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2014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暨城市蓝皮书No.7发布会”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
特大城市在国家进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本年度蓝皮书的主题为“聚焦特大城市治理”。为便于对国际国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人员选择国际上普遍使用的特大城市规模范畴，即以城区人口100万的标准进行研究。
“中国特大城市具有数量不断增加、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就业贡献不断提高、建设水平相对较高等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业强说，但是中国特大城市发展也存在诸如二元结构加剧、空气质量较差、交通拥堵、房价上涨过快、城市脆弱性突出等问题。
“特大城市的建设、发展、治理具有极大的复杂性、艰巨性，也有示范性，是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特大城市的健康发展、特大城市的价值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治理、发展和建设当中，在国家进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牛文元认为，中央关于城市发展的政策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一个国家的振兴、实力的提升要靠所有城市与农村的共同努力，其中特大城市则要担负更大的担子，承担更大的战略责任。
特大城市治理需要理论新突破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特大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节点。“毫无疑问，从政治意义、文化意义上来说，特大城市治理的地位举足轻重。”
“现阶段，中国特大城市发展具有两个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晋保平说，一是特大城市与城市群、特大城市与城市所在地的区域腹地日益融合、联动发展；二是特大城市作为日益复杂的巨型系统，其内部功能的复杂性、复合性等日益凸显，城市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及治理结构等一些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互相关联。
“面对新特点，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已不能有效地应对特大城市发展趋势，因此，特大城市的有效治理还需要学术界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新突破。”晋保平认为，“突破”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特大城市的功能定位要有紧迫的认识；二是在特大城市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的治理方面要转变思路；三是在特大城市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方面，要改变长期以来单纯用末端治理、工程治理、行政性治理的传统思路，构建前端治理、过程治理、生态治理的新模式和新机制，并逐步探索区域联防联控的合作机制；四是构建全新的特大城市安全风险防范及其治理体系；五是进一步加强和重视城市文化建设。
蓝皮书认为，加强特大城市治理需要战略视野、全局意识、综合手段和针对性举措，要坚持“科学评估、市场主导、政府调控、综合配套、多元共治、多措并举”的方针。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认为，特大城市的治理具有不同的含义。要进行综合治理，包括经济治理、高房价治理、环境治理、社会治理、交通治理等。要进行多元治理，不单是政府治理，还要有社会和民众的参与，治理路径、治理措施应该是多元化的。要进行差别治理，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的治理措施不一样，同等人口规模的城市治理也应该不一样。
调动多种力量治理“城市病”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大城市病的高发期，主要原因在于发展过快，聚集过度，扩散不足形成了‘肥胖’。此外，伴随着新的特大城市的产生，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又不断扩大。所以加强特大城市的治理迫切而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助理宋迎昌说，如果特大城市治理不好，不仅会使我们的城镇化建设进入“死胡同”，也会延误我国现代化进程。
所谓“城市病”或“大城市病”，实际上就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各个部分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一些负面效应，并在某些方面出现严重的不良症状。
通过对伦敦、墨西哥城和新加坡三大城市的“城市病”及其治理过程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认为，治理“城市病”不是几项简单措施就能解决的，需要充分调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法律和行政等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并长期持续下去。“城市病”也并非不治之症，只要方法有力得当，完全可以治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林家彬认为，中国的城市病有自身的一些特点，虽然在现象上跟其他国家的大城市病基本一样，但形成机理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中国特有的体制和机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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