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文魁
■我们的经济增长动力需要转向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积累利用所贡献的生产率，从而内生地克服要素投入的约束和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障碍，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得以维持在一个符合逻辑的水平。
■转向内生平衡增长的新轨道，创新的重要性将空前提高。未来，需要更加重视分散试错型创新，因为模仿改良型创新的空间已经大为收缩。在分散试错的创新体系中，更加完善的市场机制、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政府也绝对不是无所作为。政府应该极大地放松管制，同时应该对政府职能进行再定位，从以显性公共物品提供(如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为重点过渡到以隐性公共物品(如提供产权保护、社会信心、更加包容的教育与更加自由的基础研究等等)提供为重点。
■倾斜性的产业政策不利于转向内生平衡增长的新轨道，应该被摈弃，其中一个负面后果就是严重失衡和竞争不公的出现。此外，政府还需要建立更加顺畅的商业活动进入与退出机制。
中国经济增速不但在中国内部受到高度关注和争论，也在全球范围受到高度关注和争论。过去三四年里，这个增速经历了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较明显的下滑过程，但即使下滑到目前这样的区间，增速的稳与不稳仍然受到刺激政策的扰动，无论研究人员还是政府官员都难以对未来的增长稳态作出令人信服的确切判断。今年一季度，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指标出现了恶化的情况，而二季度则有所改善，研究界并不能够轻易分析这些改善有多大程度是得益于匆匆推出的刺激政策。到了七八月份，一些经济指标再次显示出相互矛盾、令人迷惘的景象。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获得方位感和寻找方向感，以使中国的经济政策能够泰然自若地正确挥洒。
速度惯性减弱与增长韧性增强
在2010年之前的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外部冲击的原因还是内部调整的原因，每当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时，经过自我消化及政策刺激，经济增速在两三年左右或更短的时间里又会重回高速轨道，抑制过热的政策有时都难以遏制这种高增长势头，这实际上体现了高增长阶段的速度惯性。但2011年至今，我们没有看到稍微松一松刹车或者稍微踩一踩油门，又恢复高速行驶的那种惯性。这可能印证了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中高速增长。
在速度惯性减弱的时候，我们发现增长韧性有所增强。必须承认，增长韧性，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并没有这个概念及相应的分析框架。不过，我们可以借鉴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真实刚性方面的分析来谈论增长韧性。从中国经济的实情来看，除了大家已经十分认可的就业等宏观指标之外，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从非宏观的层面来考察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等宏观问题，并从某些有意义的角度来衡量增长韧性，这对于预防处于增速换挡期和结构改革期的中国经济的脆裂是十分有益的。我认为，从市场化导向行业和企业的盈利性、产业结构的自调性、进入和退出的顺利性这三个维度来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韧性，可能是恰当的。
市场化导向行业和企业的盈利性，最能体现增长韧性。在过去三四年里，我国一些行业的销售利润率在GDP增速下行中明显下滑或者剧烈波动，如煤炭、钢铁、化工、造船、光伏等，这些都是深受政策影响或者饱受政策折腾的行业；但是也有一些行业的销售利润率比较稳定，如家电、食品、纺织、医药等，特别是纺织业的销售利润率从十年前到现在都是一个稳定上升的趋势，这些是真正市场化导向的行业，竞争比较充分，开放程度较高。市场化导向的行业和企业仍能保持不错的盈利性，就可以覆盖利息支付和本金偿付，保证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的基本稳定，而且为进一步的投资扩张和升级转型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判断，在市场化导向的私企占比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的增长韧性有所增强。
产业结构的自我调整能力，也能反映我国经济的增长韧性。当下我国的产业结构是否正在进行有意义的自我调整，以适应重化工业化大潮消退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和经济增长阶段转变呢？从服务业的情况来看，这种自我调整正在出现。政府过去十多二十年里出台很多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都不理想。今年，服务业增速继续保持去年以来明显高于工业增速的势头，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实际上，我国服务业增速和规模很有可能被明显低估了，因为我国的统计体系主要针对工业而设计，服务业存在很多“漏统”，特别是服务业中占比最高的“其他服务业”，包括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漏统”成分可能更大。从日常生活中也可发现服务业的劳动力市场较活跃，看不出经济低迷。可以判断，服务业的发展正在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有些小行业正孕育着巨大发展空间。即使在工业内部，我们看到，过去两三年至今，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速能够保持在10%左右，这远比采掘业和水电气供应业的增速更稳定。对工业增速拖累最大的实际上是采掘业和水电气供应业，这两个行业的增速下滑并不值得过分担忧，那些过分依赖资源开发的省份因此而遭受增速下滑的折磨，恰恰是“资源诅咒”的灵验。而制造业更加重要，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里卡多·霍斯曼(Ricardo Hausmann)等人的研究，制造业所创造的经济复杂性是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只要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能够保持10%上下的增速，就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缓解我们对较低工业增速的忧虑。
