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建言“经济新常态”系列述评
（中国网记者 张林）徐洪才，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教授。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中国石化集团从事技术工作。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毕业。1996年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证券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从事管理工作。2003年回到大学任教，2010年初进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研究员。同时他还是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新浪网、台湾《旺报》《人民日报》《China Daily》和《Global Times》等媒体的财经评论员。
理论联系实际是徐洪才的一向风格，他曾走访中国200多个城市和200多家上市公司，为全国10余万民营企业家和各级政府官员授课。多次赴美国、欧洲出席国际研讨会，发表学术演讲。出版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变革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十余部著作。具有深厚的科技、哲学、金融学和经济学等专业背景，同时还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近年来，他专注于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的动态跟踪研究。
他所在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被誉为中国超级智库。近年来，国经中心围绕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决策服务，开展前瞻性政策研究，向上呈送了1000多份内参报告，产生了较大影响。按照徐洪才的说法，有三件事情是值得称道的。
第一，促成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管理办公室”，将部分国家外汇储备贷给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根据自身风险管理要求，将外汇资金贷给工商企业，支持它们到海外投资并购。此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二是中国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该建议被中央接纳，在去年巴厘岛召开的APEC会议上昭告天下。
第三，就是将国家开发银行重新定位于开发性金融机构。徐洪才认为，国家开发银行不应该定位于商业银行，而是回归开发性金融机构，要体现国家战略意图，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近期国开行成立住宅金融事业部，开始加大对棚户区改造的资金支持，实际就是回归开发性金融定位。
一、近期中国经济出现止跌企稳、回升向好迹象
中期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首先是经济增速换挡期。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多年平均9%以上的GDP增速，现在只能保持7.5%左右经济增长。经济换挡主要原因，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要素成本上升等。第二，结构调整阵痛期。改革到了深水区。利益的存量结构调整阻力很大，不像以前的增量结构调整，阻力小一些。第三，前期政策消化期。应该承认，4万亿投资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需要逐步消化。
近期看，一季度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GDP增长下滑到7.4%，二季度GDP为7.5%，环比上涨0.1%，出现了止跌企稳、回升向好迹象。虽然基础还比较脆弱。但是回升向好趋势是可以延续的，这是总的判断。原因是前期出台的“微刺激”定向调控政策收到了效果，结构调整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就业状况在改善。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定向资金支持见效，结构性减税在减轻小微企业税负上也产生了积极作用。此外，加强西部铁路、农村污水管网建设，增强对保障房投入和棚户区改造，以及促进信息消费等，比较好地将“稳增长”“调结构”和“惠民生”结合起来，都对阻止经济下跌起到了积极支撑作用。
更重要的是，各项改革事业稳步推进。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破除市场分割和行政垄断，打破“一亩三分地”，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很多很好的战略思路，现在都已开始破局。例如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京津冀一体化、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中孟印缅”经济走廊等。这些重大战略举措，必将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开发开放，尤其是向西开发开放，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还有一些战略性举措，如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有利于这些战略举措的实施。去年俄罗斯G20峰会，议题之一就是要培育长期投融资机制，支撑世界经济实现包容、强劲和平衡性增长。全球都意识到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将储蓄转化成投资的重要性。亚太地区国家储蓄率很高，但是转化路径并不通畅，主要是金融体系不发达，特别是资本市场不发达，导致转化效率比较低。
