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或成新多边主义起点

基辛格在他的新文《中美关系的阻力与动力》中说，“‘国际社会’是一个热点词汇，然而所谓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因为世界上的不同地区遵循不同的组织原则，追求不同的目标。”

这一观点尽管带着老成持重的愤世嫉俗，但却是国际政治的一个现实写照，形成这一局面的根源之一是美国的不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由于内外因素的羁绊---更多是国内问题，开始在口头上坚持、行动上怠慢其在世界上的责任和义务，变得越来越不像一个超级大国。

从来没有哪一任美国总统像巴拉克·奥巴马这样在国内权力斗争的泥沼中苦苦挣扎。为了推动政府的改革计划在历史上留下青名，他绕开国会行使权力，为此受到国会的严厉抵制和朝野的激烈非议。另一个代价是：国际上的事，“去他的吧”；美国的领导力、行动力，“说说得了”。

基辛格观察到的“不同地区遵循不同原则追求不同目标”现象在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上得到了鲜明体现。峰会以在反恐、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丰富成果昭告世界，成员国要按自己的框架、规则、思路、脉络营造自己的安全与繁荣。他们用了将近20年时间学习借鉴源自西方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运营模式，在2014年完成了根据所在地区特点确立自身发展模式的转折。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国际歌》的这句歌词在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新的诠释。当一个虚弱的美国“横空出世”，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便会自行其是、各求其所，这是正常规律。从欧洲到中东，从非洲到拉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以空前的热度自主强调自身能力建设和区域合作功能，美国强权行动力的丧失正在转换为国际上不同方向不同组织行动力的加强。

这样的变化究竟将导致全球体系的新生还是崩溃、国际安全的强化还是失序，不能草率作答、一概而论。

战后国际体系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最先进、最合理、最有效的国际体系，它以联合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支柱，各种区域、次区域和小多边的机制和组织为补充，多边外交的力量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擅长制度设计的美国对此功不可没，其他国家学之有道。

没有哪个正常国家想打破现行国际体系、颠覆多边主义，他们要做的是正视现实，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在多样化的选择中扩大自身战略空间、保持自身安全系数、增加自身繁荣指数。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身影最引人注目。这个全球最为显赫的上升大国经过多年学习、积累和探索，对多边主义的运用日臻娴熟。中国正在积极发挥自己作为陆海大国的地缘优势和不断增长的投资能力，加紧编织自己能够说了算的合作网络---西有上合组织，东有“东盟+1、+3”合作，在发展中世界有金砖集团、亚信峰会，它们加起来正以卓然之势牵动战后国际体系的改良和调整。

习近平无疑是刚刚结束的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的主角。这位中国改革和进取精神的代言人在会上倡导中国主张、推进中国方案、施展中国魅力，引导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进入务实建设新阶段，与中亚邻国共同创新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模式，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和新型工业化进程，实现了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扩大人文交流合作的与会目标。

上合组织扩员原则经杜尚别峰会讨论通过。这个区域性机制可望在不远的将来吸纳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等国，从而真正成为亚欧大陆不可忽视的建构性力量。

杜尚别峰会期间，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2014年内的第四次会晤，之后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元首首次举行了三边会晤。这就发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地缘政治信号。

长期以来，战略互信不足的俄罗斯（前苏联）与中国在夹在她们中间的内陆国蒙古展开影响力的争夺，蒙古则为避免受制于两国而放眼西方积极寻找“第三邻国”。正各自受到美国西方战略压力的中俄两国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对蒙政策协调，蒙古因此找到了其蒙昧以求的战略“舒适度”，决定回归地缘政治“本位”。

以空前良好的中俄关系为基础，借用多边主义的力量，一个横跨亚欧大陆连片发展的战略协调共赢模式初步确立，这很可能将是人们若干年后回看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时给出的定性。

在这个世界上，谁能作繁荣与安全的提供者，谁的身边就会聚拢起朋友圈，这是国际政治铁一般的规律。现实世界战略和安全利益的多元化趋势显而易见，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充当唯一的繁荣与安全提供者，因此围绕不同的提供者存在不同的“朋友圈”，彼此又相交叠，冷战时期那种两大“朋友圈”对峙对抗，中间灰色地带沦为霸权战争泥潭的历史不可复制，也不应再现。

美国应该正视并且乐见这样的趋势，在新型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中反思自己的作用。如果她不能再单独向国际社会成员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安全保证和发展援助，又何必费心阻挡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以正常正当方式扩大影响，只要其所作所为不以削弱、终结美国的实力地位为目的。

中国正在重新发现多边主义的价值，尝试改变多边外交在原先对外战略中相对于双边关系的从属性，赋予其与国别外交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势将为加速中国成长为亚洲乃至世界繁荣与安全提供者的进程。

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开始投身多边外交、领悟多边主义，是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身为战胜国却遭战败国之辱的沉痛经历将中国从“世界大同”的天真中打醒，“憬觉环境之种种幻想，一无足依赖，所可依赖者，惟我自身耳”（梁启超：《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但也由此开始刻划一些人思维习惯的偏激性。当中国日益成长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强国，开始作世界繁荣与安全的提供者，必须深刻理解自己身上承担的使命，警惕和抵御帝国意识和排他思维的侵袭。

狭隘、庸俗地理解中国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区域机制，将其舆论裹挟为针对第三方的战略联盟，无助于中国多边外交的长远健康发展，更会导致严重误判。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主编周兆呈在参加东盟新闻代表团参访中国后，在他的微信群中发出感叹：“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并向区域渗透，为地区国家提供多样化的新体验。区域对于这样的“新常态”需要适应、接受并熟悉，才能分享其中的便利和机会，适应和磨合是必经的过程。”

周先生言之有理，不过也有补充余地：如果美国这个老牌的繁荣与安全提供者能够同中国这样的新的繁荣与安全提供者加强协商合作，以多元、复合的方式完善全球体系，世界的未来一定比现在人们所能预想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