经济活动的进入和退出若变得更加顺利，也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韧性在增强。与前两个维度相比，对进入和退出顺利性的测度并无现成指标，但还是可以通过对现实的观测来形成粗略判断，并且也可构建一些间接指标。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如果不能劣汰，也就无法优胜。总体而言，我国经济活动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还不顺畅，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来疏通进入和退出通道，但相比较而言，这一两年我国企业的破产关闭、停产歇业、兼并重组等退出现象在增多，特别是那些竞争比较充分、国家干预较少、民企占主导的行业，退出更加活跃，不但有中小企业退出，也有大企业退出，并且退出的同时，也有一些新资本、新企业进入。即使在那些被认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也有一些新资本和新企业带着新的技术或工艺、新的理念或模式进来了，这些都有利于市场出清和产业创新，即使有一时的增速放缓，但经济增长的机能会随着资源错配、市场扭曲和竞争受阻的清除而得以恢复。
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与增长动力的再构建
在论及增长韧性的时候，我们粗略地分析了产业结构的变化，看到了结构变迁的一些好的迹象。从更广泛的范围来分析中国经济中那些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应该能够洞察到再平衡的大幕似乎正在开启。
不过，对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迹象应该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不要仅仅从比例数据的变化和静态的角度来简单地评价再平衡。即使从前面已经提到、也为大家最熟悉的产业结构来看，当我们为服务业加速发展而欣慰的时候，不应该忽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服务业生产率的低增长。服务业仍然不是一个全球化的行业，难以像制造业那样接受充分的国际竞争和融入全球创新体系中去，这一点也会导致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缺乏足够的活力和创新。因此，如果把从制造业主导到服务业主导简单地理解为以服务业来取代制造业，或者在服务业膨胀的同时可以让制造业萎缩，那就大谬不然了。我认为，在我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进程中，应该考虑如何为我国制造业注入新的活力。现在美国正在力推再工业化，欧洲和日本也进一步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处于这样的大背景下，可能会出现国与国之间制造业竞争加剧的情况。因此，当我国的工业化在未来趋于成熟、服务业份额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如何使服务业发展更多地推动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和全球竞争力的增强，是一个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的议题。如果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以使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速在未来较长时期都能够像过去两年那样稳定在10%左右的水平，那就可以为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注入燃烧更久、热力更大的燃料。
经济结构的再平衡还涉及消费和投资、内需和外需等等关系的再平衡。从过去一两年的数据来看，这几组关系正在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改善。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再平衡实际上存在很大争论，这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所以毫不奇怪。我认为，再平衡并不是刻意压制投资，而是要改变那种过度扭曲的状态。也许，经济学理论上所论述的消费与储蓄之间的黄金律，以及符合黄金律的平衡增长路径，在实际当中并不存在，但我国资本报酬下降意味着过度投资和过于超前的投资是严重的，而对于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而言，当前这样的消费率，即使根据估算进行大幅度上调，仍然有着较大的再平衡空间。当然，消费具有内生性，与收入分配高度相关，这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吊诡的是，提高生产率可能与轻视投资是相互矛盾的，当前对投资的轻视有可能导致未来生产率上升势头的进一步丧失。这也进一步说明，再平衡不仅仅是简单地压缩资本形成，而是要对GDP中份额中趋于缩减的资本进行更加有效的分配，配置到那些在新的情形下最有益于生产率提升的方面去，譬如从基础设施等土木建筑为主的投资，更多地流向工艺改进、流程改造、技术研发、产业链重组、新兴业务勃兴当中去。
同样，外需与内需之间的再平衡，也不是简单地放弃外需，而是不得不放弃对外需的过度依赖。目前，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对外需的依赖正在减弱，这是好事，但是也要观察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全球竞争力是否下滑。制造业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经济增速的滑落。我们不能说中国会出现同样的去制造业化的情况，但是当我们原有的竞争优势无可奈何地逐步丧失的时候，在一个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要避免去制造业化的命运，就需要实现制造业的全球竞争优势的及时转换，这样才能避免再平衡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陷阱。
以上所有的分析实际上归结为一句话：在经济结构再平衡的同时，必须要进行增长动力的再构建。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而增长动力的再构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法偷懒的工作。探讨国民经济在一个较长时间进程中的增长动力，当然应该采取供给侧视角。过去三十多年的增长，到底精确到多大程度可以分解成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升的各自贡献，在经济学界有很多争议，不过争议较少的是，过去的生产率提升主要是来自于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与前沿经济体的差距，差距导致的直接引进、效仿、学习和改良等等，使我们可以便利地进行生产率的追赶。的确，这种差距仍然存在且还比较明显，但是，当缄默知识在追赶中变得更加重要、当技术的环境敏感性在追赶中成为更大障碍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动力，需要从以前过于依赖不断加码的要素投入、过于依赖物质资本的积累利用、过于依赖外延工业化而容易实现的生产率追赶，转向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积累利用所贡献的生产率，从而内生地克服要素投入的约束和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障碍，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得以维持在一个符合逻辑的水平。这种内生增长动力的构建，一方面由再平衡的压力而逼迫，另一方面也会助益于再平衡。概括而言，我国未来的增长之路，应该是一个内生平衡增长的新轨道。