改革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简政放权，即减少行政不当干预，培育市场机制，理顺市场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生产要素价格正在建立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包括资源、能源的价格改革，也包括资金价格改革，即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等。要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海自贸区试点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目的在于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从而促使中国经济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些都有助于逐步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展望下半年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是充满信心的。4、5月份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向市场投放资金总体上是宽松的，货币市场利率水平也在往下走。上半年，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很多外资从发展中国家撤走，或者说减缓流入中国，导致人民币出现温和贬值，这有助于增加企业出口竞争力，还减轻了中央银行压力，外汇占款少了，央行主动投放货币和调控经济的空间和自由度增加了。上半年央行采取了定向降准政策，必要时还可以整体降低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
下半年投资可能温和上升。现在已经找到一些新的增长点，像棚户区改造、西部铁路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像区域经济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战略实施会拉动相关投资。这些投资是必要的，现在不投，将来也得投。房地产投资这一块，不要指望会有大幅度上升，但在差异化调控政策作用下，会保持相对平稳趋势。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要考虑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已开始建立透明、规范化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还有国家开发银行归位，发展混合所有制，加大扶持民营经济等，最终都将增加投资。
从消费方面看，随着老百姓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升级，消费可望温和上涨，包括新型城镇化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住房也是消费，可通过金融创新促进住房消费。中国老百姓有50万亿元的储蓄存款，但是按揭贷款才10万亿元左右，居民负债率是很低的，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对养老消费和养老金融的需求会增加。在养老消费、普惠金融、民生金融等方面，还有很多文章可做。另外，就是培育信息消费。政府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可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出口方面，不应该悲观。下半年，外贸形势会比上半年好。第一个原因是外部需求增加，美国经济二季度比一季度明显上升。欧洲在搞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表现温和向好。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也取得了短期效果。发达经济体总体上出现温和复苏。从新兴经济体来看，都在进行结构性改革，也有很多扩大投资与合作的机会。6、7月份实际出口数据不错。从国内外贸企业竞争力看，加工贸易方面由于成本上升较多，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一般贸易上升比较快，说明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取得初步成果。服务贸易逆差会随着扩大开放增加，但也会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升级。短期内，服务贸易逆差不是坏事，可以平衡经常项目顺差。
另外，要适当扩大进口。通过扩大进口，弥补国内短板，提升经济增长后劲，这也有利于促进出口。要有选择地扩大进口，同时创造条件，让发达经济体消除对中国的偏见，把一些好东西卖给我们。应该顺应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发展潮流，推进FTA和双边投资协议谈判。扩大国内企业走出去，绕过贸易壁垒，带动商品出口。总的来说，对外贸形势不必悲观。但是大幅度增长也不太可能，未来几年保持6%-7%的增长是可能的。全球贸易增长才3%，我们是其两倍，已经足够了。太高的外贸增速将引起贸易摩擦。总之，从三大需求看，投资、消费、进出口都将支持经济平稳运行。
从产业结构看，也会支持经济保持强劲增长。首先，第一产业将较快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农村与城市土地市场的一体化，必将把先进生产要素引入农村，推动中国农业转型升级。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人口转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都会进一步释放农业发展潜力。第二产业发展，关键是调整结构、推动技术创新。第三产业会有大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都要发展。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医院、托儿所、幼儿园等生活性服务的产业化，将整体改善民生保障和福利水平。但是，没有第二产业转型升级，劳动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就不可能把第一产业大量劳动力转移出来。产业结构升级会蕴含很多机会，将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及时化解潜在风险
目前，整体经济在合理区间内运行，但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因素，比如解决传统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能立竿见影，需要“三管齐下”。
第一，培育市场机制，淘汰部分落后产能，推动转型升级、技术进步。但要考虑经济与社会承受力，不能把炼钢厂、水泥厂等污染企业统统都给砸了。否则，经济急剧滑坡，税收没了，工人失业了，可能会出问题。要考虑各个方面承受力，进行渐进式改革。
第二，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型农村城镇化和西部铁路建设，都能打破市场分割、人为藩篱和行政垄断，激活微观市场主体活力。通过增加内需，消化部分过剩产能。多修几条铁路，钢铁就消化掉了。多修几个桥梁，水泥就消化掉了。
