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16日，G20首脑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笔者受邀参加本次G20峰会并参与承办了其中唯一场预热峰会，在会场内外充分感受到中国日益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同时，也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在本次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20国领导人共同声明》先后宣布，中国将主办2016年G20峰会。为此，中国智库如何在G20平台上作用于国家形象与大国外交，政府如何创造条件激发智库的进一步贡献，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2016年G20峰会，是中国继APEC之后又一次承办的大型国际政治峰会，将再次展现大国风范。笔者希望能够透过G20峰会亲历，总结中国智库的经验与教训，以期对未来两年中国的G20筹办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G20预热峰会：中国思想贡献太少
11月13日－14日，G20峰会前唯一一场主题为“加强全球增长”的预热峰会(pre-summit conference)，由国际商会(ICC)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各一家智库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承办此类峰会的首家中国智库。这场论坛相当重要，一天半的会议共约20位全球演讲者，包括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国际商会(ICC)主席麦格劳、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等重量级嘉宾，主办方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美国等多名重量级官员或学者也到场倾听看法。可见，各国均很重视这场会议。
相比之下，中国的声音与力量却少得多。除了由我院代表团四位演讲嘉宾(前中国银行副行长、ICC执行理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庞中英以及笔者本人)外，在场的中国官员、学者或相关人士相当少。
事实上，中国官方未尝不知这场会议的议程，因为当天晚宴约600人参加，就是由中国某国企独家赞助，该国企从国内还派出副总裁级别的领导到场致辞，从北京派遣了数十位代表参加晚宴。晚宴上，澳大利亚内阁成员、州长、市长悉数出席，可谓中国出价不菲。但正如一位通晓中国国情的加拿大学者在席间与学者耳语：其实国际社会更希望能够与中国人交流思想，当然，中国人很有钱，愿意多出钱，国际社会也很乐意，只是思想的营养更高。
听到这段话时，笔者汗颜。这些年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腰包鼓起来，但形象却渐渐“土豪化”。让国际社会看重的，是中国人的钱，这是中国人的一种骄傲，却又是中国人的另一悲哀。中国参与世界的建设，不只是钱，更应是思想。国际社会希望得到的，不只是中国人的钱，更是中国人的思想。
在15-16日，G20峰会唯一能让非官方代表团的人员进入的媒体中心，这种中国思想的欠缺感同样存在。在能容纳上千的大会场，各国记者、学者、社会活动人士均相当活跃，尤其是智库人士，纷纷积极运筹，希望在这个全球20个最重要国家首脑聚会的场合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事实也是这样，在《20国领导人共同声明》中还特别感谢了B20(Business 20，20国商务组织)、L20(Labour 20，20国劳工组织)、T20(20国智库组织)、Y20(Young 20，20国青年组织)等非政府机构。遗憾的是，中国人或机构在这些组织中很难找到代表性的身影。
G20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国协调机制，是国际金融治理与改革的最关键平台，中国人不能失声，中国智库更不能缺席。作为人大重阳的执行负责人，最初笔者想放弃这次承办邀请，一则考虑到路途遥远，出国审批程度复杂，二则外事经验不足，多少有一点怯场，但真正到了G20现场后，发现人大重阳是唯一如此活跃的中国非官方机构，暗暗庆幸又有些后怕：如果我们也没来的话呢？
G20峰会，中国挑战已经开始
2014年G20峰会最大悬念就是，土耳其主办2015年G20峰会后，谁将主办2016年G20？2011年法国G20峰会后的共同声明，明确了此后四年的主办地分别是墨西哥、俄罗斯、澳大利亚与土耳其，其中谈到“2015年之后G20的主席国将由轮值地区选举产生，首先由亚洲小组开始，包括中国、印尼、日本和韩国”。
