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中国崛起，呼唤着本土的现代智库。现行科研体制对于我国智库建设形成了制度性障碍，严重地制约着现代智库的发展成长。
首先，学科划分与分工体制制约智库人才成长。我国现行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体制最早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急需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的产物。由此形成科研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学科划分与分工，是一种典型的“强化体制”，即为在短时间内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搞上去和培养研究队伍，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行了细致的学科划分以及专业分工，研究人员被限定在一个相对专门和狭小的研究范围内，对某些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这种体制有历史合理性，但其问题也很明显，这就是研究人员知识单一、眼界狭窄，好像工厂生产线上的操作工。他们大多具有一定专门知识和技能，但对于重大的社会实际问题缺乏完整的认识能力，缺乏独立研究重要现实问题的能力。这种体制下的科研成果也有一定价值，但往往是“片面深刻”，对于普通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和知识积累也许有意义的，但却无法达到现代智库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要求。这种体制也是造成当下我国学术界缺乏全面人才，缺少所谓“大家”、“大师”的一个原因。
其次，科研“大锅饭”不利于形成有效激励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任何事业、任何组织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企业制度，甚至公务员制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惟独“事业单位”体制没有实质性改革，基本还是“大锅饭”体制。从科研角度看，研究机构乃至高校、党校产出的研究成果的标志就是“发表”。任何论文、著述一经发表、出版即被认定为“科研成果”，就算完成了任务，作者就可以受聘、评职称了。这就好比一个企业所有的产品都有人照单全收，设想这样的企业还能做出好产品吗？这种体制下产出的科研产品与现代智库产品有着本质区别，主要服务于政府和企业的现代智库的研究课题一般会有明确的委托方，产品则由委托方收购。换言之，智库产品是有标准的，标准就要达到委托方的要求。而我国现行科研体制下的产品基本上是没有标准的，公开发表的成果是公共产品，没有明确的服务对象，被交给了“社会”、交给了“历史”。如果说到标准，那也就是某个编辑认为可以发表，就成其为“科研成果”了。这显然也是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数量多而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第三，学术评价体系不适用于智库研究。评价体系是“指挥棒”引导着评价对象研究工作的取向与方向。评价体系应是客观的，而客观性来自现实和实际应用。从科研产品角度看，评价应来自采用者、消费者。但我国现行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自设的，是一群人自己评价自己。这种“学术圈子”内部的封闭评价隔膜于社会、脱离实际，自然注重自设的“理论性”、“学术性”。这种评价体系引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以服务学生为主要功能的，而现代智库是以服务政府和企业为主的，研究成果以解决现实问题方案为主，更多地是在制订政策草案、制度和法律方案。
因此，推进中国智库建设首先还是要从制度改变和体制创新入手。▲(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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