第三，就是支持企业走出去，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劳务输出，这样过剩产能就可以消化一部分，向外转移一部分。
三管齐下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也需要时间。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地方本位主义。前些年大家都在搞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一哄而起上马一些大项目，产业结构雷同，导致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中国金融体系存在一些潜在风险。资本市场不发达，过度地依赖银行间接融资。整个社会融资规模里，银行贷款占比跌倒了只占60%左右，但其余融资形式，像委托贷款、信托等影子银行业务，最终还是通过商业银行体系配置的。因此，过度依赖商业银行间接融资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股票市场最近有一点反弹，但一直比较低迷。债券市场存在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国债和金融债，公司债规模很小。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比较大，还有部分三四线城市房价波动，也有潜在风险，房地产本身辐射范围很大，对整个宏观经济、实体经济影响太大了。
有的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片面追求房地产业发展，孤军深入，没有考虑城镇化和产业化、工业化的配套，即产业化和城镇化未能充分融合。没有产业支撑，仅仅建了一些房子，把农民请到城市来，住上楼房，但是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来源，生存难以持续，最终还得回老家种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这必须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首先，政府要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教育、卫生，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如自来水、污水、垃圾焚烧等，要有整体规划。这些基础工作都是政府要做的，不能踢给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政府分内职责，中央和地方需划清责任界限。
然后是产业定位。一个区域要发挥资源的比较优势，只干自己擅长的事情。这样可以吸纳和积聚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产生“虹吸效应”。有了产业支撑，自然会增加就业机会。只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支撑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基础。还有农村城镇化、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四化”之间要协同。房地产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近期个别三、四线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洗牌，但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但是也要注意及时疏导和化解，不要让所有风险集中爆发。现在各地采取差异化调控政策是正确的。
金融风险还包括影子银行风险。现在大家都担心信托产品的刚性兑付，其实刚性兑付并无法律依据的，《信托法》规定投资者要自担风险。信托公司自营投资和客户理财，资产不在一个池子里，中间是有防火墙的。不同信托产品中间也有隔离墙，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很多人误以为会有人兜底，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培育投资人风险意识，释放局部性风险，有助于维护整体金融稳定。当然，一旦真的出事，也要区别对待。小客户要优先偿付，机构客户要打折，甚至让他血本无归。
中国经济最大风险隐患，还是银行和企业，或者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扭曲，利益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在银行利润过多、过厚，产业资本投资回报过低、过薄了。因此挤压了产业资本利润率。彻底改变中国金融结构，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增强银行信贷市场竞争。民营银行发展会产生示范效应和鲶鱼效应，但对民营银行也不能期望过高，在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内，靠民营银行发展来打破中国银行业垄断格局，都是不现实的。民营银行主要是要起示范作用，在金融创新方面可能会更积极一些，这样会给大型国有银行带来外部压力，促使它们改变经营方式，提高服务质量。
第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分化瓦解一部分间接融资，让投资人有多样性选择，从而改变强制性储蓄。由于利率管制，实际是居民补贴银行，银行补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乱投资，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近年来，理财市场蓬勃发展跟利率管制是密切相关的。理财产品利率直接反映了市场供求关系。投资人追求合理的回报，这是合理的，应该得到保护，并创造条件满足它。发展资本市场，创造了多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有助于打破金融垄断。
第三，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就是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左边的资产证券化，把那些长期、存量资产盘活了，增强流动性。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全部收回的按揭贷款，现在以此为支撑发行债券，根据现金流发布，设计不同证券化产品，银行一次性卖掉这些长期资产之后，证券投资人买卖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因此分散和转移了风险。与此同时，通过融资证券化来主动创造银行负债，就是把储蓄存款、短期资金变成长期资金。比如，发行十年期甚至更长期限的银行大额可转让存单（CDs），这样银行就可以放心地长期使用这些资金了。由于投资者可以互相买卖，因此实现了期限结构的转换。前者是把长期资产变成短期资产，后者把短期负债调换成长期负债。这种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来说，实际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
