的制度藩篱，强化激励政策，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各种隐性障碍。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许可范围内，持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力度，实现不同主体功能区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相对公平，对于在淘汰落后产能、破除僵尸企业等方面受到影响的特定区域和行业，建立完善扶持救助和社会保障政策。
督察考核并重，建立党政主责的多元协同机制。提高环境保护水平和环境治理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动作为。要通过科学完整的环境标准监测体系建设，抓牢“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根据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异化绩效考核，探索建立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GDP考核评价体系。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环境保护终身追责和“一票否决”等惩戒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发绿色创新活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国有大型企业应率先承担自身的环保法律责任、环保道义责任和环保报告责任，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先行者和示范者，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应积极投身环保，把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自觉节能、节水、低碳生活等行为方式。
激励约束并举，建立协同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绿色转型发展要靠市场主体优化配置绿色生产要素，特别是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具有创新能力强、适应市场的活力动力足、可容纳社会就业人口数量大的特点。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需要进一步激发这些生产性企业的主体活力，鼓励支持他们研发和推广运用环保节能技术，通过打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政策制度环境，充分释放其在绿色高质量增长方面的动能。建立绿色评级体系以及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和影响评估体系，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贷发放力度，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研究设立绿色股票指数和发展相关投资产品，鼓励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等，切实解决具有绿色创新能力和意愿的环保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环保投入成本内部化”的问题，逐步培育壮大一批节能环保的民族品牌企业。同时，要建立一套涵盖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的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的利益联动机制，最大限度调动全民参与节能减排和绿色消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