促进内生平衡增长的政策取向
转向内生平衡增长的新轨道，这在中国会自动发生吗？从过去两三年的一些积极变化来看，我们能看出朝着这个方向的迹象，但这些初步的变化远远不够，我们不能指望一切会自动发生。恰恰相反，这需要产业界和政府作出艰苦的努力，特别是政府需要对一些重大的政策取向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政府的短期宏观政策目标应该有所改变，从经济增速提振改变为经济运行稳定，以防止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以及由此引发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政府须着力推进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朝着所期望的新轨道前进。
转向经济增长的新轨道，创新的重要性将空前提高，尽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且政府对创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未来，需要更加重视分散试错型创新，因为模仿改良型创新的空间已经大为收缩。在分散试错的创新体系中，更加完善的市场机制、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政府也绝对不是无所作为。总的来说，政府应该极大地放松管制，同时应该对政府职能进行再定位，从以显性公共物品提供(如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为重点过渡到以隐性公共物品(如提供产权保护、社会信心、更加包容的教育与更加自由的基础研究等等)提供为重点。虽然政府已经开始树立这方面的意识并且已经开始某些行动，但在现实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自相矛盾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比如，政府一方面誓言取消审批，同时又将一些行业判定为产能严重过剩并进行新增产能控制等方面的严厉管制，包括政府直接控制企业产能项目的审批、左右商业银行的判断、要求商业银行不能给某些行业的企业贷款，以及对证券市场进行类似干预，划定某些行业的企业不能上市融资，等等。须知，分散试错型创新可以发生在任何行业和任何企业，传统行业和企业在活跃创新当中，也可能实现竞争优势的及时转换，从而成为全球范围内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何况放开竞争的行业哪一个不产能过剩？更具挑战的是，我们这里谈论的政府是一个宽概念的政府，实际上是指包括司法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要提供良好的隐形公共物品，还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倾斜性的产业政策不利于转向内生平衡增长的新轨道，应该被摈弃。倾斜性产业本质上是政府判定产业和企业的优先程度以及政府掌控并分配经济资源。在外延追赶阶段，精英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定一个时期的支柱产业和支柱企业，并进行重点扶持，包括将政府直接或间接掌控的资金、土地、政府信用等资源倾注其中，同时可以适度控制竞争者的数量和协调竞争者的行为，防止所谓的“过度竞争”情形出现。不过从理论上来看，随着前沿距离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政府进行定向倾斜支持的空间越来越小，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当中，我们发现产业政策的正面效果很差而负面后果更多，其中一个负面后果就是严重失衡和竞争不公的出现。要转向内生平衡增长的新轨道，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身份应该改变，应该从过去的倾斜支持型政府转变为竞争中立型政府，从特惠型政府转变为普惠型政府。身份的转变，不但会导致政府权力的丧失，特别是自由裁量权的丧失，会要求政府显著地减少对资源的掌控和配置，还会将产业界的激烈竞争，有时会是恶劣的竞争，带到政府面前，让政府感受到传统语境中所谓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之苦，这些对政府都将是严峻的考验。
政府还需要建立更加顺畅的商业活动进入与退出机制。近一两年，商业活动的进入机制已经有了较大的改革，企业注册设立和年检制度都变得更加自由和更加便利，同时政府还建立了企业有关信息的公开制度，这非常有助于企业透明度的提升和诚信守法环境的形成。这项改革成果需要进一步巩固。这一两年企业退出有明显增加，但这些退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处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后遗症，而正常化的商业活动退出机制远未形成。如果没有顺畅的退出机制，资源就会耗费在拖累生产率提升的那些经济活动中，这对于转入经济增长的新轨道自然是不利的。特别是大量的国有企业受到或明或暗的各种庇护和资源倾注，以及还保留了一些计划经济的遗产，导致退出非常困难，即使那些长期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也难以关闭和出售重组。因此未来几年必须要加快清理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应该取消，计划经济留下来的遗产应该清除，各种“父爱政策”和拖延战术应该停止。即使是民营企业，如果规模大到一定程度，退出机制也会受到很大扭曲，不但企业会俘获绑架政府，政府也会因一时的税收和社会稳定之虑而采取不当的庇护政策。要改变这些状况，需要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
总之，转向内生平衡增长的新轨道，并不是一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是一件种瓜得瓜、挖渠得水的事情。清晰的政策取向可以成为转向新轨道的助推剂。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不代表其所在单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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