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永恒的主题

发布时间:2020-03-11 16:00:26  |  来源:党建网  |  作者:马卫防  |  责任编辑:申罡

导 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开创性的重要会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议总结过去、立足当下、规划未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大政治任务。为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会议精神,我们围绕《决定》中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邀请专家学者进行阐释解读。今天,我们推出“十三个坚持和完善”和“十三个显著优势”系列理论文章之二,敬请垂注。

 

变革的时代 永恒的主题

——论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四种力量

马卫防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主席将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项内容之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体系一道彰显出强大的优势。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一制度,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强国强军的永恒主题和坚强保证。

 

思想的力量

2017年2月13日,“大功三连”首场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陆军举行。该连赓续“煤油灯下学毛著”的优良传统,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建连之魂,学讲话、悟要义、照着做,做到心中有魂、铁心向党,再次成为学习和践行党的创新理论的典型。20世纪60年代,他们白天国防施工,晚上点着煤油灯在坑道里学习毛泽东著作。今天,他们是新时代建“四铁”连队、育“四有”新人标兵连,官兵真学、真信、真用,连队全面建设取得新进步,新时代“思想之花”在强军伟业的土壤中结出丰硕成果。

拿破仑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思想,一种是利剑;从长远看,思想的力量会胜于利剑的力量。纵观人类进化史,蛮族部落很多时候虽然能从肉体上征服高文明民族,但最后征服蛮族的一定是文明的力量。彪悍的日尔曼人终结了古罗马帝国,却被其先进的文化征服;东亚大陆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几度打败中原的农耕民族,但思想的征服却走了相反的路径。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同样,一支没有理论思维引领、缺乏先进思想支撑的军队,也不可能站在世界的顶峰。如果思想的闪电落于人后,往往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灾难性后果。1860年9月21日,3万清军最精锐的蒙古铁骑,在北京近郊八里桥与8000多名英法联军进行了一场殊死博斗。尽管清军英勇作战,但由于其军事思想、战法和武器装备的落后,结果损兵过半,而英法只有5人死亡。这是一场封建军队与近代军队的经典对决,也被称为“可笑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咄咄逼人的德军,法军以至少不差的硬实力与敌周旋,却因其建军思想、作战指导和战法的落后,不到一个月就被灭掉。20世纪末,伊军曾以“世界第三”的自大,沿用机械化战争的旧思维、老套路和武器装备体系,同早已率先进入信息时代、拥有先进作战思想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美军打了一场划时代、堪称完败的战争。这场战争警醒了世人,同时也再次证明先进的军事思想对于军队建设和制胜战争的重要作用。

我军是一支重视理论思维、善于运用理论思维并创造了思想经典的军队。这些经典,包括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系列重要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回答了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和夺取武装斗争胜利、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如何建立现代国防的重大课题;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回答了如何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大课题;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回答了如何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重大课题;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回答了如何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判断、理论概括和战略安排,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实践中,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并郑重写入党章。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领。

习主席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胸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主要包括,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进强国强军伟业的高度,从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高度,从服务能打仗打胜仗、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的高度等,鲜明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怎样加强军队党的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形成了军队党的建设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为我们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了科学指南。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确立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确保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的根本保证。必须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学风、更严的举措,扎实推进学起来、悟深透、落下去的各项工作,着力推动这一思想体系在军队党的建设中落地生根。

 

核心的力量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说:“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邓小平同志也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如果没有团结和凝聚的核心,没有形成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就很难形成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有可能形成内耗。

从我国历史看,但凡中央政权衰弱之时,必是天下大乱、民生涂炭之日。东周时期王室衰微,随之而来的是春秋争霸、战国争雄,华夏大地动荡不安500多年。东汉末年,中央对地方控制力下降,各路豪强粉墨登场,先是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后是持续60年的三国争霸,百姓生活在烽火战乱之中。民国初期,袁世凯倒台后,北洋军队迅速分崩离析为四大派系,分别是美、英扶植的直系,日本扶植的皖系、奉系、晋系,此外还有滇系、粤系等小军阀,中国社会随即进入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那时的中央政权则由不同的得势军阀轮流把持。在英、美等国支持下,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展开混战,到1924年参加军阀混战的兵力达到45万,战火燃遍全国大部分省区,使本就积贫积弱的中国更加羸弱不堪。

从世界历史看,中世纪的欧洲之所以发展缓慢,与小国林立的分散状态有很大关系,正是在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以强力手段统一国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后,欧洲大陆才得以大发展。苏联亡党亡国,也是苏共历史被恶意抹黑、苏共领袖被肆意丑化、集体领导权威被不断削弱、失去军队拥护支持的恶果。