“2016年主办G20峰会”的建议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陈雨露教授提出。2013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国智库研讨会”，对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治理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了全球第一份G20智库共同声明，提及G20机制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何延续这个国际治理机制，需要有一个拥有充分感召力、粘合力的国家敢于担当延续G20的国际责任。为此，陈雨露教授递送“建议我主办G20首脑峰会拓展国家利益”的内参报告，并于2014年4月先后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刊发文章，阐述G20对世界治理与中国发展的意义。该建议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
中国是否能成为2016年G20主办国，日本是最大的竞争对手。根据2011年法国G20峰会后的共同声明，此后四年的主办地分别是墨西哥、俄罗斯、澳大利亚与土耳其，其中谈到“2015年之后G20的主席国将由轮值地区选举产生，首先由亚洲小组开始，包括中国、印尼、日本和韩国”。为此，2014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第二届20国智库研讨会，推出中国首份G20智库报告，正式建立全球第一个G20智库合作年会机制，再次通过第二份20国智库共同声明，支持2016年中国主办G20峰会，在全球智库圈奠定舆论基础。此次布里斯班G20峰会后，中国被确认为承办自2014年APEC会议以来全球领导人盛会的东道国，这也意味着中国人民大学关于“中国积极申办2016年G20峰会”的智库建议最终变成了现实。
但是，作为这个进程的参与者，笔者的焦虑一点都不比喜悦更少。G20机制没有秘书处，实行的“三架马车”制度，即当年举办国与前一届东道国、后一届东道国共同承当。这就意味着虽然中国在两年后才承办G20峰会，但中国的G20峰会筹备工作已经开始。
在布里斯班预热峰会，在笔者演讲后的两个小时，国际政治学教授出身的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在同一个讲台上脱稿侃侃而谈了70多分钟，直面目前G20机制出现的诸多困难，谈到2015年G20由土耳其主办将把重心“放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经济融合以及关注穷国利益”等诸多要点，内容非常打动人。会后笔者特意上前向他询问，达乌特奥卢总理透露，土耳其很重视这场会议，已筹备了许多年。那么，G20的峰会，中国两年时间的筹备够吗？
从这个程度上讲，人大重阳连续两年承办G20智库研讨会，并牵头主编的《谁来治理新世界》的G20论文集，以及出版了中国首部G20智库蓝皮书《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但这些尝试还远远不够。关于G20的筹备，中国智库需要做的更多。
办2016年G20，中国经验不应只在会务
在澳大利亚主办的G20会议开始前几天，中国刚主办完APEC会议。北京“上善若水”的表演秀、雁栖湖的美景、“APEC蓝”都给了世界巨大好感。一到布里斯班，当地G20工作人员就说，中国人太了不起，我们办会一直在拼命学习中国，但肯定赶不上北京的水平。果然，当G20峰会第一场首脑午宴是澳式烧烤时，澳大利亚网络上一片吐槽声。有的说：人家刚在北京吃完精致国宴，到咱们这儿来就吃烧烤，太寒碜了。但另一方面，G20的内容却是实实在在的，澳总理阿博特屡屡出现在其他大国及各类矛盾的斡旋位置，澳大利亚的大国形象得到了空前的凸显。可见，一场成功的会议，不能只在于会务的高超水平，更在于要有实质性的内容，以及获取国家利益与塑造国家形象的能力。
对于2016年G20峰会，许多国家代表都在表达这样的期待。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副总裁车斗铉对笔者说，G20各成员国在寻求真正的经济合作方式时，关注减轻战略不信任和猜疑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借其独特性可以成为连接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考虑到中国与G20其他亚太成员国(如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印度)的双边经济关系，中国还可以通过连接该地区国家成为全球合作的“最佳实践案例”。
来自法国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董事及创办人马克•乌赞表示，美国霸权实力逐渐衰退之后，世界进入了多极化格局，这是一种全新的国际金融格局。这意味着，国际金融关系将不再以美欧为中心，而是包括巴西、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内的新旧经济体之间的G20融合格局。然而，正如美国和欧洲之前很难接受日本崛起成为经济大国一样，它们对于新兴国家的崛起同样担忧，但世界开始渐渐适应中国崛起。
从这个角度看，筹办G20峰会，中国智库需要出的主意是，抓住G20的机遇，为决策者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撑，既借鉴别国经验，又勇于创新，通过议题设置、成果文件、会议议程等，牢牢把握会议主动权，通过此次办会过程，增加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领域的话语权，提升我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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