第四，加大对外金融开放。到2003年底，中国银行业资产里的外资金融机构占比不到2%，还低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比例。也就是说，加入WTO到现在，金融开放并没有扩大。下一步不妨加大金融开放力度，条件是换取西方国家对等开放。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金融机构都要大踏步地拓展范围，加快建立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这次美国和欧洲制裁俄罗斯，银联正好乘机挺进。VISA卡、Master卡，加上银联卡，三分天下有其一。
第五，完善国家金融安全网。包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监管体系改革。要建立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的双层监管体系。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监管权是分开的，很多小金融机构都是由地方监管。统得过死的话，必然抑制金融深化和发展。还有金融机构破产和市场退出制度，以及完善担保制度。现有担保体系，担保公司是完全市场化的。最终成本还是加在企业头上。要建立由政府资金引导的对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体系。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表现一直良好。基本做法是，政府出一部分钱，银行交一部分保险，贷款企业也要承担一部分，采取“三合一”模式。这种制度好处是，经济往往周期性波动，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所有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虑，各人自扫门前雪，通过收紧信贷减少自身风险。但是，当所有银行都这么干的时候，系统性风险反而增加了。个体正确行为加总，陷入了“集体谬误”。因此，宏观经济需要“逆周期”调控。当经济周期下行，银行不应该竭泽而渔、落井下石，而是放水养鱼、雪中送炭，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金融机构跟企业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完全遵循市场原则，肯定不行。因此，要建立由政府引导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作为现行商业化担保机制的补充。金融安全网还应该包括政策性金融或开发性金融体系。
三、创造条件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对外开放特别是资本账户对外开放过程中，存在着一定金融风险。资本账户对外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势在必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资本账户不对外开放是不行的，但是对外开放过快、过急，风险得不到控制，那也不行。
未来10-20年，不加快资本账户对外开放，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中国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对不起子孙后代。因为那个时候，人口老龄化来临，改革任务也基本完成，资源红利没了，人口红利没了，改革红利也没了，中国怎么办？必须在未来10-20年完成人民币国际化，不抓住这个机遇，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如果不注意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不适应新的开放经济体的复杂形势，就要犯颠覆性的错误。特别是，更不能因为害怕犯颠覆性错误，而丧失历史机遇。
美元崛起是在二战之后，依照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和黄金挂钩。全世界人都相信美元，因为美元和黄金挂钩，一盎司黄金值35美元，是刚性的。但是后来，美国的承诺守不住了，就撕毁了协议，搞浮动汇率制度。二战之后，欧洲需要重建家园，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向欧洲输送美元，让被援助国拿着美元去买东西，拉动美国出口。
中国有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因此要支持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不能倒，美元倒了中国会跟着倒霉，中国外汇储备跟着贬值。中国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要让国际社会相信人民币，因为人民币比美元更稳定、也有升值潜力。也就是要将人民币与美元绑定，相信人民币就是相信美元。
举例来说，一些国家出现资本外汇挤兑，某些机构不看好该国经济的未来前景，都要抛售该国货币，换回外汇，逃离出去。进口厂商这时候提前购汇，因为未来要贬值，提前购汇一年半年；出口厂商得到的外汇也不拿回来了，都停在海外，这就乱套了。这个时候，中国可以表态，一旦该国资本外汇出事，需要借钱，中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许这个国家的客户需要美元，而不是需要人民币，这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借人民币给他，请他拿人民币购买美元，到时候再还中国人民币，这叫“外汇三角运作”。这是一种创造，无中生有，创造了对人民币的海外需求。
在美元都向美国回流的时候，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下降，资产价格、债券价格在上涨，中国趁机把美元收益调回来一点，形成平衡，中国将美国国债变成了现金，而且还能赚钱。把钱弄回来，中国自己这边的外汇市场波澜不惊。中国借出人民币，然后客户又拿这个人民币从中国购买美元，结果人民币供给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对冲掉了。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原先账上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减少了，增加了对外人民币债权，币种改变了，同样是债权，币种改变了，人民币在升值，这样做其实是把中国4万亿外汇储备的负担让更多国家来共同承担。