我们党和军队在领导核心的形成发展上也经历了艰辛探索。自八一南昌起义到遵义会议,无论是之前的陈独秀,还是后来的瞿秋白、向忠发,抑或是李立三、王明,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成熟的党中央及其领导核心,导致党的事业和军事斗争走了不少弯路。从遵义会议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领导人民军队完成长征、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一个政党,其核心至关重要;一个国家,领袖关乎前途;一支军队,统帅决定胜败。能够形成和保持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英明的国家领袖、睿智的三军统帅,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人民之幸、军队之幸。当今世界正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党正面临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我军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我们面临难得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历史呼唤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全党期盼一个党心所向的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干成了一些过去想干却一直没有干成的事情,推动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军直面问题、勇于变革、攻坚克难,重振政治纲纪、重塑组织形态、重整斗争格局、重构建设布局、重树作风形象,推动强军事业开创新局面、踏上新征程、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事实表明,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集中反映了全党共同意志、全军共同心声、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民心所依、众望所归。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人民军队领导权和指挥权,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确保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高效决策指挥,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作保证,其中处于最高层次、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军委主席负责制。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由中央军委主席负责中央军委全面工作,领导指挥全国武装力量,决定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确保集中统一领导和高效决策指挥。这是党和国家军事领导制度长期发展的重大成果,是宪法和党章规定的重大制度,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我党建军治军的历史经验和集体智慧结晶。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7年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45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最高领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规定,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1982年,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以宪法形式正式确立。新时期军队建设实践,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框架逐步完善。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中央军委通过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形成更加有利于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全新体制架构;修订中央军委工作规则,建立健全请示报告、督促检查、信息服务“三项机制”,出台《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等。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写入党章,使这一领导体制在党的根本大法中确立下来,为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进一步提供了根本制度支撑。

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要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严肃而重大的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习主席的决策部署和指示要求,做到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的忠诚;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体制新要求,及时总结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为科学的法规制度;加快形成权责清晰、统一高效的格局,推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运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五个必须”要求,加强监督问责,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维护党中央、习主席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确保这项制度坚决地、全面地、具体地、无条件地落实到强军兴军各领域、全过程。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用模范行动感召带动部队,确保全军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制度的力量

制度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力量。与领导权威相比,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依靠制度的力量,建立健全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发挥制度对党的建设的长远作用,以制度的刚性规范党组织和党员思想行为,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党的强军事业顺利推进。

我党历来重视在军队的制度建设,靠严密的制度领导军队。建军伊始就将党在军队中的制度构建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维度全面抓建。古田会议不仅明确了党在红军中担负政治领导的基本原则,而且明确了实行党委制、连建党支部、班建党小组的基本组织体制架构,还提出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在思想政治建设上,明确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加强党内政治教育。这些制度规定,有效保证了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军队的全面领导。

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提出,为保障红军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去完成他的任务,红军必须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政治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1932年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首次提出“绝对领导”的命题,表明党对领导军队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红军初创时期,还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多部规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法规。

抗日战争期间,党中央对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想和国民党削弱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伎俩进行了坚决斗争,毅然恢复红军改编初期取消的各级政治机关,并明确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党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独立性。颁发《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军政委员会条例》《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使我军政治工作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化规范化。

1947年7月2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党委会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这样,井冈山时期被王明取消、抗日战争中实际由军政委员会代行职权的党委制得以恢复和健全,连队党支部工作得到加强,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得以建立,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取得战略决战和解放战争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1954年4月,总政治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同年9月在国家领导体制调整过程中,对国防领导体制也进行了调整,从而从组织体制、工作制度上进一步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原则的坚持和落实。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把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制度,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军队党内法规制度。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工作条例》等重要法规,制定颁发《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作风建设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制定实施党委常委民主生活会的规定、党代表任期制实施办法、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规定等法规制度,为军队党的建设提供了健全完善的法规制度保障。

新时代,军队党的制度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2014年习主席主持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创造性回答了事关我军兴衰存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突出对加强和改进我军政治工作,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出部署安排。中央军委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关于在党委领导工作中贯彻落实战斗力标准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出台《军队实施党内监督的规定》《军队实行党的问责工作规定》等制度规定,立起“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这些法规制度涵盖军队党的建设各方面,形成了内容科学、程序严密、有效管用的我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加强。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军党的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一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指向,把确保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作为建章立制的基本出发点落脚点;二是坚持系统抓建的科学理念,把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等各个方面统起来抓,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全方位保证;三是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实践观点,注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实际工作的检验,最广泛地汇聚集体智慧和群众力量;四是坚持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的过程就是与形形色色错误思想和各种敌人斗争的过程,每一次斗争都是一次法规的升华、制度的精进。

