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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专家:《全球智库报告》权威性难以服众

发布时间: 2015-02-06 10:07:13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崔玉军    责任编辑: 张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

    从根本上讲,智库评价不能代替智库建设。《全球智库报告》对我们的意义不在于中国有哪些智库入榜、排名如何,而在于提高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群体的关注。

    2015年1月22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发布其2014年度《全球智库报告》,这是该项目自2007年起连续发布的第8次年度报告,其负责人为世界知名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甘博士。《全球智库报告》除了分析各地区智库发展动态、特点和趋势之外,还发布本年度各国智库数量和智库影响力排名。根据该报告,2014年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仍居世界之首。中国以429家位列第二。本年度设有49项排名类别,其中中国在“全球前150强”中有7家智库入选,在“中印日韩四国前50强”中有15家上榜。

尽管“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发布年度《全球智库报告》已经多年,但大陆媒体却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这一活动。2013年度报告发布之后,尤其受到许多主流媒体的高度赞扬,被称为“权威性和公信度受到业内外认可”。2014年度报告发布之后,更被誉为“根据科学系统的标准,通过相对客观公正的研究方法,形成评定结果”,是“全球顶级智库排名”等,然而媒体的上述说法似乎言过其实了。

    以中国智库为例推算标准显纰漏

    《全球智库报告》的权威性并未得到认可,至少在西方智库研究界如此。从下文可以看出,其排名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有不少瑕疵。下面我们以本年度报告为例,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本年度报告,2014年参与排名的智库有7种,除了自主和独立性智库之外,准独立、准政府以及政府、政党、大学和企业下属智库均在其列。2014年的排行名单中出现的一些“非独立性智库”如大学下属智库和党政智库也验证了这一收录标准。不过按照这个宽泛的标准,中国的智库数量远不止报告中说的429家。

  《全球智库报告》没有列出各国智库的名单,无从知道这429家智库都有哪些,但可以根据其标准来大致推算一下。先说高校智库,根据教育部“2014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14年7月,全国高等学校(不含独立学院)共计2542所。按照该报告的标准,如果这些高校平均各有一家下设智库的话,那么单就高校系统的智库来说,就已经超过2500家;该报告还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作为单独的智库实体参加排名,如果以此标准,全国30多个地方社会科学院每家平均至少有6家这样的二级机构的话,那么单就我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智库就已经超过200家;此外,中央党政部门、部委及34个省级行政区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及地方党校,最少也要有接近或超过200家。如果再加上全国企业下属的研究中心及诸多民间智库,中国智库应该超过3000家。在国外,学界对智库有较为严格的定义,一般指的是那些非政府、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按照这一标准,上述3000多家未必就是中国智库的实际数量。但这一数字是按照《全球智库报告》规定的标准推算出来的,这一巨大的差距恰恰说明,该报告在统计中国智库实际规模方面存在明显的纰漏。

  智库评价过程不规范 排名公信力令人忧

  智库评价一般有定量和定性分析两种方法。定量分析是指以一些易于公开获取且可计量的表现或活动如出版物数量、媒体引用、网站访问量等指标作为评价依据,这种方法评价的是智库的单项活动而非整体,客观性较强,但学界对这些指标能否反映出智库的影响力并无共识;尽管《全球智库报告》提出了系列量化指标,但其排名采用的却是定性分析中的专家评议方法,即基于评选专家本人的主观感觉和印象,根据他们的投票情况来确定各家智库的名次。这种方法较能体现智库的知名度,但在评价过程中一定要严格质量控制,否则就极有可能出现表现一般的智库上榜而表现优秀的智库落榜的现象。

  比如说,评选专家的甄选就很关键。政策制定是多因素的和非线性的的过程,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一项政策最终出台不但可能历时数年,而且有多个行为者参与其中。作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员,智库产品(观念)从提出到是否以及何时进入决策过程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参与智库评价的专家不但要具备相当的专业能力和视野,还要对其所评价的智库及其参与政策制定的表现有深度的了解。专家意见是智库排名的关键,选择什么样的专家以及怎样选择(如专业、地域的均衡分布)直接关系到排名结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国外有不少学者和机构也在开展智库评选工作,其中较早运用专家评议法进行智库评价的是英国的《前景》(Prospect)杂志。该机构的排名活动始于2001年,评价对象为自己申请参加评选的欧美智库。其具体做法是,评选专家小组首先从申请参评的智库中确定候选名单,然后经过多次会商讨论,最后评出年度最佳,并对胜出者和候选智库有简要的点评说明。重要的是,评选专家是来自银行界、新闻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国会议员和智库主管等,其名单和身份全部公开,为公众所熟悉,其评选结果也得到广泛的认可。

  与《前景》杂志相比,“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的智库评价活动不但规模宏大,而且更加复杂。《全球智库报告》有着严密周详的评选标准,2014年的标准含有4个指标体系和28项标准,评选项目多达49类,且每个项目入榜智库从25家到150家不等。评选专家队伍也非常庞大,由19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教师、管理人员、新闻记者、决策者等组成。对于这种多人参与的跨地区、跨国家、跨文化、跨专业的全球性大型智库评价活动,评选标准和程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与评选专家相关的两个问题,即专家及专家数量在区域和专业领域方面的均衡性。

  然而,“智库与公民社会” 项目的智库评选最大的设计缺陷恰恰就出在专家问题上,不公布专家的身份,公众不知道哪些专家参加了哪些项目的评选。在项目主持麦甘博士致评选专家小组成员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他明确告诉这些评选专家,“你的选择和排名将被严加保密”。对于一个1900多人的庞大的评选队伍而言,公开透明的制度都未必能预防某些专家作弊,而在保密的承诺下,如何保证这些专家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弄虚作假?

  在上述电子邮件中,麦甘还向评议专家提议,“如果你没有时间为所有智库排名,那就花上几分钟为你所在的地区或你的专业领域的智库排一下名。”这种随意的评选要求说明该项目在质量控制方面太过草率。在这种情况下,得票的多寡不是依据智库的表现,而在于评选专家有无时间。通过这样一种机制评选出来的榜单,能有多大的公信力?此外还有许多问题,比如说,由于排名类别众多,为公平起见,项目组如何做到各国家、各地区、各专业的专家有合比例的配置?再比如说,由于是全球性评价,这些专家还要了解本国、本地区、本专业之外的智库情况。对这些问题,项目组应该有合理的方法来解决并让公众知晓。可惜的是我们没见到这方面的说明。

    媒体评价参差不齐“权威”地位尚待商榷

  《全球智库报告》在国外基本上没有媒体关注,倒是有许多学者对其排名方法、类别设置、专家选择等方面提出质疑。在国内,也有部分学者数次撰文指出该报告的不足。尽管有很多学者和媒体仍认为《全球智库报告》是“国际上最权威的智库研究”、是“反映全球智库表现和综合影响力的国际风向标”,但我们上面的分析论证已充分说明,《全球智库报告》距离“权威”二字尚有相当大的距离。

  从根本上讲,智库评价不能代替智库建设。《全球智库报告》对我们的意义不在于中国有哪些智库入榜、排名如何,而在于提高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群体的关注。当今,中国智库发展正处在最好的起点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积极研究国外在智库的机构管理、制度建设和课题开发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契机,探索中国国情下中国特色智库发展的新路子,不断提高中国特色智库服务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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