中国不能什么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这其实是个大麻烦，大家都分担一点，中国压力就会轻一些。有些国家借了中国的长期债务，可以十年、二十年慢慢地还，将来没钱还，可以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中国拿人民币去买，然后这些国家拿着人民币再还给中国。要让外国相信人民币，首先中国经济未来还有二三十年发展机遇期，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强有力保障；同时，也要巧妙地设计交易结构，比如外汇三角运作，创造条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中国金融开放过程中，要逐步加大放开对私人境外投资的资本管制。老百姓把手里的人民币换成美元，再把美元拿出去到外面买房子，属于在国外投资，没有坏处，这叫藏富于民。这样一来，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就少了，压力就小了，调控货币政策的空间就大了，自由度就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就小了。钱走出去，人也走出去，国民素质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会提高。世界上市场那么大，中国人那么聪明，又有钱，让他们出去，这符合现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潮流。扩大资本账户对外开放，有很多好处，可以把风险分散掉、转移掉。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重新实现内外平衡。首先，增量上要把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基本政策目标，同时要盘活存量，把现有外汇储备用好，用活。同时，通过政策创新来引导藏富于民，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业，让他们分散风险、承担风险，加快走出去，这对改善中国经济内外平衡大有好处。政策上，可以征收托宾税，也叫金融交易税，就是资本进出的时候，征收1%的税。这样一来，短期资本、投机资本来炒作的话，就要掂量掂量了。要鼓励长期资本沉淀下来，保证资本的安全感，把投机分子、见风使舵的人清理出去。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能由投机资本来决定，而是由长期外汇供求关系来决定。保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对实体经济发展有利。征收托宾税是一个好办法，促进了资本账户开放，但是放而不乱。
走出去的人民币，虽然也是人民币，但已经不是本币，而是外汇了。大家要适应人民币作为外币这个新的形势，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
四、释放改革红利要走好最后一公里
从改革角度来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释放改革红利的一个非常好的文件。但是，贵在落实，最后一公里很重要。特别是政府职能转换，这是最大的问题。目前，要重点突破改革“疲劳症”。不少人保持懒散、懈怠，尸位素餐、无所作为。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推进国家治理机制的现代化和法制化。实现治理机制现代化，任务之一就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其中重要内容，就是要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尤其是要明确地方政府该干什么，哪些又是中央政府的职责。中央政府要承担基本民生保障，该干的不能让下面干。与此同时，也要给地方政府一个稳定的财源，现在这方面的思路还不太清晰。消费税问题、房产税问题都很敏感，不大好推，加上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些都是顽疾。还涉及提高公务员素质和责任问题，需要打造一个服务型的、高效的、法制化和透明化的政府。
改革千头万绪，归结为一点，就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在政府和市场这一矛盾当中，政府职能转换更重要。政府部门给自己做手术并不那么简单，包括大部制改革，也包括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推进都不会容易。未来两三年，重点领域就在这些方面。市场培育不起来，内生动力、内在活力激发不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会建立起来。今年以来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一定要逐一落实。反腐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是不能像割韭菜一样，割过一茬，后面又生出新的腐败。因此，要建立机制，人民群众对此寄予厚望。
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堪称中国第二次加入WTO，这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大战略举措。仅在上海搞一个自贸区试点是不够的，要及时总结经验，扩大试点范围，并创造条件，主动与国际FTA高标准靠拢。全球经济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尤其是向东北亚地区转移，中日韩三国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一定会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要加大对外开放，通过加大开放来促进内部改革。有人总想关起门来做事，这是开历史倒车。中国应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包括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全球化等，这是时代潮流，不可逆转。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应该主动出牌。只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才能赢得应有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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