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须全面贯彻政治建军各项要求,总结新经验、进行新斗争、推动新实践。突出抓好军魂培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建连育人,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发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深入抓好党史国史军史和我党我军光荣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把我军政治灵魂融入血脉;绷紧意识形态斗争这根弦,加强管理、严肃纪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切实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加快完善党领导军队的组织体系。适应新的形势任务和体制要求,探索与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相适应的运行机制,确保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统于军委、驭于主席更加有力;探索全面推进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支部建在连上向新型作战力量、新建单位机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固化拓展的新思路新举措,使党指挥枪的体系构架更加科学完善;探索增强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权威性的纪律保障新模式,不断构建完善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组织体系。

建设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和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抓党建,增强各级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紧紧扭住军级以上高层党委这个关键,坚定政治信念,提升政治能力,确保政治过硬,着力提高战略谋划能力、真打实备能力、改革创新能力、科学管理能力、狠抓落实能力。突出基层党组织这个神经末梢,强化基层党组织管党员、管干部职能,建设过硬的干部队伍、士官队伍、党员队伍,着力提高解决自身问题、领导部队全面建设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的能力,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

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培养造就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和人才队伍。按照军队好干部标准培养和选拔干部,规范党委、领导和政治机关选人用人权责,发挥政治机关在组织考核和提名推荐干部中的主体作用,把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用起来,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好,把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保留住。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三个注重、两个坚持”,完善选人用人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机制,提高选人用人科学性公信力;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工程,精准配置军事人力资源,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人才建设水平整体跃升。

 

实践的力量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来自制度,组织强则军队强,制度优则战斗力优。而组织和制度的优势不会自动转化战斗力优势和打赢胜势,必须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组织力量、制度力量,贯穿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贯穿到军事政策制度体系改革的各方面,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特别是打赢能力。

党的组织和制度优势,首先体现在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上。我党从来就着眼政治斗争需要建设和运用军事力量,从1956年确立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到“北顶南放”应对外敌大规模入侵,到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军事斗争准备基点,再到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军事战略方针始终以政治斗争需要为准则,这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国家层面的充分彰显。新时代,习主席与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指导,赋予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新内涵,强调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深远经略,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扩建南海岛礁,建设吉布提保障基地等,就是着眼政治抓军事的典范。

历史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首要是政治领导。只有把牢政治方向,在正确的政略指导下,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才能在正确的转道上前进。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首要是把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放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伟大历史使命上来筹划推进。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新要求,适应改革后的新体制新格局,坚持战斗力根本标准,加强军事战略运筹,建立健全基于联合、平战一体的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体系,构建新时代军事战略体系,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调整完善战备制度,健全实战化军事训练制度,把备战打仗指挥棒立起来,把抓备战打仗的责任担当立起来,为实现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党的组织和制度优势,还体现在对军事力量体系和政策制度体系的强力塑造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军队改革利益掣肘、推诿扯皮、举步维艰不同,党领导的我军改革大开大合、行稳致远。70年来,我军进行多次调整改革,从新中国成立后最多的13个大军区到取消军区划设5大战区,军队员额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50万精简到现在的200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亲自领导指挥改革“三大战役”:先改“脖子以上”,构建起全新的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体系;再改“脖子以下”,裁减军队员额30万,团以上机关人员减少约25%,非战斗单位人员压减近50%,构建起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全面展开,依法治军稳步推进。这些重大调整重塑,充分彰显了党的绝对领导优势。

从历史经验来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很重要的体现在对军队的重塑再造上,这是军队听不听党的话、跟不跟党走的最现实检验。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当前最紧要的是全力打好改革“第三大战役”,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坚持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指向,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调动军事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加紧形成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度,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我军党的建设制度;加紧形成基于联合、平战一体的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加紧形成聚焦打仗、激励创新、军民融合的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加紧形成精准高效、全面规范、刚性约束的军事管理政策制度,全面释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效能,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党的组织和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到军队战斗力建设上。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备战打仗是第一要务,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说到底还要靠军队打胜仗来检验。纵观历史,我军始终把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中心作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重心,领导井冈山革命斗争、顺利完成长征、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战胜“联合国军”、赢得历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胜利、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党在军队中的威信和地位,因领导军队打胜仗树立并不断强化。习主席对军队备战打仗尤为重视,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强军之要,强调把战斗力标准贯穿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全军开展“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印发《关于在党委领导工作中贯彻落实战斗力标准的意见》,大抓实战化练兵,有力提升了军队备战打仗、制胜强敌的能力。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根本要落在战斗力建设上,党的领导的合理性很重要地建立在领导军队打胜仗上。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根本在于全力提升军队战斗力水平。全军始终把备战打仗作为党的第一要务,完善党委领导备战打仗工作制度,潜心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作战,着力解决“两个能力不够”“五个不会”难题;坚决纠正和破除那些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做法等,紧紧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关键,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持续用力、攻坚克难,把实战要求落实到练兵备战方方面面;紧紧抓住“关键少数”,自觉来一场军事学习革命,来一场思想解放的头脑风暴,着力提高高层党委“五种能力”、领导干部“四种素养”,切实过硬打造打仗的本领,为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作者系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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